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犹太大英帝国制造大饥荒之后，又通过土改把原来穆斯林家族地主换成印度教高种姓家族，因为莫卧尔帝国是归化穆斯林的蒙古人创立的。虽然理论上，东印度公司只是莫卧儿帝国的摄政王，但莫卧尔帝国当时只剩下虚名而已。

1776年，哈斯丁斯总督召集一批梵文学者（pandits）编纂一部印度教律法（Code of Gentoo Laws）。哈尔赫德(N.B.Halhed) 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这些学者首先从各种梵文原著中逐句摘出有关某个议题的法律条文，但由于那时还没有英国人会梵语，他们又将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波斯语，再由哈尔赫德本人从波斯语翻译为英语。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威廉，琼斯爵士(William Jones)学会了梵语并展开了东方学研究, 英国人得以了解印度整个古代史。

为了推行印度教律法，英国人使得婆罗门编写的文献优于其他种姓的地区性文献，并赋予婆罗门法律学者空前重要的决策权。直到1864年，婆罗门还被视作法庭的“裁决者”。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早些时期婆罗门政治权力的增长，导致了印度法律的“婆罗门化”(Brahmanization)。 由于英国判例法的引进，印度的法律程序被进一步改造。从此，以调解和舆论为基础的传统程序被取缔，在判决前按照判例法援引从前的案例作为参照的程序取而代之。

此外康沃利斯总督给予东印度公司职员极高的薪酬与足够的津贴，使当时已被禁止从事私人贸易的公司职员享有一个清廉公正的名声。最后一项改革是韦尔斯利(Wellesley, 1798-1805年在位)总督于1802年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专为即将上任的职员教授印度语言的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同时，也就是180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英格兰黑利伯里(Haileybury) 建立了一所为年轻公务员提供入门通识教育的大学，要求他们在去往印度之前在此接受两年的培训。

这些改革措施建立了印度统治体系闻名于世的“钢铁构架”，英国人甚至许多印度人都引以为豪的印度文官制度(The Indian Civil Service)。1854年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革，公务员的任命不再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名，而须通过统一文官考试选拔，这一行政制度一直延续到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结束之后。

最后当然不能遗漏一支强大的军队。最初英国驱逐法国人、推翻孟加拉纳瓦布需要的仅是很少的军事力量。然而，对于保卫孟加拉及随后征服整个印度来说这就远远不够了。一支能够胜任以上任务的军队不可能仅仅由为数不多的欧洲人组成，况且他们的薪水也是军队沉重的负担。因此，普拉西战役之后，克莱武为公司招募了大量印度士兵，他们被称为“西帕依”(sepoys,来自波斯语sipahi), 即印度土兵。哈斯丁斯总督以不可靠为由拒绝接收那些曾效力于纳瓦布的士兵，他招募的土兵主要来自恒河平原上从奥德到比哈尔地区的高种姓农民，如拉其普特人和婆罗门。18世纪末19世纪初，军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印度的军队人数从1789年的10万增至15.5万(包括骑兵与步兵)，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欧式常备军。

到1800年，新的政治秩序已经奠定了基础。哈斯丁斯的改革计划被拉迪卡辛哈(Radhika Singha)称为“法制专制”(a despotism of law)，而新的东方学研究让印度人得以在新视角下审视自己的历史。从印度教寺庙的管理到对刑法的认知，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规则的限制，丧失了先前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英国人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军队。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国家的管辖范围非常广，从对武力的垄断到支配各种资源的能力无所不包，令印度人眼界大开。

但上述的体制建立还只是表明，核心的印度传统家庭观念与信仰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统治方便，他们用印度教的高种姓代替穆斯林地主，但传统家庭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故此，印度人的凝聚力不散，对暴政也是反抗不断。

改造印度人的信仰与当初在欧洲改造基督信仰一样，对英犹来说是非常迫切的。1835年，麦考莱在他的《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中表达了他的看法：英国人的使命不只是创造一个能够熟练运用英语的印度人阶层以协助统治印度，更是要创造“在品位、观点、道德观和智力等各方面与英国人别无二致的印度人阶层”。虽然在不久的将来，但假以时日必可成功。到那个时候，被改造过的印度将会取得独立，但它将会成为“一个拥有英国的艺术和道德观、英国文学和法律的不朽的帝国”。简单来说就是把印度人改造成新人类，高种姓拥抱高利贷资本主义模式，帮助英犹压榨底层人民。

19世纪30年代，仅在加尔各答就有几千名印度人学习英语。然而，他们中很少人愿意完全接受麦考莱等人的观点，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们自己文化的极大否定。接受麦考莱观点的人中最著名的是印度学院的“青年孟加拉人”(Young Bengal)团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迪洛吉奥(Henry Louis Vivian Derozio, 1809- 1831年)也与这一团体有关联。这些年轻人吃牛肉、喝威士忌以示叛逆，他们嘲笑“非理性”的印度教习俗;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迪洛吉奥自己，甚至皈依了基督教。

这就是英国人的困局。虽然19 世纪初, 当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已臻完成, 作为一个固守传统秩序、相对静止且精神上自满自足的国家, 印度的宗教传统在经历了千百年来种种巨大的、灾难性的历史变故之后, 依然根深枝茂地存活了下来。在这一悠久而深厚的文明面前, 西方文化的仅仅是短时间的进入、偶然的冲击和浅层次的影响, 是远不足以撼动它的根基并改变它的面貌的。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之下, 唯有当印度文化本身产生了比较全面和彻底的自我否定, 这才能构成印度由传统社会向世俗化方向转型的真实开端。否则, 即使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也有可能被淹没在印度无所不包的“大梵”精神之中, 成为印度文化的又一个新的变种，就象以前印度历史上对异域文化加以同化的屡见不鲜的情况一样。

当英国占领印度后, 印度人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世俗文化已谈不上多少自尊了。他们现在能够引以为自豪的, 主要就是自己的传统宗教文化。1784年哈斯丁斯总督创立孟加拉的“亚细亚学会”(Asiatic Society)，在威廉.琼斯的领导下成立，致力于研究有关宗教和宇宙哲学的印度古代典籍。为了详细阐述印度历史，英国学者与印度的梵语学者密切合作，受益良多。当时，他们对印度的研究已远远超过了对欧洲国家的研究。

他们发现印度与欧洲同属于雅利安语系统。这一纽带将印度和欧洲紧密地联系起来。琼斯指出，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存在着非偶然的相似性，他认为，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一个分布广泛的语系即现在所说的“印欧语系”(Indo-European)。早在史前时期，印欧语系已从中亚发展起来并向外传播。更概括地讲，琼斯及他的后继者使印度教成为伟大的宗教、古代智慧的宝库，同时也赋予印度与希腊、罗马比肩的辉煌的历史。19世纪初的考古发现进一步确立了古代印度的辉煌。例如，对婆罗米文字(Brahmi script)的解读揭示了包括孔雀王朝在内的很长一段时间，佛教在印度占有优势地位。普遍认为阿育王的统治是亲善而非暴力的，在20世纪更被甘地民族主义者广为称颂。

阿育王石柱

加上十九世纪初, 一些德国宗教学家(如马克斯·穆勒、施莱格尔兄弟等) 的发掘、研究介绍工作, 使印度古代宗教与哲学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些发现更是大大加强印度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豪与热爱。

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人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东方学学者对印度文明的赞赏日渐式微。几年之后，琼斯强调的同源语言间的联系渐渐被生物学的人种理论取代。这一理论认为印度的雅利安人后裔由于数世纪与印度的原住民通婚，他们的雅利安血统所剩无几，与他们的欧洲“表亲”的距离越来越远。

当时英犹的难题是在印度没有能力发动列宁式的暴力革命，杀人杀到信为止。虽然也用上饥荒与土改手段，但毕竟欧洲人太少，最后还是需要印度教的高种姓来帮助管治，而高种姓制度，天然维护传统家庭观念，多子多福，凝聚力非常强，对犹太人要求的全面管治非常不利。因此在欧洲用新教蚕食基督教模式是英国人唯一选择。

被西方誉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姆·莫汉·罗易(Ram Mohan Roy, 1772- 1833 年)就走上前台。罗易接受过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教育。于18，19 世纪之交在东印度公司公职多年。在印度的大资本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为首的泰戈尔家族的支持下，1828 年建立一个革新的印度教宗教社团——梵杜。需要强调一点是泰戈尔家族是英国殖民地政府扶持起来的高种姓家族。梵社的成立可视为印度近代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但在罗易去世之后, 梵社经历了接近10年的相对沉寂期。

罗易为"梵社"制订了一系列的信仰和行动的准则。他要求建立摆脱各种清规戒律的"真正宗教"，主张只崇拜一个无定形的真神，宣称神是永恒的、始终不变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他指出，神是属于所有生物的，没有种姓、名位或财产、变迁、失望、痛苦和死亡的区别。实际上，罗易是要把神从印度教中当作人格性实体的理想实体改变为一种理性的对象，一种理性的实体，从而把神(人格性实体）的否定和神(理性实体）的肯定结合起来。这就是罗易偷天换日的方式。

罗易认为，宇宙万有的"终极原因"是我们不能描述的"最高实在"或梵。这个"最高实在"也就是非人格化的神。他说，"最高实在"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它的生成是不能被理解的。

罗易承认"终极原因" ("第一原因")的梵或神的存在外，在他看来，没有神，世界是不能存在而且没有价值的，但是没有世界，神同样也是不可能存在和没有价值的。对此，罗易论证说："梵或神依存于它所拥有的物质世界，同样，物质世界也是依存于梵或神的，一个梵或神离开了物质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罗易认为梵依存于物质世界，梵只是作为一个外在的"第一因"或"目的因"而存在，它并不干预现象世界的过程。物质世界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其发展是由"自然规律"控制的，即它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他说："某些感性现象的原因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无知的……把这种原因解释成某种与自然界的规律不相适应的力量都是无能为力的。

这就为人影响梵打下理论基础，也就是人定胜天的基础。

为此，罗易也祭出“托古改制”大招。正统印度教的多神论、偶像崇拜、种姓制度、种种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等, 并不是直接源出于最古的《吠陀》本集, 而是源出于吠陀以后的梵书、森林书、经书、法论等。正统印度教认为这些经典都是直接的神启,。罗易的策略是彻底地返回到最原本的印度教经典, 而有选择性地抛弃后来的、为人们制定了确定单义的信条与规范的典籍。

吠陀

罗易把源于西方的理性原则引进宗教, 用以作为最高标准, 来检验传统宗教的信条。根据近代理性原则, 罗易首先提出: 只有吠陀、奥义书是神启的经典, 而宣扬多神的往世书不可以作为宗教权威。他甚至认为, 对吠陀的启示也要加以理性的分析, 对于以隐喻方式所说的话, 要从字面追溯其合于理性的实质。在此, 理性批判原则实际上已开始用于对于吠陀经的辨析与解释。而在德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接任梵社领导人之后, 在经典解释上比罗易还要更为不拘限于传统。1850 年他宣布: 不存在任何神的直接启示, 吠陀也不是神的启示, 不可以把吠陀的字字句句都当成是完全正确的。他放弃把广义的吠陀全部作为宗教权威, 而是只从最具理性宗教色彩的《奥义书》等经典中选取一部分编成选集, 作为新的经典。

罗易这种手法其实是把印度教传承的阉割，这也是新教的手法，把耶稣以降的所有传承抛弃，只剩下《圣经》。而对《圣经》的解读可以每个人自由发挥，其后果是无数教派涌现。没有传承的宗教恍如无根的飘萍，只能随风飘荡，一个千年教派的凝聚力就是如此失去的，而罗易也是如此把印度教经典解释权夺到自己手中。

凯布沙·钱德拉·森的时期走得更远, 他将理性主义贯彻到底, 而倾向建立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宗教。六十年代后期, 他从世界各主要宗教的经典中选辑出一部世界宗教经典选集, 代替德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印度教经典选集, 而印度教经典降到了世界宗教经典中一个构成部分的地位。

在传统印度教的价值规范中, 属于世间追求的是法、利、欲，“法”(或达摩、正法) 是与个体的本性相应而应尽的善业, 利与欲则属于人们按其自然倾向为延续生命并获得功名所需追求的东西。但印度教除承认世间价值之外还确立了一个更高的、终极性的出世间价值, 这就是断除生命轮回的“解脱”。为了达致这一终极目标, 印度教规定再生族要谨行礼仪, 苦行积善, 并在一生中奉守人生的四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 。

传统印度教认为, 人的(包括身、口、意的) 一切行为连续地累积, 形成了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与来世命运的“业”的链条, 追求正法、坚持苦行是为未来积善造福的最好的业行, 而过度耽恋世俗则是不利于来世的恶业。这些价值规范几乎已成了印度教社会的生活指南, 引导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套东西与近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取向的矛盾, 罗姆·莫汉·罗易最早提出了与之相左的观念。他提出, 人生的最高目的是通过内心崇拜和自我克制而认识神, 达到与神冥合。但在罗易这里, 自我克制已不是完全消极的自我否定, 与神冥合亦不是寂灭无为。相反, 真正崇敬神就要在现世中积极行动, 为社会服务, 而在行动时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通常而健全的道德规范。罗易宣扬自己的一生热情高昂、坚持不懈的宗教与社会改革活动, 就是他的内心虔敬而积极入世主张的生动体现。罗易的行动主义精神一直被梵社共同遵循。梵社报刊曾发表社论, 完全拒绝传统的禁欲主义的实践规范, 特别是“再生族”要经历的林栖期与苦行期, 认为这是同真正崇敬神不相一致的。与此相反, 应该在现实世界上积极发挥作用, 用实际行动来崇敬神。另一个印度教改革组织“圣社”的达亚南达尽管形式上接受再生和业行的印度教观念, 但其对业的解释是行动、为社会服务与献身精神, 并完全拒绝遁世苦修。

梵社和圣社的行动主义的主张, 已经明显地接近了西方基督教的新教伦理: 对神的崇敬已不局限于个人的内心, 而要由内心走出, 扩展到现实世界的实际事务中, 并且以后一个方面作为考核信仰完善与否的标准与尺度。

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作者韦伯韦伯为了诱骗基督徒拥抱高利贷经济，创造性的把加尔文教派的禁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以从加尔文教派发端的英国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他选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证道词和著述作为证据，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正是因为节制消费，以及强调劳动的观念，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渐积累，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累积自己的财富，在合理的范围自由使用金钱，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些资产阶级也不需要担心世俗中的财富分配不平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是来自于上帝意志的安排。（《耶表魔里 信仰的颠覆（四）》）

所谓宗教改革只是引诱人追求物欲。

另外既然梵的非人格性则使奉献和祭祀仪式都失去了意义，于是罗易要求从宗教中排斥对人格化的神(偶像崇拜）和动物的膜拜，消除教会的清规戒律、繁琐祭仪和对异教的敌视。同时把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观念引入宗教，提倡自由、平等思想。

他反对种种封建陋习，特别是对寡妇殉夫、童婚、多妻制等歧视妇女的现象。他提倡开设新型学校，普及世俗教育，传播科学知识。当然寡妇殉夫、童婚这些应该废除，但提倡废除多妻制，妇女在家中平等就动摇种姓制度。一个家庭应该以丈夫为主心骨，家庭才能稳定，男主外，女主内，是否意味不平等还是分工不同？我相信一般丈夫对妻子也是爱护为多。如果按照西方要求，妇女平等就是要求妇女自己出来工作，经济独立。现代社会证明如此家庭也就散了。

罗易的这些思想对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梵社和圣社带动下, 近现代印度还涌现出了若干个有名的宗教与社会改革组织,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马哈拉施特拉的祈祷社、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马得拉斯的神智学社等。这些组织都致力于与梵社和圣社基本上同道的改革宣传与活动, 它们都分别在近、现代的印度宣传、组织和发动过广泛有力的精神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 在印度产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

对印度信仰的改造，英国人不可谓不下大功夫了。不过这次上天并不眷顾英国，印度高种姓家族一直离不开土地，因此所有这些所谓改革对印度真正的核心信仰影响不大，穷人继续乐天知命，富人继续多子多福，注重家族传承。

印度毕竟不是五眼联盟，经过英犹用新教洗脑创造的新白人都自觉交重税，用自己性命为犹太金融集团出生入死。现在更是明目张胆搞人妖内阁，学校诱骗小孩变性与同性恋，五眼联盟的新教徒白人只是默默忍受，最多打官司而已。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是深层政府的总坛。

因此普京在出兵乌克兰之前的2月21日发表了一个近1小时振奋人心的全国电视讲话。首先诸君必须明白，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俄国历史开始于被称为基辅罗斯的地方，基辅曾经是俄罗斯首都，俄罗斯宗教从那里传播开来。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它们的历史就交织在一起。从 1709 年的波尔塔瓦战役开始，俄罗斯争取自由的一些最重要的战役，都是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基辅于俄罗斯恍若中国的西安与洛阳。

如此诸君就应理解普京所说的：“乌克兰从来没有独立建国的传统，而目前的乌克兰是前苏联领导人列宁“人为”创立出来的国家。他认为，现代乌克兰是俄罗斯“通过割去自己部分历史领土建立的”。

普京说：“我现在不怪任何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局势以及内战形势，非常困难和危急。今天我只想说：就是这样，这是历史事实。实际上，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政策，苏维埃乌克兰出现了。即使在今天，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命名的乌克兰”。列宁是乌克兰的建造师，档案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列宁对顿巴斯的严厉指示，顿巴斯实际上是被“挤进”了乌克兰。现在，在乌克兰的那些“懂得感恩的后裔”已经在乌克兰陆续拆毁了列宁的纪念碑。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去共产主义化”。

你们是想“去共产主义”吗？嗯，这很适合我们。但正如他们所说，没有必要中途停下来。我们已准备好向你们展示真正的去共产化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

普京还说：“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事实上，乌克兰从未有过其真正国家地位的稳定传统。并且从1991年开始，乌克兰走上了机械复制别人模型的道路，将历史和乌克兰现实隔绝。政治国家机构不断地被改造，以适应迅速形成的自私利益，而这与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无关。

乌克兰寡头政府所谓的亲西方文明选择的全部目的不是为人民的福祉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是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提供服务，那些数十亿美元从乌克兰人民手中窃取，并被寡头隐藏在了他们的西方银行账户中。

…………

毫无疑问，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腐败是一个挑战和问题，它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一些特殊的性质。它从字面上渗透和腐蚀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整个系统、所有权力分支。激进分子利用了人民的正当不满，为抗议活动背上了担子，并利用2014年的亲欧运动发动了政变。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外国的直接援助。据报道，美国大使馆对基辅独立广场所谓抗议者的物资支持每天高达100万美元。额外的巨额资金被无礼而地直接转入反对派领导人的银行账户。这大约是数千万美元。而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引发的冲突中，真正受伤的人、死者的家属最终得到了多少？你们最好不要问。

…………

据国际组织称，在2019年，将近600万乌克兰人——我强调，这大约是乌克兰全国人口的15%，都不是身体健全的人，他们被迫出国寻找工作。通常，这些人都是从事的临时性、非技术性的工作。以下事实也令人深思：自2020年以来，已有6万多名医生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离开了乌克兰。

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水费上涨了近三分之一，电费上涨了几倍，家庭燃气费上涨了数十倍。许多人根本没有钱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但他们还必须生存。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不仅从苏联时代收到的嫁妆，而且从俄罗斯帝国收到的嫁妆都被挥霍和贪污了。包括通过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工作机会被剥夺，而这些工作机会给人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并将税收带入国库。机械制造、仪器制造、电子、造船和飞机制造等行业要么躺在功劳簿上，要么被摧毁，而它们曾经不仅使乌克兰，而且使整个苏联感到骄傲。”

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逆檄文。甚至可能意味普京目标不止乌克兰，而是整个北约。世界可能进入一个动荡时期。

按面积计算，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家，人口超过 4300 万。

乌克兰资源及产品在全球的排名：

铀矿石可采及储量，欧洲第一

钛矿储量，欧洲第二、世界排行第十

锰矿储量，世界排行第二（23亿吨，占世界储量的12%）

铁矿石储量，世界第二大（300亿吨）

汞矿储量，欧洲排行第二

页岩气储量，欧洲第三位（22万亿立方米)世界第十三位

自然资源总价值，世界排行第四

煤炭储量，世界第七位（339亿吨）

乌克兰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国家：

耕地面积欧洲第一

黑土面积世界第三（占世界面积的25%）

向日葵和葵花油出口量世界第一

大麦产量世界第二，大麦出口量世界第四

世界第三大玉米生产国和第四大玉米出口国

世界第四大马铃薯生产国

世界第五大黑麦生产商

蜂蜜产量世界第五（75,000吨）

小麦出口量世界第八

鸡蛋产量世界第9位

芝士出口量世界第 16 位

乌克兰可以满足6亿人的粮食需求。

乌克兰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化国家：

氨生产，欧洲第一

天然气管道系统，欧洲第二大、世界排行第四

核电站装机容量，欧洲第三、世界排行第八

铁路网长度（21,700 公里）欧洲第 3 位，世界第 11

定位器和定位设备，产量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世界第三大铁出口国

世界第四大核电站涡轮机出口国

世界第四大火箭发射器制造商

粘土出口量，世界第四

钛出口量，世界第四

矿石和精矿出口量，世界第 8 位

国防工业产品，出口世界第9位

世界第十大钢铁生产商（3240万吨）

一个拿着金饭碗的国家竟然搞到女人去欧洲卖淫代孕，只能说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后，欧美对乌克兰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反以不断增加附带各种条件的贷款，如果不能还，就用土地矿产偿还，结果就是大量国家资源低价转让给犹太八旗企业，人民贫困不堪。

作为同为斯拉夫族，东正教徒，普京率兵讨伐犹太金融集团控制的政权，推翻暴政，拯救人民于水火，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普京在俄罗斯充公犹太人控制的企业，国有化后，用利润支付国家大部分费用与福利开支，同时把国家从破产变成外债只占GDP30%多，现在只是在乌克兰再做一次，我们又什么理由不相信他可以做到？所有从国际法角度去分析的都忘记用仁的角度去看这次讨伐，人民的幸福才是唯一目的。（普京的故事可以重温在下2020年9月的旧文《现代东罗马》与《凯撒还是暴君》）

今天因为普京讨伐乌克兰，需表明立场，变成加长版。下回我们一起探讨大英帝国改造印度的成果。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