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克莱武重回印度后，制造孟加拉大饥荒以征服孟加拉人。同时克莱武还为东印度公司建立与各印度王公之间的联盟，通过在友好的土邦中部署东印度公司军队保护孟加拉免于攻击。这样与英国人联盟的王公可以免于内忧外患，并承诺资助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允许英国在其朝廷中安插驻扎官。通过这一机制，土邦能够获得强大的盟友，而英国人能够与敌人在远离自己领土的安全区域交战，并且与土邦共同分担高昂的军费。阿尔果德、奥德和海德拉巴的统治者最早加入了联盟体系，然而，这一看似平等的体系最终成就了英国的霸业，加速了印度的溃败。

早在克莱武征服印度前，印度已经流行“军事财政制度“。如马拉特国家当地的行政和军事力量相对衰落，包税人普遍兴起。他们从国家手中取得土地的包税权，再向农民收税，每年向国家缴纳固定数额的税收，余下的归自己所有。对于国家来说，这样的安排用最低的成本保证了固定的税收来源。包税人只要完成上缴的税额就不会被朝廷检查，额外的收益归自己，他们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包税权如果得以延期，那包税人显然有更大的热情来鼓励农业生产。整个过程就给了那些有上进心、想提高地位的包税人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最成功的包税人往往采取武力管制和预付现金相结合的形式，同时也参与商品贸易。米安，阿拉马斯.阿里(Mian Almas Ali)掌管的土地贡献了奧德1/3的税收，人们称那段时期为“黄金时代”。

这些地区性国家新体系令他们有能力招募新式步兵，使用火力强大的炮，纪律性和作战能力比莫卧儿时期的骑兵有了大幅提高。18世纪的这些国家招募欧洲军事家来训练这些新式部队，而且土兵也不再是贵族地主临时纠集的农民队伍，而是全职的雇佣兵。

养雇佣兵是非常昂贵的。印度在17世纪就已初现货币化和经济扩张。统治者们逐渐求助于银行家族、贸易商和税收中间人。数十年间这些人建立起庞大的财政网络，创造了有效的金融工具，从而奠定了他们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以孟加拉为例，贾格特.赛特(Jagat Seths)银行家族为当地的纳瓦布（王公）们提供信贷，放贷给柴明达尔（地主）和包税人进行粮食交易与运输。到18世纪中期，这样的金融家对印度的许多国家来说已经必不可少。同时，为了辅助征税，柴明达尔（地主）的土地常常被合并到一起，这样除了传统的地方首领之外，许多群体如朝廷大臣、军事冒险家、银行家族成员等成为新的柴明达尔。

这个新的财政制度，令各大王公有能力组建新式军队。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训练有素，即使被攻击时也听从指挥。更重要是他们聘请洋人指挥。如到18世纪中叶，海德拉巴拥有法国人领导的士兵分队。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办法接近印度朝廷。其中表表者是约翰.威廉.海森（John William Hessing），他最开始服务于锡兰(Ceylon) 的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后效力于海德拉巴的首领尼扎姆(Nizam), 最后成为马拉特国家信地亚(Maratha Sindhia)掌管阿格拉事务的上校。他的墓的尺寸和样式都显示出这些人虽然是军事冒险家，但还是受到印度社会文化的影响。

“欧洲冒险家“ 约翰 威廉 海森的莫卧儿风格陵墓 阿格拉 1803年

1798年，韦尔斯利就任总督完成征服印度大陆。在他上任以前，英国已经与提普苏丹的迈索尔交手，不占上风。1780与提普苏丹打了著名的“帕利勒之役“，下图出自佚名印度艺术家，这幅画描绘了这场战役。一支被围困的英国军队最后的抵抗。虽然这支英国军队，纪律严明队列严整，但却没能阻止提普的军队一步步迫近。提普的迈索尔尽管与东印度公司在很多方面十分相似，但是其周围领土都已被英国人占领，加之遥远的正在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不能给予支援，迈索尔并没有进行无限期抵抗的本钱。1799 年，韦尔斯利总督打败提普苏丹，英国人举国欢欣，热烈地庆祝这一胜利。

《1780年帕利勒之役》( the Battle of Polilur 1780)，佚名印度画家绘，约1820年

细部

紧接着韦尔斯利总督征服马拉特国家联盟，经过20年战争后，1818年英国终于独占印度，赶走了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荷兰与葡萄牙等国。于是印度各王公纷纷加入克莱武建立的附属联盟体系。各大王公还是依照以前的“军事财政体系”筹集资金以支付英国人的军费，令他们陷入现代银行家与金融家的掌握之中。与英国人联盟并没有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相反，却因为英国人每年严苛而无情地征收大量的税款而使问题愈发恶化。为了增加收入来支付藩属国应缴纳的税款，印度王公们不得不采取更为绝望的权宜之计。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765 年与英国人联盟的奥德纳瓦布，英国人持续的税收要求使奥德纳瓦布与拉其普特王公恶性竞争，最终破坏了一直以来靠双方的弱点来互相牵制的政治体系。由于英国人的搜刮而日渐贫困的纳瓦布被国内的叛乱所困扰，而像阿尔玛斯.阿里.汗(Almas Ali Khan)这样的税收承包人却以国家财政为代价中饱私囊。倒霉的纳瓦布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但英国人又指责其治理不当、压迫人民。因为被剥夺了筹集资金的权力，士兵被长期拖欠薪资，奥德纳瓦布从此深陷债务危机。

1798年，忍无可忍的奥德纳瓦布维齐尔.阿里(Wazir Ali)决定反抗，遭到英国人更强硬的反击。英国人通过操纵宫廷中的派系斗争显得统治者更加软弱无能。最后总督韦尔斯利一举吞并了奥德一半的领土，从此结束了奥德向英国人支付给养费的命运。奥德割让了其核心区域以西和以东的国土，更使其财源枯竭，甚至越来越任凭拥有武装力量的地主摆布。地主们纷纷违抗纳瓦布，在农村地区巩固自己的势力。

1815年之后，纳瓦布退回到自己的宫廷里，资助文学、音乐、舞蹈等，这些精致的奢侈享受招来英国人更多的蔑视。英国人以奥德纳瓦布的腐化堕落和混乱失序为理由，1856年吞并奥德，其实奥德纳瓦布的管治混乱是英国人亲手造成的。著名的印度电影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 执导的《棋手》(The Chess Players  1977年)细致描绘了当时印度王公的精致奢华生活。

英犹精明之处是保留一些小的国家，其中包括领土支离破碎的海德拉巴以及一些战败后被英国人允许保留王公的小国。这些王公虽然已经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力，却还能为英国人所用。这些小国一般位于干旱地区和山区，几乎没有什么收成。从拉贾斯坦的沙漠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用当地王公来管理这些地区总比用英国人来得实惠。他们还有助于抑制大众对英国统治者的不满，这一点在后来1857年的危机中也得到证实。土邦继续由王公统治的表象掩盖了英国人的殖民事实。表面看来，王公与广大人民之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实则二者都已经丧失主权。

这一“间接统治”体系被英国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土邦被禁止拥有自主的军事力量，也不许与其他土邦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一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被部署在土邦首府的英国“驻扎官”(Resident) ，他们积极地持续干涉土邦王位继承的争端。他们与土邦的财务总管迪万结盟，这些人常常与银行家和税收官交好。英国人还尝试安排精心挑选的家庭教师教授王位继承人“进步的”治国方法。然而令英国人沮丧的是，改革王室统治的努力成效甚微。印度的王公们更偏爱从本土音乐和艺术中寻求慰藉。

在建立“间接统治”体系的同时，英国人当然不会遗留苏格兰土改经验，毕竟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武与苏格兰土改是改造人的两大武器，让我们重温当时英国经验。” 卡洛登战役之后，英国政府瓦解了这群詹姆斯党主力的苏格兰高地人的归属意识核心，也就是他们生活基础的氏族制度，并且将他们逐出苏格兰高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展开了所谓的“高地净空（Highland Clearance）”。以有效利用土地为由，政府将苏格兰高地人的土地变更为牧羊之用，正是所谓的“羊吃人”。同时推行英国留发不留头的文化改造政策，如禁止穿着象征氏族的苏格兰格纹服饰和禁止使用风笛等，对苏格兰高地文化的破坏也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而这也推进了美洲移民的风潮。根据学者专家的研究，在1760年到1775年之间，移民到北美的苏格兰人超过四万人，其中大半都是为寻求新天地的贫穷苏格兰高地人。（《苏格兰土改 信仰的颠覆（二十二）》）““

孟加拉大饥荒后，造成三分一人口死亡后，英国人开始如法炮制，以印度教高种姓取代穆斯林柴明达尔（地主）。英国人用确认私有产权这个冠冕堂皇理由进行土改。

1776年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在孟加拉议会上提出了关于“所有制”计划。弗朗西斯写道：“如果私有财产不能被保障，公共收入和国家总产出都将迅速减少。”这些观念与18世纪辉格党坚信的世袭土地贵族的重要性不谋而合。他们宣称，一旦柴明达尔（地主），印度版的英国乡绅的财产权得到保障，他们将会像英国乡绅一样积极进取。1793年，辉格党贵族康跃利斯执政时期在孟加拉管区实行永久地税制(permanent settlement )，即授予柴明达尔对地产的完全所有权，而他们只需上缴永久固定的税收额。

然后真正的效果与他们宣扬的相反，因为在英国人改造之前，有关财产的权力并不是集中于土地所有者手中，而是分散在农民、柴明达尔以及与土地有利益关系的政府手中。柴明达尔要做的是从农民那儿收租，在扣除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收入之后，将其余上缴国家。他能够出售或转让收税的权力，而无法转让、出售土地本身，因为土地并不归他所有。在新的土地政策下，农民们发现他们的地位被降低为没有权力的佃户。而柴明达尔作为土地经营者，如果未能按规定上缴税收，他的整个地产将会被拍卖。由于僵硬而且是极高的税率，加上刚经历过饥荒，地主本身也是负债累累，因此地主们在这个土改与税收改革的最初阶段已经很难交足税，大量的土地迅速地流到了市场上。据估计，在1793年永久地税政策实行之后的20年间，孟加拉多达1/3的地产被买卖转手。地产的购买者们通常是那些谙熟新政权运行方式并能借此获益的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和旧时柴明达尔手下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的职员。

目前欧美深层政府推行的所谓“绿色新政“其实只是重施印度土改的故技。以畜牧业碳排放过高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鼓吹对畜牧业征碳排放税，就是对中小畜牧业农场主征收高额固定税，让他们短期内破产，被迫把农场贱卖给犹太金融控制的八旗企业，如比尔盖茨等，算是变相没收这些中小农村主的土地，交给他们自己人。

“绿色新政“作为饥荒武器，与强制疫苗一起为”大重启“服务，最终目标是让全球剩下的奴隶脑中植入马斯克的芯片。

孟加拉的新柴明达尔迅速变成靠收租生活的阶层。由于饥荒之后农村地区的人口恢复，他们靠着从佃户身上榨取的租金过上了越来越舒适的生活。然而，印度的耕作方式同旧时一样依然是在无数小块的稻田中种植维持生存的庄稼，与同时期英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相去甚远。

由于急切地想多分得好处，不久英国人取消了对土地征收永久固定税额的规定。孟加拉之外的所有地区的统治者保有每隔20年或30年修改一次税收额的权力。他们的税收总是设定在社会能够承受的最高水平，令民怨沸腾，1857年终于爆发了遍及印度北部的大起义。当然英国人这样修改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法律的。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可谓不周密，但可惜印度人反抗不绝，好像他们在英国的法宝失灵了。

最著名的是赛义德.艾哈迈德.波莱维( Sayyid Ahmad Barelvi, 1786- -1831年)。19世纪20年代赛义德在整个恒河平原布道，从经济拮据的穆斯林织工和工匠中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1829年，凭借早年在栋格（Tonk）的阿富汗统治者手下当骑兵的经验，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在阿富汗边境进攻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 领导的锡克教国家。由于得不到阿富汗人的支持，赛义德小股追随者无法与兰吉特的军队抗衡，他被兰吉特的军队赶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并战死在了那里。然而，赛义德.艾哈迈德，波莱维的事迹却流传开来，激励着此后边境上不断发生的伊斯兰起义，这些起义被英国人描绘成类似伊斯兰极端教派“ 瓦哈比派”(Wahabi) 的叛乱。

众多的叛乱动摇了东印度公司治下的英属印度，1821 年，沙里亚特.阿拉(Shariat Allah，1781- 1840年)在麦加常住了20年后回到印度，宣传纯洁的伊斯兰。到19世纪30年代，他已拥有大量的东孟加拉的农民追随者，之后他领导的“法拉吉运动”(Faraizi Movement)广为人知。他的追随者拒绝向印度教神庙和节日缴纳例行捐款，这引起了作为印度教徒的孟加拉省柴明达尔的憎恶。沙里亚特.阿拉的儿子迪都.米扬(Didu Miyan)组织运动直接反对作为印度教徒的地主、贷款人和英国的种植园主，维护农民和工匠的权益。几十年间，这一运动一直是整个东孟加拉农民抗议活动的领导力量。

此外一些平原地区的柴明达尔和山地丛林地区的部落酋长也反抗。例如，印度最南边的地方小首领(Poligars) 在1800- 1801年间激烈地抵抗东印度公司的武力征服。而另一些森林居民，比如比尔人和西孟加拉的桑塔尔人(Santals) 分别于19世纪20年代和1855年与英国人交战以求维持他们的部落传统。尽管这些叛乱并没有真正成功地撼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却表达了英国专制统治下印度人民积压的强烈不满情绪。

英国的改造人的方式似乎在印度失灵，难道他们忘记在欧洲先建立新教以偷梁换柱方式摧毁基督信仰？毕竟传统与信仰才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