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荷兰威廉三世为了挽救英伦这个犹太根据地，开始策划筹谋。对威廉来说，英国的问题与法国密不可分。只有把路易十四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威廉才有希望在不受法国干涉的情况下入侵英国。为此，奥地利必须继续反对法国关于科隆和普法尔茨的要求。

5月，威廉派遣特使，黑塞-卡塞尔枢密院议员约翰·冯·戈茨前往维也纳，秘密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支持。得知威廉承诺不会在英格兰迫害天主教徒，皇帝批准这次远征，转而承诺与奥斯曼帝国讲和，让他腾出军队，与法国展开一场战役。

1688年9月4日，他加入反法联盟。汉诺威公爵欧内斯特·奥古斯都和萨克森的选举人约翰·乔治三世向威廉保证，他们将保持中立，尽管人们担心他们会站在法国一边。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集结一支强大的入侵部队。威廉对英国的内应相当有信心，他估计只需要象征性的部队就足够了。虽然如此，但军饷还是不能缺少的。为此，威廉王子向当时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求助。在早些年，阿姆斯特丹一直强烈支持法国，经常迫使威廉缓和他的政策，但从1687年起，路易十四发动一场反对共和国的关税战争，以及法国对荷兰主要出口产品鲱鱼的进口限制，激怒富裕的商人。经过在本廷克与犹豫不决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在6月进行秘密而艰难的谈判后，终于可以雇用260辆运输车。此外，市民们对将野战军（约为荷兰国民军平时3万人总兵力的一半）派往海外，从而使他们的祖国失去防御工事的前景感到不安。由于荷兰人在战时通常会将军队总人数增加一倍或两倍，所以这个数字很低，证明威廉用奥地利牵制法国之策生效。

既然克伦威尔是荷兰犹太人支持下成功砍下查理一世的头，从而使犹太人重返英国，现在詹姆斯二世要带领英国重归天主教怀抱，意味会重新驱逐犹太人出英国。因此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出钱支持是理所当然的。犹太银行家弗朗西斯托·洛佩斯·苏阿索借出200万荷兰盾。当被问及他想要什么安全保障时，苏阿索答道：“如果你获胜，你一定会回报我；如果没有，那就是我的损失。”甚至连法国路易十四的宿敌、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也向威廉王子提供一笔贷款，不过外界否认这笔贷款与入侵有关。总费用为700万荷兰盾，其中400万荷兰盾最终将由国家贷款支付。夏天，荷兰海军以与邓克尔家族作战为借口，扩充到9000名水兵。二十艘军舰的夏季标准装备秘密增加一倍。1688年7月13日，决定建造21艘新战舰。

此外1687年春，威廉派遣了冯·狄雅克维尔特到伦敦。表面上，他是作为奥兰治的特使到英国来祝贺詹姆斯二世的弄璋之喜，并试图劝说詹姆斯二世采取温和的政策，但实际上，他却多方与一些大臣接触，试探他们的态度。结果他发现，不论是辉格派或托利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满。于是他就向这些人暗示，一旦需要，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

本来，威廉对英国事务的关心，主要是担心英国政府执行的加强天主教并与法国联合的政策，可能危害到他的利益。后来，由于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威廉的地位渐趋稳固，到1687年左右，只剩下英国的王室仍与法国联合，成了威廉时刻担心的问题。所以威廉加紧向英国秘密派人刺探情报，制造反天主教和反对法国的舆论和活动。到了1688年6月，威廉又派了苏列斯坦到伦敦，进一步和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此时，威廉通过各种渠道，已感到对英国的入侵有了较大把握。6月30日英国7个著名人物向他发出邀请书请他前来英国时，他即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为名率军入侵英国。1688年11月1日，他指挥下的1.4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径直向伦敦推进。

可笑的是詹姆斯拒绝了法王路易十四为他提供军队的建议，因为他怕这样更加引起英国人的反对。他相信他的军队足以抵抗威廉，但他又错了。威廉在托尔湾登陆后，率军向内陆推进。当时威廉的军队共1.4万人，而英国的军队则有4万人，是英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众寡悉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则在进入艾克赛特之后，缓缓向伦敦推进。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他这次胜利的进军，被看作是17—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詹姆斯的鲁莽与懦弱在此表露无疑。与他大哥查理二世相比真是差天共地。在与天主教的法国签订多佛尔秘密条约后，查理试图在1672年的宽容宣言中（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提出宗教宽容，给予不信国教者与“异端”的天主教徒共享平等的权利。但是议会谴责宣言，并且在1673年订立宣誓法（Test Act），规定凡任英国公职者，必须宣誓信仰英国公教、进行英国公教的圣餐仪式。被国会紧扣财政大权的查理，知机地撤销宽容宣言，并同意宣誓法的公布，以换取国会拨款支援英荷战争。结果当时任职英国海军大臣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因为在前几年已私下从新教改信天主教，所以约克公爵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拒绝宣誓信仰英国公教，辞去海军大臣职位并公开其天主教信仰，造成轩然大波。

因为查理的凯瑟琳王后，经过三次流产而不孕，而查理又不愿接受议会的要求，离婚再娶，所以查理之弟约克公爵，一直是公认的王位继承人。1673年约克公爵宣布他改信天主教，立刻造成轩然大波与政局动荡。当时英国政坛强烈反对天主教，加上1666年伦敦大火给强烈激化（传言为天主教徒纵火），又再加上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派人挑拨舆论，英国人连带仇视一切有关天主教的事物（特别是天主教信仰的法国），自然更难坐视天主教的约克公爵，在未来坐上王位。

真是操控舆论的高手。

注重家庭伦理的查理二世，采取一切方法努力捍卫兄弟的王位继承权。他与新任首相丹比伯爵，号召支持王室的议员与社会人士，与反对约克公爵的自由派议员斗争，于是以支持约克公爵继承与否，英国政界被广泛地撕裂成两个派系：反对詹姆斯的辉格党（沙夫兹伯里伯爵领导）与支持詹姆斯的托利党（丹比伯爵领导）。1674年英国两党制初成，以及1672年中央政府受困于国会拒绝拨款的难题（第三次英荷战争正急需用钱），被迫停付一年的借款利息（实质性破产），使得金融界大恐慌与政府威信大跌，这些都造成政治与社会的危机，并且为后来的政治大风暴累积能量。

1675年查理二世为了挽回民心，接受丹比伯爵的建议，与新教的荷兰结盟（表面上），宣称改行亲荷反法的政策。他把约克公爵信仰新教的长女玛丽公主，嫁给清教徒的外甥——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威廉的母亲是查理二世的妹妹），部分降低了人民对国王倒向天主教法国的疑虑。但查理仍私底下与法王路易十四进行秘密外交，希望获得法国的外交津贴；查理并在财政大臣丹比伯爵的协助下，财政上开源节流、议会上合纵连横，暂时压制住沙夫兹伯里伯爵与辉格党势力，大致维持住托利党政府的正常运作，直到1678年。

1678年亲辉格党的提图斯·奥茨，制造了所谓的“天主教密谋”（又称教宗阴谋，“Popish Plot”）。提图斯·奥茨指控王后私人的天主教神甫，在王后的授意下阴谋联合多名天主教徒，意图毒杀查理国王并拥立约克公爵（即之后的詹姆斯二世国王）继位。奥茨绘声绘影地描述出密谋的详细过程，并指控约克公爵涉入此阴谋，一时间人心惶惶、情绪失控，强烈要求调查天主教徒并处刑；由于奥茨的煽动，很多市民相信，天主教的凯瑟琳王后与约克公爵正在幕后操纵查理，借由天主教法国的强大支援，阴谋把英国人带往天主教。于是各市镇爆发强烈的反王室运动，王权危机再度出现。

接着因为1678年底查理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秘密外交破裂。此前路易实行两面外交，一面贿赂、收买部分的辉格党要员，一面断续的津贴查理，从1676年的10万英镑，到1678年的30万，让两方共同反对英国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的侵法计划。

路易十四想要直接瘫痪英国政府、减少法国潜在的敌人，于是向英国政界泄漏一部分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的密约文件，证实查理仍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暗通款曲的传闻。舆论与国会因此哗然大怒，以叛国罪弹劾查理的心腹、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使其下狱，托利党政府瓦解。查理不得已只好解散持续十八年的骑士议会，期待事情出现转机；结果事与愿违，1679年辉格党在新国会的势力大增，开始大肆捕杀嫌疑的天主教徒，查理被迫签下三十多份死刑同意书，约克公爵逃离英国。查理的王权降到最低点，而风暴进入最高潮。

1679年后，查理由花花公子的形象蜕变成一个精明能干的优秀政治家，以弹性和多变的策略对付辉格党国会，并极力争取民心、复兴王权。当时英国虽然有过半的人民仍支持并爱戴国王（大多是农民），但因为当时只有中产市民，这些都是高利贷资产阶级经济模式的得益者，而他们才有投票权选举议员和市镇自治的相关人员，所以查理的斗争目标，聚焦在如何挽回市民对他的信心。

当辉格党国会不断尝试立法废除约克公爵的继承权时（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查理与英国公教的主教们结成联盟，强调王位传承的神圣性（君权神授）。他分化辉格党人士并设下圈套，提出各种折衷的预备方案，向市民展现出国王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耐心，而让否决国王诚意的辉格党国会形象受创，慢慢给市民一种感觉说：强势霸道的辉格党，正在欺负并折磨诚恳善良的国王，这使辉格党逐渐失去民心。

譬如说，查理提议未来先由国会选出摄政王，在约克公爵即位为詹姆斯王后，由摄政王替约克公爵行使终身王权，只保留詹姆斯名义上的王位。但沙夫兹伯里伯爵领导辉格党否决这项提议，并且强制要求由国会决定下一任君王，连带架空查理仅剩的王权。但是辉格党讨论王位继承人时，自己却分裂成两派而犹豫不决，一派支持查理二世的新教徒私生子蒙默斯公爵（沙夫兹伯里伯爵主张），占多数；一派支持詹姆斯的新教长女玛丽公主（已和威廉三世成婚），较少数。

在1681年初，沙夫兹伯里伯爵带着辉格党的多数派议员，与查理二世进行一次关键性会谈。沙夫兹伯里把一份文件交给查理，要求他宣布蒙默斯公爵为合法继承人。查理回答说，这种做法违反法律，也不符合正义。沙夫茨伯里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正义，那就依靠我们（辉格党议会），由我们处理一切问题。我们将制定重要的法律，使维持国内秩序的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查理反驳道：“不要异想天开了。我决不屈服，也决不受欺负。人往往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未来的生命里程中，我决不让自己的名誉被玷污；我的手中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站在我的一边；而且，我还有（国教）教会的全力支持。”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在座（英国公教）的主教说：“任何事情也不能使我们分离。”

这场会谈，打破查理之前言词闪烁、狡猾虚伪的不良印象，塑造他坚忍不拔、诚实负责的正面形象，令在场人士震惊动容，也在公众间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场的主教建议查理把握宣传机会，下令全国的圣公会教堂，在礼拜天宣讲对话内容，从此扭转了查理不利的形势。

此前在1680年时，查理已着手反击。他任用能言善道、智计百出的哈利法克斯侯爵为首席大臣，拉抬起支持国王的舆论；加上此时越来越多人发现所谓天主教密谋根本是捏造出来的，于是查理二世利用人心对辉格党的逐渐不满，并使用国王合法的特权——反复解散、重开国会，终于在1681年最后一次解散国会之后，逐渐抢回主导权。当时许多不满查理的不信国教者与辉格党支持者，把查理于1681年解散国会并拒绝重开国会的命令，辉格党因此酝酿发动革命，沙夫兹伯里伯爵当下在1681年被解散的国会议场，号召组成“革命”议会，却被大多数议员拒绝。同时更多新教市民则是害怕内战再次发生，因此，要求和平落幕的人数，比酝酿革命的多上数倍。

1681年国会解散并不再召开之后，查理越来越能压制辉格党势力的主因，在于关税、消费税等国王正常收入不断增加，并且以外交手段重新获得路易十四每年十万英镑的津贴（条件是支持法国的霸主地位），让国王的年收入超过一百二十万镑（1684年接近140万镑），不需要再召开国会，乞求其拨款。

当1682年约克公爵充满信心地回到英国之后，1683年爆发亲辉格党的“黑麦屋阴谋”事件。这是一群反詹姆斯的新教徒，计划在国王与约克公爵途经黑麦屋一地时，杀害两人，让某位新教贵族荣登大宝。阴谋揭发后，舆论一面倒地支持国王、反对辉格党，查理于是在压倒性民意的支持下，调查搜捕辉格党高层；并且不需召开新国会，就有办法铲除辉格党。查理在民意支持下，压缩原本是辉格党权力根基的城市自治权，辉格党首长被市政法庭以叛国等罪起诉，而托利党人士则被选为接替的市政首长；重要的辉格党人士如沙夫兹伯里伯爵、约翰·洛克，都被迫逃亡荷兰、暂时沉寂；不信国教者也被有力地迫害。

现在查理获得人民的爱戴与最终胜利，重建了英国的绝对君主制（专制王权），因此史家称呼没有国会的1681-1685年为“第二次王政复辟（The Second Restoration）”（辉格党贬称为“第二次斯图亚特（专制）暴政”，以对照其父查理一世在1629-1640年实行的“第一次斯图亚特（专制）暴政”。查理释放监狱中的丹比伯爵、建立一支八千人的常备军。这四年中没有让他苦恼的议会（虽然哈利法克斯侯爵建议国王召开国会，可以获得更多支持），他终于能顺心地统治王国，直到1685年2月6日他去世那日。临终前他在病床上皈依了天主教，并请求王后宽恕她不忠诚的丈夫、嘱托弟弟詹姆斯照顾好他的情妇们；他的遗言是向病床周遭的人们表示歉意：“在这么不适的时机过世，既让各位烦恼，也使我深感内疚”。

查理之弟詹姆斯二世继位，他借由兄长重建的君权神授原则，试图回复王权至上的传统。不幸的是，詹姆斯二世刚愎自用，破坏原本与英国公教的联盟，试图重建天主教信仰。可谓志大才疏，

威廉刚在英国登陆，立刻就受到当地地方官的欢迎。以后他所到之处，都遇到同样的场面，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辉格派，也包括托利派。在英国著名政治人物中，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奥兰治威廉的妻子），对她父亲的处境和遭遇也毫无同情、惋惜的表示。詹姆斯二世陷入众叛亲离、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计划逃往法国。

在逃走之前，他以绝望的心情说：“我在受到这样的遭遇之后，如果我要出走的话，谁还会感到奇怪呢？我的女儿抛弃了我，我的军队也背叛了我。这支军队是我从几乎一无所有的状况下建立起来的，我对它给予了大量恩宠。如果像这样的一些人都背叛了我，那么我还能对那些我未曾给予过什么恩惠的人什么希望呢？”

随后，他先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送往法国，他自己在12月11日深夜逃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奔向达特默思，想乘船逃往法国。但到海边时，被一个渔夫发现，然后被渔夫与市民一起押送伦敦。奥兰治的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国不免会生出别的麻烦，就故意放他逃走。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

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

然而现实真是如此吗？把国王的权力让渡给议会就万事大吉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