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道,宋朝利用金融为抵抗外敌与贸易融资,当时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一位宋代人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长途贩运业,“停塌”,是仓储业,“解质”便是开设解库、质库,经营抵押贷款业务。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髮鬈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后来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代市舶司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宋朝的法律明确保护在华蕃商的财产权、遗产继承权。南宋乾道年间,一位真腊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家。真腊国王很受感动,致谢说:“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宋朝也允许蕃商跟华人通婚,还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纳进政府当官。
宋朝人真是幸福,因为政府引导得宜,不会陷入全民高负债的债务奴隶模式,同时促进贸易与政府融资,也维护了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一个施行仁政的政府,当然不会以债务来奴役人民,摧毁人民的心智。
宋朝人不知后世的犹太人利用高利贷金融加法家模式,推行现代资本主义。而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对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趋之若骛,遂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
民国时期对法家思想复兴贡献最大的是陈启天,他甚至将韩非子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并列,认为韩非子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贡献有如亚氏对西方政治学的贡献;他在《先秦法家的国家论》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说:“近代中国已进入世界的新战国时代,似有产生新法家的必要。”陈启天还著有《商鞅评传》、《韩非子校释》、《张居正评传》、《中国法家概论》等著作。
可见现在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法家。而这些所谓维新志士为了短时间强国与个人权力,重走战国末期,中世纪末期各国君主的旧路,一起挥剑自宫,密练《葵花宝典》。
在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民国七年(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其实何止梁启超,连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译名《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的严复晚年也重归中国传统。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晚年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性民质愈看得深刻。
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甚至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他自己这样解释:“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想不到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变法,竟然影响到全球,各国尝试了高利贷+科技模式的威力,恍如吸毒不能自拔。终于发展到美国,这个阴谋集团的老巢也必须彻底否定传统,家庭和信仰,以便练就法家的最高境界,统治者完全奴役人民,人民彻底原子化。现在通过这个虚构的瘟疫,强制人民打疫苗,限制出行与工作。最终必然是连呼吸也必须通过他们控制。
川普通过2020年的大选,让全球看清美国所谓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泡沫。当两党候选人都是犹太金融集团控制的时候,他们不介意让大家投票。但2016年的选举出意外后,2020就不能继续出意外,甚至电视直播半夜停止点票,然后灌票,早上起来改变选举结果也在所不惜。
好在川普不屈不挠,继续要求审计大选,亚利桑那州的审计也快将出炉。经过这次大选后,大家才猛然发觉,原来保守派竟然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自己的媒体,没有自己的银行,没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供应商,甚至没有自己海底光纤。而老川的策略是通过修改红州的选举法,加强对投票人身份的核实,限制提前与邮寄选票,杜绝民主党通过通过控制红州的几个大郡造票从而控制州政府,议会,检察官甚至法官。
选举法的改变是老川控制红州三权,严防民主党的渗透的关键,而德州通过的新选举法更是意义重大。德州拥有自己的军队与独立的水电系统,宪法规定他们随时可以独立。
有自己的地盘与政党,就可以等待时机成熟,改天换日。
目前大重启正在密锣紧鼓进行。澳洲联邦政府计划在10月推出国际疫苗护照,为打开国门做准备。总理莫里森表示,居家隔离将成为重开国界的关键因素。莫里森政府此前曾承诺当各州两针疫苗接种率达到80%时,可以更广泛地恢复海外旅行。到目前为止,全国的两针疫苗接种率已达39%,这意味着800多万16岁及以上的人已经接种完两针疫苗。
参考以色列,以色列接种疫苗比例最高(84.4%),而感染率,就医率,重症率,和死亡率也在创新高。以色列开始讨论打第四针的必要,同时总理说,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些在街上只打了两针的人,他们认为自己能受到保护...他们应该立刻开始第三针。以色列的情况已经充分说明2点
1,这是个不断移动的目标,没完没了,大流行不会因为打针结束,只会因为要让你不断打针而存在。
2,越打针,大流行越严重
如果按照以色列的策略,澳洲以致全球必然在疫苗护照推出后,必须不断打加强针才能使疫苗护照有效。澳大利亚维州州长Dan Andrews计划把没有接受免疫的公民”锁住“,只有已经免疫的能够在未来参与经济。换句话说:你不打疫苗,不但没工作,也无法采购,最后饿死你!如果不是这个卑鄙的家伙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还真难让人相信,澳洲人已经离极权这么近了!
不过推行全球大重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必须中俄配合,不然欧美不断要求人民打疫苗,不断制造病夫,最后必然连健康的士兵都缺少,以后如何号令两个不跟随的大国?俄罗斯的普京一直是犹太金融集团的死敌,要求他参加无疑缘木求鱼。而另一个国家已经有主动脱钩之势。几次与美国的会谈都是不欢而散,阻止滴滴上市,让索罗斯三次在报纸破口大骂。
中俄两国互补性强,一个资源,能源与可耕种土地丰富,另一个产业链完整与人口丰富。有充分条件与欧美日这些发疯国家隔离。与疯子的隔离,如果再加上川普领导的红州不配合,希望能阻止大重启的实施。
目前降低房价,降低中小企成本,鼓励学生毕业做蓝领,限制玩游戏时间,杜绝娘炮,开放生育,增加人口,都是与犹太金融集团在全球推行的政策相反。拜登还是没有放弃希望,计划派耶伦过来谈判。身处乱世,真有兵贼难分之感。
而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也是兵贼难分。除了法国与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结盟对抗同是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所谓“渎圣同盟”。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结盟,思路依然是针对哈布斯堡王朝,保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大鼻子'与苏丹苏莱曼一世'大帝'
讲一个好玩的。1683年维也纳之围的时候,北方的萨克森可是正儿八经的新教国家,三十年战争中新教联盟的顶梁柱之一,也抛弃前嫌来救援维也纳。最后战胜之后,因为不堪维也纳天主教徒的辱骂,当时就离开战场,本来应该拿的战利品也没拿。当然,维也纳之围的最大功臣,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波兰,在一百多年后就被天主教代表哈布斯堡奥地利、东正教代表俄罗斯以及新教代表普鲁士三次瓜分直至亡国一百年,也算是有了一个“好归宿”。
读史真是令人感慨,几百年前欧洲的变局竟然带来目前全球的劫难。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