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华尔街通过多年高通胀之后，美国国债只占GDP的26%。话说二战之后，经历马歇尔计划，韩战，越战与冷战，美国国债不断升高达到已经无法维持金本位。终于尼克松总统下令脱离金本位，用大通胀的策略稀释国债。

此时“凯恩斯理论”派上用场。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只会存在于经济低迷的时候，这时候生产停滞，利率降低。而通膨则只会存在于经济高涨时候，这时候生产发展，利率提高。凯恩斯认为失业与通胀这二者绝对不会并存，由此提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妙招”——增加货币供应以刺激需求。凯恩斯主义对失业零容忍，但却对通胀有极高的容忍度。印钞解决失业短期有效，长期明显是忽悠，但高通胀解决国债确实是良方。

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凯恩斯主义”流行的四十多年间，通过不断刺激需求，失业问题被有效控制了，但因为过度刺激，通货膨胀愈演愈烈。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轮通胀带动的利率上涨周期：货币刺激——拉动经济高涨——通胀上升——利率被动提升——经济回落——进入下一轮周期，符合“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严重的“滞涨”，即更高的通胀和更高的利率，却伴随经济衰退和严重的失业，通胀与失业同时出现，“凯恩斯主义”彻底失灵了。

回顾“凯恩斯主义”盛行的这四十多年，利率和通胀波浪式上升。至1980年，反映美国通胀的CPI爬升至14%以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被动跟随，在1981年6月达到历史最高值19.10%。有意思的是，这40多年间，伴随利率水平波浪式攀升，美国联邦债务与GDP的比值却逐级下行，合理的解释是，通胀拉升了名义GDP，而高企的利率抑制了借债需求。

里根经济学的秘诀是不断印钞的同时拉高股市与楼市，让印出来的钱首先进入股市与楼市，同时迫使中产阶级为了解决住房与投资需要，不断增加负债，这样就限制了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支出，有效限制了通胀。

在此基础上，“里根经济学”采取的是主动加息，未雨绸缪式的加息。美联储盯住事先设定的通胀目标，并且昭告天下，接近或超过此目标美联储一定要加息，直至通胀被遏制，市场已经对此形成统一的预期，CPI被牢牢地控制在设定目标之内。所以，美联储近40年的6轮加息都是虚张声势的加息，一半靠打提前量“渐进式”小幅加息，一半靠恐吓市场。因为央行太过强大，市场自是忌惮，每轮加息不用加到上一轮加息的高点，便能奏效。

反而“里根经济学”的降息是被动的。当出现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美联储以降息拯救经济，降息没有下限，直到经济复苏为止，所以降息周期的低点一次比一次低。即便如此，降息的效果也一轮比一轮差，零利率直至负利率，经济尚不能复苏，近40年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处在一个巨大的下行通道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看下图就可以理解以上的分析。以1981年为分水岭，之前的40多年，美联储的历次加息，高点一次比一次高，分水岭以后的近40年，美国历次加息的高点却一次比一次低；分水岭之前，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逐年下降，而分水岭之后的近40年，联邦债务却逐年攀升。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分水岭之前是“凯恩斯主义”，分水岭之后是“里根经济学”。

图中，第一条曲线为美国利率长期走势，第二条曲线是反映通胀率到CPI走势，第三条曲线是债务比率图表（美国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虽然图表是反映的是美国的情况，但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大同小异。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81年（红色竖线处）是一条分水岭：1981年之前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利率和通胀率都运行在一个巨大的上行通道中，债务率则在一个下行通道内；1981年之后是“里根经济学”当道的时期，利率运行在一个巨大的下行通道内，通胀率被牢牢控制住，波动越来越小，而债务比率则不断攀升，一浪比一浪高。

原来里根这个所谓保守主义的领袖，是高利贷经济的推动者。同时经过华盛顿沼泽的多年策划，令到产业链不断迁移。从而不断在美国制造铁锈区，复制底特律模式。

这些政策的后果早在1977年，已经由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钱穆先生在《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中指出：“日本为中国文化之一支，其社会形态亦属中国型。其男女关系夫妇制度，更属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

在高利贷经济的压榨之下，全球包括我们东亚各个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丧失了组建家庭和生育的能力，香港甚至一半的青年人不能结婚，日本30岁女性中还有一半的人是处女，韩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全世界倒数第一，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内地2020年新生婴儿仅1003.5万，这里面恐怕还有相当的比重是少数民族作出的生育贡献，如果扣除少数民族婴儿，汉族新生儿数量可能就是800万左右，这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民族来说，基本上等于是丧失生育能力了。

同时产业链的丧失，也是国力的丧失。一场疫情测出了全球供应链的各种问题和各国生产力的弹性，以及扩张能力。在这场比赛中，美国队大败而回，大陆成了全球供应链的枢纽。2008年开始，大陆已经在平视美国的经济制度。（这是保尔森的回忆录里说的）。

2020年，在极端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无法快速回复并扩容他的生产力。而且比较悲催的是，美国给老百姓发补助，转手通过amazon就交到大陆手里了。

消费拉动内需，拉动产业复苏，解决就业，增加普通人收入的传统经济理论上的方法在美国根本不存在了。而且在很多产业上，大陆已经初步掌握了定价权。如果你分析一下过去一年日常用品涨价幅度，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这也是在阿拉斯加峰会上的底气。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后面怎么办？会不会分手？如果没有争霸之心，老实做一个可控的对手，现状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3月24日，瑞典服装品牌H&M发表在官网上的一份声明，声明表示，H&M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原材料。这是从原材料开始分手。

像苹果公司及其代工厂最近两年一直静悄悄的在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培养符合要求的组装工人，并且未来5年将加大力度培养上百万符合要求的组装工人。伴随每年在海外培养十万级数量的工人，与此同时代工厂不断关闭在墙的生产线，若想实现转移几乎全部产能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离开的再不会回来了，不论5/10年后会否发生全面变革。

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实施川普任期行将结束时通过的法律，SEC在周三的一项声明中表示正在采取初步措施，迫使会计师事务所让美国监管机构审查其对海外公司的财务审计。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连续三年不遵守该规定的公司将被逐出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

目前大量急着上市的ipo公司，不是说他们成熟了，可以上市了。而是美元资本为了退出，才那么着急一窝蜂冲过去。从这个角度看，跨国资本是认为脱钩会发生的。

如果要把供应链搬离之后怎么办？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由于美国人口素质和结构的问题，短期内很难把产业链重新建起来。但是一些可以通过自动化，不依赖人力的产业，还可能有机会。其他的转移到东南亚印度也是他们的选择。

犹太祭司的多年谋划，往往在最后关头出问题。问题出在他们慕容复策略已经人尽皆知。当年斯大林已经把华尔街当初是如何同时扶持苏联与希特勒，而在最后关头抛弃元首，看在眼里，当然不愿意步元首后尘。难道现在又可以骗其他人？他们要弱化美国，同时培养一个敌人的策略，当美国丧失军事科技与经济优势的时候，他们自己培养的敌人难道还听话？华盛顿沼泽好像希望拉自己头发把自己拿起来一样。

下回我们一起回顾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故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