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唱一两句京戏、抛三四句英文的第三代领导人，曾经用一根手指指着一群香港记者，留下了有名的“图样、图森破”训话。我在二十刚出头的年纪，成了那群人中的一个，真正是“图样、图森破”。两三年的时间，斑驳陆离的记忆，留在了北京东四十条地铁站上的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香港九七回归前的京港筹备工作会议，两月一次定期举行，地点就在这家酒店。记者为工作之便，入住同一个酒店。我的报社在北京饭店设有办事处，但我大多数时间是随大队在港澳中心。

报道开会有很多无聊的等待时间。香港跑新闻的记者，绝大多数二十几岁，正适合冲锋陷阵挖墙钻洞。通常早上六点起床，胡乱洗了脸，就下去会议室门口“逮人”，逮人是真正跑新闻、非党的喉舌的媒体人惯常的做法。开会之后的简报，向所有人公开，是官样文章，属于“新闻联播”内容，不具备独家消息或先声夺人的新闻特色，不能满足“图样、图森破”的记者，所以他们要找、要挖、要逼、要偷新闻，压力很大，睡觉吃饭都不得安稳。我在党的喉舌里面工作，总部不要任何非正面的东西，所以我很轻松，毫无拼搏斗志，对逮人一点不热心。不过总需要在场，万一人家逮到什么大消息见报了，而我没有，脸面会很灰溜溜。 

逮人的情况和守株待兔相似，逮人的时间通常在早饭前后，地点是二楼饭厅电梯前的休憩空间。记者们聚在电梯口，电梯抵达，叮咚一响，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盯着电梯门，看来者是谁。逮的大目标，是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记者们叫他“白头鲁”。他顶着一头无暇白发，身材颀长，风度翩翩，说话没有明显的官腔，比较受欢迎。但这样的大鱼，通常逮不着。酒店设有内部电梯，他可以不乘公共电梯来吃饭。逮住了，他也只笑笑，不说话。但如果他希望被逮住，就会走公众电梯，会自动向你走来，那通常是要澄清什么重要信息。其次是逮各小组的港方组长，其中又以政务组最重要，组长就是梁振英。梁振英很端着，从电梯走出来，通常目不斜视。因为他曾在英国求学，我们叫他“伦敦的天气”，又阴又冷。有记者在他房间看到垃圾桶内扔着记者的名片，于是名声愈坏，是记者群中同仇敌忾的人物。 

记者们逮不到人，没什么东西写，因闲着而感到不安的时候，会要求比较随和、也喜欢讲话的成员，晚上和新闻界吹吹风，曾钰成是常常被要求来和记者闲聊的人。他是一贯的亲中派，不像梁振英、范徐丽泰那样，中途“转肽”，有“变色龙”之讥。曾钰成长年做中学校长，比较会和年轻人交流，所以受人欢迎。另外一个喜欢聊的是中文大学教授刘兆佳，一开口讲话就没法停的，拖得有些记者只能很没有礼貌地中途弃他离去。但这些闲聊内容以风花雪月为主，大多诱不出可写的东西。 

大鱼小鱼都逮不着的时候，随便抓着的虾蟹，也会被要求说几句。有一个刘姓委员，瘦高文气，白面书生模样。我们有时候在二楼见到他，也抓着他说话。酒店里晚间常有模特身材和打扮的美女出现，不明目的地荡来荡去。这位刘姓委员和我们说话时，如果视野内出现这样的女子，他的眼珠就会无法自控地放出去，追着倩影到海角天涯，但嘴巴是继续和我们说话的。 

日间搜集的信息，在晚间八九点钟要汇总筛选，抓出可写的东西成为稿件，传真到报社。忙的时候，通常在午夜才能完成工作，然后关系比较好的记者们一起，顶着北京深夜的严寒或凉爽，出去找还在营业的饭店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