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奉化溪口参观蒋氏故居的时候，二十岁不到，草草走过，印象不深。十年前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在华清池看到蒋中正的临时行辕，匆匆几眼，印象更不深。这次到台湾，从台北故宫回市区途中，路过士林官邸的标记，也没有兴趣中途下车去转一转。但去了中正纪念堂，并比较留意地逛了角角落落。

中正纪念堂比国父纪念馆雄伟气派得多。顶楼每天有礼仪卫兵交接仪式，我虽然兴趣不大，还是凑热闹去看了。夏天西晒的太阳从敞开的门厅照进来，四、五点时正好照在左边立正的士兵身上。穿着一身制服站在台北三伏天没有空调的大堂内纹丝不动一个小时，是一个苦差。

纪念堂广厦高厅，最大的常设展厅里陈列的有关蒋中正的文物不算太多，不少照片在媒体上都看到过。印象比较深的是展厅正中的玻璃展柜，里面展出多篇审讯呈文和蒋介石在呈文后的朱批，中间特别加展了一篇胡适的日记。

台湾在蒋中正当政时代，狠抓中共情报人员和各种政治异己分子。审问之后，呈文上去，蒋多用红笔作简短批示，比如“处以极刑”或“处死”，有时候多写几个字，比如：凡已入匪党而不自首者当处极刑毋赦为妥。几个红字，多少人头落地，这是古来帝王的做派。列宁、斯大林也是如此，据说斯大林会为一只受伤的小猫流下眼泪，却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签署杀人文件，一个签名就可以把500个异己分子一次枪毙。

胡适在1953年1月16日和蒋会面时进谏，他在日记中有记录，说自己说了一点逆耳的话，而蒋居然容受了。逆耳的话，一是指出“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彭时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无一语批评蒋经国，也无一语批评蒋总统”；二是指出“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胡适并没有记录蒋介石对这几点逆耳的话的即时反应，但既然说蒋”容受”，大概是听了他的进谏，并没有发怒呵斥。

蒋介石和胡适的关系，大概从未真正亲密过，他后来对胡适是百般的厌恶忌恨，而表面上仍维持着“明君”对“忠臣”的大度和礼待，没有痛下杀手，有点难为他。两人都写日记，胡适对蒋的礼遇，在日记中时有感激涕零的表态，显然是臣子对皇帝的感恩，可见胡适无论怎样推崇民主制度，满腹洋水，客观上还是无法完全消除臣对君的自我定位。蒋在日记中袒露他对胡适的真实观感，用词刻薄，其实正显出他自己狭隘嫉妒和防备的心理，他对胡适“一介书生”的评价，倒是中肯。

但胡适到底是一个明白人，对共产党曾有寄望，最终还是拒绝中共的拉拢，没有上钩，比黄炎培、章伯钧、甚至陈寅恪等有远见得多。他若留下，下场只会比自己的儿子胡思杜的遭遇更悲惨。蒋介石在1948年初两次派专机到北京接胡适和梅贻琦离开即将落入共军之手的平津，梅贻琦后来为此对蒋深表感谢，而胡适没有类似的表态，蒋居然也愤愤不平，认为胡适不知感恩。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臣子一旦被人君厌恶，那么他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即便是忠心赤胆，在人君眼里，都是居心叵测的。胡适大概不会不知道蒋介石对自己的真实观感，满心无奈，所以自嘲是“过河卒子”。

胡适日记很多，独有这篇日记被选中放在常设厅的玻璃陈列柜内，当是特意的安排，因为常设厅旁边的偏厅，正在展出“自由的灵魂vs.独裁者：台湾言论自由之路”。独裁者当然是蒋中正。偏厅展出蒋当政时期对言论自由的种种遏制和迫害，尤其是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内容占据了很大篇幅。这必然是官方经过认真考虑和计划的安排：在纪念蒋中正的堂馆，揭露蒋中正的独裁。这让我想到1966年8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从定陵的金丝楠木棺椁中拉出万历帝后的骸骨焚烧扬灰的场面。虽属于蓝绿抗衡的政治操作，倒也确实显示了台湾的言论自由，今时远胜往日。只是不知道地下的胡适，对自己死了那么多年，仍然被拿来当“过河卒子”，是否愿意。

蒋中正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他自许是基督徒，那他灵魂归于何处，就看上帝的怜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