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

人生中有很多遗憾，莫过于“子欲孝而亲不待”。尤其是你“金榜题名，高官得坐，鲜花怒马”时，父母缺席。那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啊！

我本平庸，生活中“没高官，没鲜花，没怒马”, 只是觉得生活一点一点变的容易了。也越来越怀念逝去的双亲,没有让他们过上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来美国已经二十年了，我们夫妻辛勤工作，坚强生活。儿子也努力学习、工作，终于药剂学院毕业并成为了一名持照药剂师。生活在一天一天舒展，但总是觉得生活缺少些什么。看着小区那些从国内来为子女带孩子的父母们，很是眼热。多么希望我的父母也有机会出席，分享我们的生活。

父母是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们勤劳善良了一辈子，也捉襟见肘了一辈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缺吃少穿，衣服从来没有没补丁的，缺油少盐，生产队一年只分给每人不到一斤油，粮食一年不到三百斤粗粮，有的家庭孩子多，经常是青黄不接。从我记事以来母亲走路都是带风小跑，忙着打水、碾磨做饭；忙着挣工分照顾一家人；忙的像一只老母鸡在贫瘠的土里一刻都不停地刨食。

母亲的伟大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记得五、六岁那年我和一群大孩子在大队戏台上玩耍，戏台上有台木头鼓风机，一摇就咿咿呀呀的叫，甚是可怕。那些住前后街的大孩子把我抱上去不管了，吓得我惊叫大哭，也许是舞台有扩音功能，母亲竟然在一里多外的家里听到我的哭声。这也许就是母子连心吧！当我反应过来时，母亲已经踮着半大小脚飞到我的身边。怕吓着我，又是叫魂，又是收经。

父亲从我记事起就没停过吃药---百喘朋，是一种专制肺气肿的药。夏季还好，一到冬天没日没夜的咳嗽吐痰，大口喘气。家里的重活都是哥姐和母亲干了。记事起最愁人的活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打水。我们家乡地处塞外，冬天特别冷，我们村在半山坡，缺水，井深十八丈，要倆到三个人配合，俩个人摇辘辘，一个人拽绳，我从七岁就开始拽绳了。为了抢个早，经常是在黑曲曲的早晨被母亲连拉带扯从热被窝拽了出来。拽完井绳，手冻的象萝卜一样通红发痒。

另一件让我从小头痛的事是推磨、碾米，夏天还好，不冷！只是觉得一圈一圈的转个没完，再加上有伙伴勾引，感觉要崩溃啊！冬天就更惨了，起早贪黑，挨冷受冻，......还经常伴着黄风黑土。

我童年的时候太玩皮，经常给家里惹事，爬树、沿墙、上房、掏鸟、砸人家大门窗。在学校打架、经常被人家找上门来。母亲连哄代骂教训一番。那个挨打不上税的年代，没有老师和家长的免费棍棒，我怎么也不会相信长大后会变的规规矩矩！母亲爱唠叨，虽然她老人家没文化，但听过不少民间故事，看过不少社戏。教训我时经常会用阎罗王對“不孝，不公，不義”审判和惩罚的故事吓唬我。还经常蹦出一半句唐诗，宋词，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清明时节雨纷纷”之类，着实让我惊讶！.....

父亲在农村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憨厚正派，朴实善良，勤劳大度的人。他总是以身作则，极少教训我们，身教多于言传影响着我们。

父亲在堂兄弟中行五，堂兄弟八个，年轻时个个人高马大，有把子力气且勤劳能干，当地叫他们“大汉”。我祖上家传信佛教，不吃荤，家规甚严格。行善积德，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贯穿了父亲一生。

四七年家乡开始土改运动，农村那些长工、佃户开始斗地主分田、分地、分浮财时，家里见不的血腥，让父亲和叔叔大伯们躲在桑干河富山水利公司,投奔我二爷爷去开石造渠去了。二爷爷是那里的水利工程土专家。

村里打死吓死了几个地主。分了田、分了地。民兵逼着祖父和母亲他们参加斗争会。地下党的地主大少爷--我祖母的奶儿--被吊在戏院的大梁上, 脸色惨白；祖父在台下心疼的老泪纵横，哭的一踏糊涂。好在人家忙着分“果实”，也没人顾上为难这个“没有阶级觉悟”的老人。我们家叔叔、伯伯和爷爷们被分别定为中农和上中农，我们家没分地主一针一线，一大家子人分别挤在四处院落，没享受一分“胜利果实”。其它或多或少分了地主家东西的村民，差点让村里在应县当乔匪军的还乡团屠村----这个乔军连长听到家被“穷棒子”分了，连夜带领一百多人回村准备屠村。批斗过老财的一个不留。但俩家免杀，我们是其中一家。乔匪军连长的叔叔人善，给连长下跪好言苦苦相求，意思是如果全村都死，他们家怎么能独活。最后，吃了几斗米的稠粥，连夜悄悄滚蛋了。

小时候，问母亲为啥不分地主的房子，我们几家剂在一起，多少年盖不起房子。母亲说怕返攻倒算！其实，是祖父信佛教，是善人。认为不义之财不敢取！

父母年轻时特别能吃苦耐劳，他们没明没黑的劳作，在我们村有地，又在我姥姥村里买了不少地，解放前种洋烟，攒钱买地、买牲口。我奶大伯是太原进山中学毕业的，在校加入了共产党，告诉父亲不敢再买地了，要土改了！家里人经常讲，好在土地在俩个村，姥姥村的土地放到三个舅舅名下，才幸免未被划为地主富农。姐姐们经常讲：“大和妈差点把我们变成黑五类"。

一九五三年，父亲的思想进步的像脱缰似的，父亲入了党，也把我家的半挂大马车加入互助组。父亲成了全村第一个互助组长，再后来成为第一任合作社社长。

父亲只上过俩三个冬学，硬生生的捡文化啃报纸，到后来可以简单读信、看报和记账。

五十年代国家号召献金献宝，父亲无赏把母亲私藏的三十多个银元和银器献给了国家。

五八年，我们村成了全地区的“大跃进红旗村” 。满山遍野种了树和药材，如黄芪，党参。有五百亩果园，层层叠叠的梯田，和防风沙棘带。防洪灌溉渠错落井然。成了被全地区和山西省学习参观的模范村。据母亲讲全国闻名劳模陈永贵都在参观之列。父亲也荣幸参加了五九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群英会”，受到了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父亲一生中为之骄傲的事情。

每当父亲讲到当年参加群英会，全国各地参观开会时，我最喜欢听的是父亲在人民大会堂吃过的红烧鲤鱼。上桌的鲤鱼被打花刀，油炸浇汁上桌后鱼还活着，嘴还在一张一合地动。在那个年代，我们那地方没几个人吃过鱼，更别说吃过活着的红烧鲤鱼。

五八年放卫星后，我们村也没避免大食堂吃饭的浪费和运动乱像。粮食交公了，做饭的铁锅被砸烂炼钢炼铁了。陆零年大饥饿來了，该吃的和能吃的都吃了，村民开始晚上偷偷收割生产队的粮食了。村干部看到形势不妙，没吃没喝下去要出人命的，默许村民晚上下地“小秋收”了。那时俩个姐姐年幼，哥哥尚小，没人晚上去下地，父亲躲在大队当“干部”，抹不开面子。家里断粮了，保管瞒着父亲给我家送了半袋玉米。饥饿抗过来了，可“四清运动”来了！这半袋玉米惹了祸。父亲被送进了县里的“学习班”，社长被停职了。据讲在里面让父亲在炉渣上跑步和下跪，这些委屈父亲从来没讲过。母亲在家急的不知所措。

事实是人家其它干部瞒着父亲早已经私分粮食了。出事了，父亲和一个叔叔顶杠了。小时候姐姐叫那送粮的保管叔叔王连举，我一直以为是好话，直到大一点才理解是叛徒的意思！我从来没听到父亲有半点报怨保管叔叔，运动来了谁能扛得住。他毕竟在最困难的时候送粮救过我们。

从学习班回来，村里又批又斗，我姑姑有一点点积蓄，给了父亲点盘缠让父亲和那个叔叔跑到内蒙躲运动去了。这一路又麻烦了不少村里在大同和內蒙工作的乡亲。

一个多月后返回，运动过去了。从此以后，父亲又从社员做起到八队小队长，慢慢地又进入支委管治安，管畜牧。那个年轻人机会少的可怜的年代，推荐上学，参军，招工都没我们家的事。母亲看着哥哥一天天长大没出路，催逼父亲找找那些当年认识的领导，父亲放不下面子，推诿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

虽然，那时我听着好笑，但我敢说父亲是个对的起自己信仰的人。

父亲曾经像电影中演的一样跳进洪水中堵决堤水坝。在刺骨的深秋塘水中和社员一起洗那些吃了生产队草茭的病羊，以至于四十几岁就落下了哮喘病。为生产队开山拉石头伤了自己的臂膀。自己逆境时还不忘关心、鼓励那个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村干部：“想开点！”。

直到打到“四人帮”村里才为自杀的干部平反。会后，这个干部的老婆又跑到我家对我父亲哭诉了一番。那时不理解，稍大一点才理解那个目不识丁的老夫人实在没地方诉说，总不能跑到那些曾经落井下石的家里吧！那个文革年代，小舞台也有大风暴啊！

八三年，就在我要准备参加高考那年，父亲怎么也迈不过陆十五岁这道门坎了，大姐的去世让父亲的病情雪上加霜，在那个鲜花烂漫的五月，父亲永远闭上了双眼。姐姐和父亲接二连三的变故，让我没有精力专心好好读书了。

父亲對我很有信心，一直认为我的命运不在农村。记得有人给哥哥介绍对象，人家上门看家，问起还有个弟弟，父亲讲老二学习好，将来会考上学校的，不会跟你们分东西的。父亲對我有信心一直激励着我。父亲临终那几天对我说：“你将来再好，我也指望不上你，你妈也就跟你吃喝点剩菜剩汤！” 少不更事的我怄气回呛：“您们就为吃点剩菜剩汤？” 每当我想起当年这一幕，我不由得心疼痛啊！.......

我于八七年毕业，在一家省级外贸公司从事财务会计工作，母亲担心我跟钱打交道犯错误。写信总是叮咛我不敢动贪念，她老人家也是因为那“半袋玉米”成了一生的教训。真的怕了！

我与父母彼此都不善表达，记得小时姐姐们说我嘴紧，总是逗我问我亲谁？我总是不回答。父母亲天上有知，请听儿讲：“大大，妈，我一直爱着您们！”

母亲也于二零零八年去世了，人常讲：“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多少次想写点东西来纪念父母，不知道从何说起，总是提不起笔。

谨此纪念我的父母亲大人，愿二老息了地上的劳苦，在天堂好好安息！

202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