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与程世清有过谈话，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林彪日记》中也有记载。我们来看看《日记》中的文字。

1200页（70年9月2日）：

毛泽东到达南昌。上午,毛泽东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在内40分鐘。程世清向毛泽东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桶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军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谈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毛泽东略有所思,没有讲话。

这一段文字，应该是糅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简记为《张文》）和《汪东兴回忆》（简记为《汪文》）而成。《汪文》中文字如下：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不找着（原文如此，应为“找不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张文》中文字如下：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乳丙次跑到南昌活魂,井送來一輛水陡丙用的汽牟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睐成了一条线,远跳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这里的提到的三点，需要讨论的是后面两点。先说第二点。文字有一个脚注：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纠正这一说法，这句话不是叶群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吴法宪是怎么说的。《吴法宪回忆录》：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比较一下《林彪日记》和《吴法宪回忆录》，就可以看到，这个脚注有点奇怪。因为《林彪日记》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汪东兴，《吴法宪回忆录》说的是：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

《林彪日记》说的是：

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吴法宪回忆录》说的是吴法宪和程世清一起下山，程世清转述汪东兴所说，《日记》中说的是吴法宪带程世清去见叶群，听叶群所说。而且程世清并没有听汪东兴说，再加以转述的意思。俩人所说场景都不同，怎么叫“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纠正这一说法”？谁的说法？吴法宪的还是程世清的？这里不是吴法宪的回忆，而是程世清的回忆，却要吴法宪来更正，有这种道理么？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林彪日记》相信张耀祠和汪东兴甚于吴法宪。所以这里的注释根本就是文不对题。

2008年11月的《文史精华》有文章李意根的《程世清沉浮录》（简记为《李文》），说得比较详细：

九一三事件前对毛泽东一语惊天：

“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关系的结束始于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驻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机场附近，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的“行宫”而建，环境和设施很好。9月1日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两天，主席休息得很好，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线。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随后，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讲了以下内容：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

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2日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此事还有一些后续情况：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这段文字，写得比较详细，但是有两个疑点。文章提到了《张文》，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是内容和《张文》或者说《日记》不同。当然，内容不同，不能说谁对谁错，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和分析。

第二是日期不确，按照《毛泽东年谱》和《汪文》，毛泽东是8月31日到南昌的，《李文》中记为“8月30日”，显然有误。一般来说，日期记错一天是经常有的事，但这里的日期记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几天的事件都排满满的。一天的日期记错，所发生的事件就成问题了。

按照《李文》的说法，程世清8月30日和许世友、韩先楚一起与毛泽东在车上谈话，8月31日下午与毛泽东谈了林彪可能要逃跑（应该是“单独”的），晚上喝酒，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9月2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离开南昌。从日期上说，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程文》前面说的是31日汇报，后面说“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也有点奇怪，这是用了《张文》所说了。

按照《毛泽东年谱》和《汪文》，毛泽东是8月31日到南昌，“9月1日，毛主席休息。”9月2日离开。笔者相信，日期应该以此为准。

《李文》把毛泽东离开的日期“9月2日”记为“9月3日”，问题还不大。但是把“8月31人”记为“8月30日”，就有问题，程世清所说的事就很难插进去。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虽然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但是，一是内容有差异，一是日期有差异。《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说的是“9月2日”，《李文》说的是“8月31日”，要差了两天。

余樵有一篇文章《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其中说：

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如果和《李文》比较一下，则《张文》是不确的，虽然《李文》的疑点也很多。

再把汪东兴的回忆和程世清的回忆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日期说法不一，汪说是31日，程说是30日，相差了一天，但在时间上则说法相同。程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汪说：“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去接毛主席。”“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

下面的一段文字在两篇文章中丝毫不差：

（程说）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汪说）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估计是同一个来源。《李文》把这段文字作为程世清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原因，这也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

这里就是日期碰不上。

这里就要说到《李文》的可靠性。读者可能会怀疑《李文》的可靠性。余汝信有文章《这一段历史的“程世清说”——回应余樵先生《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一文》（《重审林彪罪案》）（简记为《余文》）。其中说：

最近，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看到了程世清１９８１年３、４月间写于秦城监狱的回忆录原稿。关于１９７１年８、９月间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程世清事隔十年后如是说：

“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０日上午，汪东兴从湖南飞到了南昌。在这之前，韩先楚也接到了主席的指示，要他们到南昌来，他们二人差不多先后到达南昌，住在‘八二八’住宅。〔１〕是日下午，汪东兴简要的传达了主席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重要讲话，并把他自已简要的一份记录稿给我们每人抄了一份。他还传达了主席要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指示。汪还说主席很关心福建和江西的关系问题，要我和韩先楚同志好好谈谈。〔２〕当日下午，我同汪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这之后，我向他谈了一阵子，他说这些问题，还是由你直接报告主席好，明天再说吧。晚上九时许，毛主席来南昌，主席在车上同我们谈了一阵子话，就决定要许世友明天也来南昌”。

程世清在这段文字后注明“（此处接我给主席总理的信全文）”，回忆录中未见原信。程接着写道：

“这之后，我单独两次向主席报告了我所怀疑及我所知道的一切，并说出了我自已的见解。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１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已应尽的责任。但是，这之后也使我增加了另一份心事。当３０日下午这一天，汪对我和韩在还没有传达主席的几次讲话之前，汪当着我两人的面说：‘程世清应当当福州大军区政委’。我一听他这么说，心里觉得怪不好笑，心想，他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当着我们的面说这样的事情呢？这完全是把程世清当小孩子看……，这恐怕不是无知吧。可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另有目的。果然不错，当主席９月２日离开南昌，９月３日文道宏对我说：‘汪东兴对他说，〔３〕程世清跟主席讲的那些话，讲得太多了，乱讲，……以后要少讲，不要讲了’。汪叫文道宏转告我的那些话，他不讲我也自明了。当时我对文的一番好心，没有回一句话。到了晚上，我对秋萍谈到此事，〔４〕这算是我第一次认识了汪东兴了。让你当政委堵死嘴，不要再多嘴，如若死心眼，切莫说后悔。这之后的事态发展，已经给程世清上了死牢簿了。谁敢不佩服这一位迫害专家的手段呢？”

把《李文》和《余文》对照一下，一是可以看到《程世清回忆录》确实存在。“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都是从《程世清回忆录》而来。《余文》中说“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０日上午”，也没有对“一天之谜”提出疑问。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上下午的区别。《汪文》说的是31日下午到南昌，不过，上午下午问题不大。

这“一天之谜”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暂时无法解决。下面是几件“九一三”以后后续的事。两件是在《余文》中披露的《程世清回忆录》中文字。

９月１９日晚上１０时许，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

汪又接着说：主席在南昌同你的讲话他没有作笔记，让我追补回忆，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交给他。我当时回答，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作笔记，现在更无法追忆整理。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里所说“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恐怕是“把你对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之误。“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可以和《李文》中的“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相对应。另外两件是《李文》中披露的。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这里说的“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有点奇怪，因为《李文》前面说的是“8月31日”。后面一段文字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汪文》不提程世清汇报之事，但奇怪的是，“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他们也不质疑这“一天之谜”么？

对于笔者来说，我既相信《毛泽东年谱》和《汪文》的日程记载，又相信程世清向毛泽东作过汇报。只是没办法释这“一天之疑”。2014年《世纪风采》第4期发表了孟昭庚的文章《毛泽东险象环生的1971年南巡路》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文字如下：

1971年8月31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江西省会南昌。

　　毛泽东到达南昌的第二天，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即主动求见，要求单独汇报“情况”。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我犯了错误，有些问题没有向中央讲清楚，背了包袱。我曾和爱人商量，要向毛主席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原来，8月31日上午，在毛泽东到达南昌之前，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有关负责人提前到达南昌，奉毛泽东的指示，向程世清和其他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程世清感到林彪在庐山会议的阴谋已被毛泽东识破，林彪这条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所以才要求毛泽东单独接见他。

 　　9月1日和9月2日，毛泽东单独召见程世清时，程世清向毛泽东交待了以下情况：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曾打电话要他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他到叶群那里，叶群和他谈了话。他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拿住了。

 　　二、林立果两次派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来南昌活动。最近一次7月6日，周宇驰显得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修理改造的一辆水陆两用坦克用飞机运走了，他们是不是逃跑？

 　　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曾让程世清的家属转告程世清说：“以后少同我们家来往、密谈，搞不好要杀头的呀！”

 　　四、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

 　　很明显，程世清的交待，是毛泽东在武汉、长沙“敲山震虎”的结果。

 　　程世清所讲的情况，虽不是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了。毛泽东嘱咐道：“你谈的这些情况很重要，除总理外，谁也不要告诉。”

看起来，程世清是记错了一天，他向毛泽东汇报以及“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应该是9月1日（是不是因为“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把日期记错了？），而毛泽东的“身体不好”有可能是假托之词。当然，“9月1日和9月2日，毛泽东单独召见程世清”应该是“9月1日，毛泽东两次单独召见程世清”更为合理。

孟昭庚的文章发表于2014年。其实，这一说法在2000年出版的赵志超所著《毛泽东十二次南巡》已经出现。下面是赵志超的文字：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到，程世清说了“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但没有明确说：“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那么，《林彪日记》，或者说，《张文》的这句话来自何处？或许另有来源。

下面再说说程世清向毛泽东说的第三点。虽然很可能《日记》的文字是由《张文》而来，但是《张文》中有“搞不好要杀头的”，《日记》把这个拿掉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话在《李文》中也有披露。虽然说舒云的话一般的不太能相信，但是她是相信程世清说过“搞不好要杀头的”。在《林豆豆口述》中的《关于三次见程世清的主要情况》的前面，舒云如是说：

但是，在整个《关于三次见程世清的主要情况》中找不到“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舒云虽然相信有过这句话，但是她有什么理由把这句话放到“程世清夫人”口中，不清楚。《关于三次见程世清的主要情况》的下面这段话佐证了程世清曾经向毛泽东汇报过。

1971年10月6日,毛主席关於我的讲话中,说了他“一个月前在江西听说了”。1972年8月26日总理见我和张清林时,汪东兴说:“程世清给我说了,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他陷得也很深!”这些都证实程世清是给毛主席说过我对他讲的一些情况的。

以上是笔者的管见，求教于方家。。

余樵在文中说：“呜呼！面对历史见证人的‘真实’回忆，叫人相信谁？”其实，这个感叹其实是多余。不要说是两个“历史见证人”，即使是同一个人，譬如笔者，对于多年前的同一件事，也有可能今天想想是这样发生，过两天再想想，却是那样发生，或者根本就想不起来是怎样发生。笔者在50年前曾经看到马克思所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奉为终身信条。搞历史研究，不就是从“矛盾的陈述中”找寻真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