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说的艺术》：『现在有种论点，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这或者是事实，但我对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读杂文，有时还写点杂文。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所以也只能适当克服，还不能完全克服。』

如此而言，辩理而欲取胜，也宜时时检点克制，提醒自己，要做的事是把理举起（发扬人的理性），不是借理之力让自己飘起（抑止人的劣根性）。

仍按王小波说法，辩理中本当只有直路，没有曲径，所谓“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 然而世事常有看似可怪者，有时某种“直路”竟尔是泥途绝境，初看如简单无误大可试行，走进去会发觉：这样一走，原来的目标没了!

这种“直路”名叫“取消问题”，属于逻辑分析中所说的“偷换概念”或“偷换论题”之误。称其为失误，而不说是花样或手腕，是因为很多时候这种“直路”的主张者不察，出乎至诚而蛮以为自己找到了得鱼之筌。要知道逻辑错误原本无关乎道义。

这方面的具体实例有如对“中国人如何走向现代发展”的问题答曰“改变人种”。众所周知，已故刘晓波博士在“六四”后不久这样说过，要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办法是“三百年殖民地”，因为“有时候真觉得是人种问题”云。笔者以为，揆诸刘晓波一生涉及中国政治的行迹，斯时斯言应属一时愤激。作为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所有各方面资格条件衡量，只要世界上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受之便无愧。

包括刘晓波本人在内，谁人都能明白，使中国人不再是中国人，抽象设想，或许能使现在中国这片领土“融入”世界，但这不会是中国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之道。重复言之，那种“三百年”的“改变”是取消眼前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它。与“改变人种”之议属类相近，彻底改掉中国人所以异于非中国人的文字文化的主张——每每在华人文章中似颇张帜夺目——追根究底，也无非转着圈要取消“中国如何进步到现代政治文化”的问题。

笔者服膺学者秦晖的提法，谓“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按：前者即广义文化，后者即政治文化）。我并且认为，对此提法的理解可归义于前辈陈乐民先生的主张。陈先生于欧西文化涉猎广阔，后半生完全致力于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凡著作演说交流讨论，所思所见皆非泛泛。而他在业余颇以中国书画自娱，浸润爱好亦有心得。他不遗余力，一直对当局和社会疾呼，中国之落后在自己的政治文化——即秦晖所说之制度；中国如要“自然生长”进入（而不甘愿被打进或者扯进）现代，终须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文化。

其实，对这个“不抛弃一切旧有文化能否改掉政治文化的问题”，肯定的答复并不纯从推论而来，世界上早已有鲜活实例证明。无论是否喜欢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您是不是能看见：日本在政治制度全盘西化的同时，何曾有一日抛弃自己所以异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谁又能说日本人已经西化到不成其为日本人了呢? 固然，您可以说日本人有彻底战败全国被美国军管的七年，比之“三百年殖民地”更加可遇而不可求呀。好吧，那么台湾呢? ……这其中显然有一个对更合乎普遍人性的先进政治文化“肯不肯学”的问题在，用“能不能学”来推托搪塞只是自欺罢了。

对改变（改革，改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这件事，要是偏偏不能主动地拿来采纳，就得要人牵要人管，或者说那得等到文和种都改换了，那就等着吧。毕竟，依纯理论，谁也证明不了太阳今后不会打西边出来。

（2017年12月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