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知郑也夫这个名字，是从王小波一篇题为《〈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的杂谈（见《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其后二十多年间或遇到这位北大社会学教授的文字和言论。印象中，郑先生以及清华社会学系的两位教授郭于华和孙立平都是积极思考研究并敢于发表言论的人。其言有据，虽然常不力求惊人，但自有其份量。同作为上世纪五零后，常想到我们应当是青春有悔，缘由之一就是这一代人没有为推进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此非滥调）贡献。但这几位，显然，属于例外。

不知是否巧合，这三位都是社会学者，而他们最为人瞩目的言论却常离不开现实政治。说句非笑话，也许这就是中共建国后将社会学系从各高校取消的“道理”所在?　已故刘宾雁先生当年为众所周知，历史印象是这样的：作为记者，他写的东西并非总是无可挑剔，但其文章可贵，因为终于说出人心中藏着的实话。郑也夫等人作为中国公知也是这样，即使其文章观点——用前贤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话说——“有时而可商”，但其言论基础即独立自由的思考权利，是必当永远高看发扬，不容贬低摧灭的。

二零一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新年刚过，郑也夫先生发表《政改难产之因》。作者自言经过长时间反复思考。读者亦必看得出，这篇文章也是反复改写过的，经得起咀嚼回味，能引发更多思考。

远在台湾政改之前，王鼎钧先生出于失望而远走美国。离台前到底忍不住，对监视他的特务讲出一段自由观点：

『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中国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　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见《文学江湖》２８１页）

读《政改难产之因》，作者提倡良性互动，目的是各利益阶层共赢，即文中讲的“双赢”乃至“三赢”，与鼎公的先见正是同一道理。台湾在民众的不懈争取奋斗和执政者—— 明确说出“没有永远不下台的执政党”的蒋经国先生——取道正确的努力之下，实现了上述先见之明，证明其在中国人当中可行，不是妄想。

通观郑文，如果我理解正确，其中有对“肉食者”的劝，敦促其除鄙意而扬公心，也有对草民的诫，让大家清醒认识：要让中国走出专制是上下共同的任务，为实现目的，要采行进步的政治文明（在传统文化中认出并剥离那个恶劣部分即传统政治文化），要走前人——历代反抗夺权者特别是中共——没走过的路，否则仍是重蹈覆辙，在中国特色里打转转。

也夫先生最后提到自己冒死发言也是出于一点私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 这一言也足令我五零后为之骄傲振作。让我们大家都来唤醒自己这一点小我，汇成大我，走上世世代代站起来前行的路。

附《郑也夫自述》
请阅《〈郑也夫自述〉读后》

（2019年年初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