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我父亲最爱给我们讲故事。有一次他提到,在30年代的北方,尽管当时资讯不发达,没人见过红军,但国民党的口号,流传甚广,叫做“杀朱拔毛,捉贺龙”,可见那时的朱德已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人物了。
朱德曾享有“红军之父”、“永远的总司令”、“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一个个头衔,彰显了朱德在中国军队中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军队中战将云集,令人奇怪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军迷们津津乐道的战将及战例中并没有朱德的名字。
文革初期,林彪地位飙升,有好事者为突出林彪的地位将“朱毛会师”,改为了“毛林会师”,将“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结果因为造假太明显,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事也成了笑话。其实根据中共的军史来看,有两人成为军中老大倒是有些机会:如南昌起义成功,起义部队像俄国一样迅速取得全国政权,那贺龙必然是全军总司令;如红军一、二、四会师后,毛张之争,张国焘获胜,那徐帅倒是有机会取代朱德成为全军总司令;林彪作为朱德提拔和培养的部下,取代朱德的机会太渺茫。
周总理去世时的告别仪式,就是一个各派领导人一一登场的重要场合。当时朱德、毛主席还在世,王张江姚还在位,邓小平还未倒,华国锋还仅是副总理。老总当时只是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于在世的副主席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之后。但在告别仪式上,老总大大方方地走在了其他领导人之前,排第一位。老总当时已近九旬,面色凝重、悲呛,给总理敬了一个军礼。在历来讲究按官职大小依次出现的中共,老总的这个出场顺序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在文革后期,即使是老总的排名一再下降的情况下,在人们的心目中,主席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理所当然的应该第一个出场,他有这个资格。
缘何只有朱德获得了军中老大的地位,而不是他人?这其中必有缘故。
1.朱德简介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原名朱代珍,曾用名建德,字玉阶,四川仪陇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创始人及领导人之一,亦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朱德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先后任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察厅长等职。1922年,他赴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1日,他参加南昌起义,此后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毛泽东指挥中共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59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受到冲击。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北洋政府时期,朱德曾被授予勳五位、三等文虎勋章、陆军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政府授予上将军衔,战后获抗战胜利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奠定朱德军中地位的几个事件
八一南昌起义,又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等。
南昌起义,是朱德威望和地位的起点。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2)“三河坝分兵”和天心圩是朱德成功的起点
中共创建人民军队始于南昌起义,朱德在建军之初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来,组织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用宴请、打牌和聊天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朱德也没有基础部队,他担任副军长的第九军只是个空架子,500人不到。
9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两路,主力赴潮汕,朱德率领4000人殿后,而这4000人的大部,非朱德所属部队,属于他临时指挥。结果主力被敌人打散,而在三河坝的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战斗,伤亡过半,军心涣散。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当朱德率领部队到达天心圩时,所有师以上的领导人全部离队,只剩下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人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当时朱德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人们当时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老资格尊重。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在这紧要的关头,朱德力挽狂澜,稳住了军心。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但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真切感受到了他对未来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朱德的信心与激情也迅速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1955年9月27日,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朱德不仅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还发动了参加人数多达100万人的湘南暴动,到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800人已经发展到1万余人,而此时原井冈山秋收起义上山及王佐、袁文才的部队总共还不足2000人,战斗力也远不及朱德的部队。
3)朱德与红军的战略战术
“孙子兵法”里曾经总结过“为将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此也是朱德的为将之德。为将之智:善谋能断,运筹决胜。以下是朱德的为将之智、为将之术。
1922年出国留学前,朱德已成长为滇军名将和出色的指挥官。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储备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不断创新战略战术的能力,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提供了军事保障。
朱德逐渐将军事指挥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了起来。留学苏联期间,他就客观思考了回到国内该怎样打仗的问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些观点奠定了游击战的基本雏形。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经过三河坝之战,朱德麾下的800人成为了革命的种子,但人困马乏,缺枪少弹。朱德利用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与蒋介石的矛盾,成功将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隐蔽在范部之中,通过合作得到了补给恢复。
1928年的“年关暴动”中,朱德打着140团的旗号,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整个湘南起义持续3个多月,参与人数超过百万,为后来红军在井冈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井冈山之后,朱德与毛泽东一起正式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游击战术,成了日后共军成功之术。
4)朱德直接指挥的战斗
朱德戎马一生,他不仅善于在指挥所里运筹帷幄,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上阵冲杀。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之时,部队在福建武平击退了敌军追击。当时,部队位于闽赣边界的石径岭,四处悬崖峭壁,唯一可以通过的隘口被当地民团占据。危急时刻,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方,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率警卫员攀上悬崖峭壁,绕到敌人身后发起突袭,将敌军击溃,打开了前进的通路。当部队通过隘口时,朱德又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握驳壳枪指挥后续部队前进。
1938年,朱德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一部外,还指挥了国民党军7个师。4月初,日寇就出动3万多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朱德灵活运用他自己概括的作战原则,以一部钳制多路来犯之敌,而我主力则把苫米地旅团压在八路军预设的河谷里,将敌截成数段,一举消灭日军2200多人。
5)朱德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朱德除了在军队的诞生、发展及战略战术方面的杰出贡献外,在军队的后勤补给方面贡献同样突出。除去“朱德的扁担”不讲,闻名遐迩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最初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棉被盖的严重地步。1939年2月,毛泽东指出,要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经济困难。
1940年5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除参与指导抗日战争外,还抽出时间指导边区经济建设,在陕甘宁边区内进行实地考察。1940年9月2日,朱德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南泥湾等地考察。在这次南泥湾考察中,朱德看到南泥湾这块地方可以实行军垦,于是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议由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毛泽东采纳了朱德的意见。朱德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说:“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还可以使指战员得到锻炼。南泥湾开发起来困难比较大,希望你们好好搞,要充分地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业。”他又说:“我考虑这块地方让你们去开垦比较合适,劳动力少的单位是很难啃得动的。”
据统计,1941年三五九旅共开荒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82.4万公斤,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同时,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服务行业也得到发展。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一道成为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作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以下这个视频展示了朱老总的音容笑貌,从开国大典开始,一直到他88岁高龄。除去朱老总外,在开国大典上还可见到林伯渠、李立三,以及陈老总、贺老总、刘帅和罗帅的身影。朱老总的声音、贺老总和刘帅在开国大典上自信的微笑是第一次看到,印象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