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告密文化因其后果及代价的严重性，颇有争议。特别是亲人之间的告密行为，为大多数人所不容。“三国演义”中的“衣带诏”一案，那位出卖了姐夫的官员，原以为可以升官发财，不想掉了脑袋，可见曹丞相是英明的。然而文革中,中华传统文化被摧残，不但普通人中告密频繁，也波及至至亲之中。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林豆豆密告父母案，最为恶劣的莫过于张红兵密告母亲案。这两起告密均导致了至亲的死亡，前者则影响了整个中国，震惊了世界。

30多年前那场风波，有21个人被通缉，其中一名周姓大学生的被捕引人注目，因为他是被姐姐、姐夫告密出卖的。好在这个弟弟很够意思，拼命为姐姐洗地，但是很难被公众接受。这一事件，即使在当时，也是骂声不断。本贴将讨论告密事实最没争议的林豆豆及张红兵事件。

1. 林豆豆告密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15时，主席乘火车抵达北京郊区丰台车站，除总理等人外，在京的中央委员对主席突然返回均不知情。当天下午，林立果得知主席返京，他从西郊机场乘坐256三叉戟赶回山海关。

当晚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电话。张耀祠报告：“总理，刚才接到张宏（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林豆豆）来队部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副统帅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副统帅的专机256号。”

总理接到电话，迅速报告主席，引起了主席的警觉。接着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受到隔离审查，吃了许多苦。她被隔离审查后，写了无数次材料。审查期间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她写信给主席求助，1974年7月31日，主席批示解除了对林豆豆的审查。接着跟男友张清林结婚，并在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有研究者做出如下推论：如果林豆豆在1971年9月12日晚上，没有向8341部队报告叶群企图劫持林彪，副统帅出逃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主席去世后，副统帅就会掌握最高权力。以后，立果同志就会接班，继承林彪的最高权力。中国将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可见这次告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性有多大。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即使没有林豆豆的告密，副统帅一家也难逃牢狱之灾。立果接班更是无稽之谈。

各路专家尽管在党史、副统帅评价等方面观点各异，但令人奇怪的是，左中右各路学者对林豆豆及当年的告密行为，评价极其一致，几乎全是差评。可见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人们对举报自己的亲人，并导致自灭家门的现象极不认同。副统帅是否违法乱纪是另外的问题，而由自己女儿举报，并导致机毁人亡这一现象大多数人绝无好感。

2.张红兵告发母亲，致母被杀案

张红兵 71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他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当时仅有16岁的张红兵非常震惊，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他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他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他母亲写完一张纸，其父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由于担心其父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其母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立场不够坚定。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和他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其父举报回来后，就问其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不久其母方忠谋被捕，两个月后被枪决。

他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以前也是充满温情的。前不久其父挨批斗时(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其母站到其父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其父遮挡拳头，保护其父。批斗会结束后，其母手挽着其父走在公共场合。他从来没有见过父母那么亲密。

其父被划为“反革命”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张红兵，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他。贴大字报后，其父反而把他当作大人来看待了。

后来其母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声称“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以上两个事件震撼人心。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文革岁月，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出来的。好在张红兵不管真假，还有些悔意，并表示“忏悔”。而那位帅府千金，自灭家门，不但没表现出任何悔意，还处处以前副统帅之女身份，到处出镜。难怪人们不论持左中右何种立场，对她的评价都不高。

2011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做出的对于大义灭亲做了有限设定的法律修改，非常赞同。人不是畜生，出卖亲人，自保或谋求升官发财者为人类所不齿。个人认为，劝说违法的亲人一块投案自首，应是对待这类事件的底线。如违法者能够接受劝告，尚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