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泰戈尔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中)
 

从加尔各答到波尔坡的善特尼吉丁(Santiniketen)学院去访问诗哲泰戈尔。我们在车站下了车，便有学院的一位教授来迎接我们，把行李送到院里一所洋房，里面有电灯、自来水、铁床和其它现代设备，同甘地的原始生活比较起来，好像是隔了几个世纪的时代。到了进晚餐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奇异。原来那是欧式的大菜，菜色五道，非常丰富，因为这是主人免费的招待，我们倒觉得不安。
 

下午，我们去见泰戈尔博士 - 这是外来的客人对他的称呼。他住的却是一所小的平房，见客的地方，七八个人就可以把它塞满。一开门便看见一位年近八十，白发银髯的老者，坐在椅子上。他穿的是长袍，态度很安祥，同我们寒喧了几句，便开始谈话。所谈的没有固定的题目，因为这一次同时见他的人，代表几个不同的国藉，其中还有一位日本人。但我们虽然没有能够谈到中日问题，他的书记却给了我们一本小册，里面有他致日本诗人野口米次朗的两封信(译文已在《译报》登载)，一方面是指责日本人残暴的自杀政策，另一方面是说明中国民族的伟大，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被日本征服。我们读了这两封信，很感激这位诗人，也很佩服他老而愈辣的气慨。
 

善特尼吉丁实在是一所学校，里面有研究院，有中学，有美术院、音乐院和农学院，共有学生三百五十人。他们上课，大都在树底下，席地而坐。很想不到的，我们在这里遇见三位中国学生，其中一位是女性。他们领我们去参观支那学院，里面有很多中国书籍，并有一位中国讲师 - 谭云山，可惜他那时不在。那天晚上，音乐院的学生，把泰戈尔写的Chandalika (关于阿难的故事)在校内舞台用传情的舞蹈演出，服装是美丽的，音乐是和谐的，舞蹈和表情，也很能刻画入微，这是我们初次领略印度艺术，很觉得愉快。
 

善特尼吉丁译言为"和平之居"。这个地方有一点历史的意义。据说在泰戈尔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这是一片荒野，他常到此退修。有一次，有一群强盗经过那里，仆人劝他快走，他却不肯走，及至强盗来到，见他安坐不动，头上发出光辉，即向他俯服下拜，从此改邪归正，作了他的门徒。现在在院里一棵大树下立了一塊碑，就是他父亲当时趺坐的地方。甘地曾对人说，没有见过善特尼吉丁，就是没有见过印度，可惜我们匆匆的只住了一天，没有能够多领略这句话的意义。从波尔坡我们到了印度著名的"圣城"别奈里(Benares)，城里有很多廟宇，是千千万万的印度教徒朝圣的地方。这里也是佛教的一个发源地。佛尊初次宣教的遗迹就在城外。听说有一群中国佛教徒在那里，正在建一所中国佛寺。恒河是在城的底下，那是与别奈里齐名的《圣河》。我们雇了一支船在河中游览，看见许多人在岸边，有的沐浴，有的趺坐，还有几处熊熊的火光，就是火葬的地方，他们把骨灰扔在河里，据说那样灵魂便可以超升。别奈里的街道是非常的脏，有处有名的庙宇，竟是臭气冲天。我们到了一家西式的，据说是超等的旅店午食，看见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连碗喋都沾满尘垢，使我们几乎食不下咽。这一切都给了我们一个不快的印象。幸而我们第二天就到了阿格拉(Agra)，去看那名为世界七奇事之一的泰姬陵(Taj Mahal)。这是印度一位蒙古皇帝为他的爱妻建的，从一六三0年开始，需时二十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墓，而是一所极伟大、极美丽的建筑。一切材料都用白石，上面嵌着各样的宝石，无论从远处看，从近处看，尤其是在月光下看，都令人流连不忍离去。
 

从雅格那乘车到了孟买(Bombay)，又从那里到巴都里(Bardoli)，国大党执委会正在举行会议的地方，在那里会见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编注: 关于日本诗人野口米次朗

野口1938年写信给泰戈尔，认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应该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扬：“这次战争… 是为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伟大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们青年军人是抱着十字军的决心与殉道者的牺牲意识上前线的……日本单独承担了这样宏伟的任务。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贵国人民的赞扬。我们的英雄主义与追求，似乎反被他们严厉地谴责…”。
 

泰戈尔复信表示这完全是一种“军国主义狂人”的观念。野口再次写信给泰戈尔，认为中国人不诚实，对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恶意宣传。被激怒的泰戈尔回信说：“如你不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
 

访问甘地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上)
访问泰戈尔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中)
访问尼赫鲁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