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不应当是孩子的美德。

“乖教育”是一种有问题、无原则的教育。

前天写了一篇《被“轻判”的大同霸凌案——法律为什么要“保护未成年人渣”》文章，简单聊了聊对近期引起公愤的大同霸凌案一些观点，可能文章写得有些仓促了，有些读者误以为我是在反对严惩霸凌受害儿童的那两个恶童，这里澄清一下，我并没有那个意思，那篇文章的主旨，其实是想探讨时下被很多舆论所提议的“降低刑责年龄”是否真的是杜绝校园霸凌的可解决之道。如该文所述，在现行法律框架和法学基础理论上，这个想法是具有相当难度、且会造成很多连带问题的。

于是很多人自然会问，那该怎么办？如果我的孩子遭遇了霸凌该怎样。

我想解决之道无非两途——要么学校和社会负起责任、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和杜绝校园霸凌事件。要么，我们就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长出反抗的牙齿——换而言之，我们要让孩子在欺凌面前学着“不乖”。

是的，考察此次大同校园霸凌案，有一件与骇人听闻的霸凌同样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受害的那位小学生，在遭遇同宿舍两名恶童持续一年半的的殴打、欺辱甚至是性侵等让人不忍描述的行为过程当中，居然选择了逆来顺受，虽然现有资料无法确知这个孩子是否曾向老师举报，但家长居然是在一年半后才偶然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将此事曝光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情与性格，导致了这起恶行被隐瞒这么久才被曝光。我们对事情的内情所知难详，但我想有一种教育因素，也许在这起案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我们的教育经常规训孩子“要乖”。

“要乖”、“听话”，这些词汇在我们自己做小孩子时、以及我们长大教育孩子时，都是经常被使用的高频词汇。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两个词在英文中是没有对应翻译的。

我还真拿这个问题问过一位旅美多年也有孩子的高知朋友，问她“乖”这个词儿在英语中到底怎么翻译，她想了半天，说也许是“well-behaved”吧。

我说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well-behaved不是有教养、修养良好的意思么？跟咱们形容的“乖”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啊！

是的，在西方尤其是英美人的观念当中，修养良好绝对不意味着这个人好欺负、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恰恰相反，在名誉受到侮辱后断然进行反击，是一个传统“绅士教育”必备的条件。

比如苏格兰大哲学家、写出了《论人性》的大卫·休谟，曾经在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有过一段交情。

在卢梭最困窘的时候接济过他，但好心当成驴肝肺，卢梭那个偏狭的私德，你是知道的，后来这哥们不知道抽了什么风，非认为休谟的帮助他其实是为了害他，于是动用其影响力在整西欧知识精英圈子泼污休谟。宣称休谟帮助他只是“出于一个可怕的阴谋”，“试图把我带到英国，只是为了让我丢脸”。

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郝建与老太太，休谟与卢梭……

感到自己人格受到侮辱后的休谟立刻发起了“加倍奉还”的奋起反击，甚至不惜向卢梭提出名誉决斗的要求。他在后来写给另一位大牛亚当·斯密的信中就曾如是说：我认为，您应当理解我受到侮辱之后的反击行动——我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受到这等侮辱的时候，却不敢为自己的荣誉而战，是可耻的。

是的，有教养（well-behaved）绝不应单独代表“温顺”、“听话”、“乖”，教养同时应该是有棱角的，在他人越过某条线之前温良礼让、尊重他人的底线，而在他人践踏了这条线之后宁拼个鱼死网破，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自由与荣誉。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那些八九岁的孩子熟练的掌握这其中的奥妙。但相比西方精英培养孩子“well-behaved”的教育，我觉得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经常会奔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要么如前所述，老师和部分家长会一味要求孩子要“乖”、要“听话”、要在一切条件下对他人礼让、忍让、甚至退让。

要不然，则完全奔向了另一头——极力把孩子养熊，养的有“狼性”，要求其与他人接触时“寸步不让”，鼓励孩子野蛮生长、野蛮竞争，甚至有机会、有势力的时候就肆意践踏他人的权益与底线，宁可欺负别人、也不被别人欺负。宁我负人，人勿负我。

这就是传说中的“熊家长”。

这两种教育方式，其实都犯了一个错误——它们都没有教育孩子自己与他人的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

因为不懂边界，所以孩子的行为要么就无限度的忍让、逆来顺受，也就是所谓的“乖”，要不然则是无限度嚣张、无所顾忌，也就是所谓的“熊”。所以到头来，欺负与被欺负者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种教育思维下的一体两面——这两种教育中共同缺失的，就是个体与他人之间权利边界感。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文化自古以来，好像还就很喜欢这种教育方式。

比如那个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听过的“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就特别反感。

“孔融让梨”原本只是《后汉书·孔融传》李贤的一条注释：“《融家传》曰：‘年四岁时，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可以看出在这个原版故事当中，孔融所“让”的仅仅是“诸兄”，其所强调只是儒家学说“尊长”的那种秩序观。

但这个故事在后来的流变当中，多出了一段孔融“让幼”的情节，也就是不仅“诸兄”孔融要编出一套理由去让，“弟”他也要找一套理由（比如“我是大哥，理当让着弟弟”）。

这样一来，孔融就从那个原本强调儒家长幼秩序观的儒学神童，进阶成为了一个舍己为人、总是在无原则、无条件的先人后己的“乖孩子”、“好少年”。

长大后，我一听这个故事就膈应。如果我自己将来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他读到它——尤其是后来那个既让兄又让弟还为此受了夸奖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孔融自己该有的权益意识，这种无原则的谦让稍不留神就容易在孩子那里发展成退让、忍让、乃至逆来顺受。被这样教育出来的“听话孩子”“乖孩子”，在遭遇霸凌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向家长及时举报，就不稀奇了。

这不是孩子的错，这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

当然，我也知道，编出“孔融让梨”这样的故事，要求孩子这样无原则的让、无原则的乖、无原则的听话的人是什么想法——说白了，无非是因为“乖孩子”好管。

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如果真有一个孩子能不问长幼、公平，自己总去承担更多义务，而少享受更多权益，家长的负担会轻上很多。

而在一群孩子组成的班级当中，如果有更多的“乖孩子”，吃了亏、乃至挨了欺负都不抱怨、不还手，学校和老师维持秩序的成本，也能节省不少。

由此再联想到这些孩子长大后，如果他们愿把自己“乖孩子”的脾气养到成年，成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实人、顺民，那无论单位领导、还是有关部门，管理起来就更加省心不少了。

所以我们的家庭、学校，喜欢教孩子“乖”，我们的社会、文化喜欢教育所有人“乖”。甚至“乖”这个汉字本身，原本是乖张、狂悖、桀骜不驯，在数千年的语词流变中，居然也走向了它原本意思的反面，成了今天“听话”“顺从”的代名词。

足见“乖文化”，这个在西方甚至得不到准确翻译的字眼，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么大行其道。

可是我想说，教育孩子要“乖”，不是不好，但却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提供给孩子一个能够让他老实、顺从、谦让，却依然保证他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的环境。

这个责任，应该由社会、学校、老师以及每一个成年人承担起来。如果我们不承担这个责任，孩子面对的学校小环境，是一个弱肉强食、唯力是从、霸凌甚至未成年人犯罪横行的黑暗森林。我们再教育孩子要“乖”、要“听话”、要“礼让”，这就不再是一种良性教育，而只是学校和社会为了方便管理，单方面降低自己的成本而对孩子进行的一种精神PUA。这比某些无良老板平时让员工996、007，发工资的时候又让员工多“怀一颗奉献之心”的普通PUA还要可恶一万倍。

而进一步推而广之的说，一个社会，要求个体顺从、听话的前提，一定是它能够提供一个良善、无条件保障所有人平等权益的公共秩序。如果没有信心提供这种公共秩序，那就应该允许甚至鼓励每个个体勇于自力维权，捍卫自身的权益。

这两种社会模式都是可行的、并无优劣之分。老师、学校、乃至社会，有多大的金刚钻就揽多少瓷器活就好。最可怕也可恶的，是像大同的那所寄宿学校所发生的那样，一方面继续“乖教育”，用听话教育束缚住了老实孩子的手脚，另一方面又纵容恶童肆意妄为。这样即教育孩子“乖”，又让乖孩子受欺负的环境，无异于是在吃人。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彻底杜绝校园霸凌之前，我劝所有的家长不要再教育自己的孩子“乖”，我们宁可让孩子“野”一点。或者说，我们最好把孩子培养成一个“well-behaved”的人，让他们知道自己与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哪里，我有势力时，我不去侵犯你的边界，你得势后，你也别来侵犯我的疆土。否则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让你知道我不好欺负。

愿我们的孩子对霸凌，能如此“不乖”。愿他们走向社会，面对其他侵犯，也会如此“不乖”。

作者： 海边的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