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谦逊与其在国际社会的傲慢并没有任何矛盾。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没有了民主和自由，即使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未必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我们不一定要模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傲慢，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政府在美国人民面前的谦逊。如果真要在国际事物中有所作为，我们首先必须让权力在人民面前失去傲慢。

如果在全世界做一次民意调查，要受访者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很多人肯定会选择“傲慢”。在他们眼中，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已经成了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代名词。改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绝对权力绝对导致傲慢。

这些人看到了美国的傲慢，却没有看到美国的谦逊。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政府可能显得傲慢，但是在面对国内民众时，美国政府又处处谦逊。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很大保障。国际事务中的傲慢与国内政治中的谦逊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没有国内政治的谦逊，就没有国际事务的傲慢。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民众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创造力。这样一个民心所向的政府，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美国的强大，还有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傲慢。

反过来说，一个在国内民众面前傲慢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往往只能谦逊甚至卑下地行事。这是因为权力的傲慢只会扼杀民众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创造力，进而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当国内政治不稳定的时候，一个政府不大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傲慢行事。即使要这样做，那也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并且是昙花一现。

美国的傲慢

美国的傲慢是天生的。从1607年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建立开始，美国人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不是上帝的恩赐，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片肥沃的土地等着这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来定居呢？在1630年，北美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洛普在一次布道中说：“我们应该是一座山巅之城，人们的眼睛在看着我们。”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不仅意味着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美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美国是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山巅之城从此在美国广为流传，成为最著名的美国象征。

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并不满足于大西洋沿岸的狭窄版图，而是试图把整个北美大陆纳入其领土范围。在美国不断向西、向南的扩张过程中，“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应运而生。天定命运包含至少两层概念。第一层是地域上的，即美国注定要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包括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和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德克萨斯。第二层是精神上的，即美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具有独特的道德品质，因此有义务把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推广到版图所及的地方。无论是上帝的选民、山巅之城，还是天定命运，传达的都是同一个理念：美国是世界上“例外”的国家。

民主和自由，还有东西两岸毗邻大洋的地缘政治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广袤的土地、以及源源不断的移民，这一切让美国在建国后一百多年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世界强国。美西战争中的胜利标志着美国正式成为区域性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一强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撰文，号召美国人抛弃一战以来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转而以捍卫和推广自由为己任，携手创造一个“美国的世纪” （The American Century）。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如日中天，世界进入了“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从当初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殖民地演变成横跨北美大陆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一帆风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优越感，美国开始雄心勃勃地在全世界捍卫和推广民主和自由。于是就有了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以及给美国人留下永远伤痕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到了1967年，也就是越战的高峰期，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权力的傲慢》。在这本书中，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建国背景，美国人往往以救世主自居，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单边干涉）去“拯救”那些他们认为不幸的民族和国家。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干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并没有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对美国感恩戴德。相反，这种带有浓厚自我优越感和宗教色彩的外交政策却在很多国家激起了怨恨和反抗。他还指出，由于美国不是在一场社会革命中诞生的，因此美国社会天生带有强烈的保守性，而这种保守性让美国人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激进式变革，除非这些变革最后产生了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就是因为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在救世主情结的强烈驱使下，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东南亚的政治动荡。

该书的出版让“权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成为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经典话语。然而，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美国的傲慢，而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方面，美国的傲慢给一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阿富汗和伊拉克。另一方面，要是没有傲慢的美国，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民可能还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总的来说，美国给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带来的贡献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一个贝多芬就可以让世人原谅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所犯下的所有罪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改造成富强的民主国家就足以让世人原谅美国的傲慢，更不用提美国的科技创新为世人所带来的种种福利，还有美国为战后欧洲经济复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应该有一个国家出来主持公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没有强大实力的国家是无法扮演这个角色的，而一个强大但是没有号召力的国家也无法扮演这个角色。在当今世界，这个角色非美国莫属。

权力的谦逊

权力的谦逊也是美国天生的。第一批定居者之所以来到北美，是为了逃离欧洲的宗教迫害，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 1620年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代表着北美第一个自治政府的成立。到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已经有了100多年的自治历史。 1776年的《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美国人的政治信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国人看来，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人民获得和行使这些神圣的权利。 1787年通过的宪法更是从制度上对美国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根本性的限制，防止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 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则让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明文宪法的形式对个人权利加以保护的国家。在人民神圣的权利面前，政府的权力失去了傲慢，变得非常谦逊。

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建国先驱们认为，对权力最好的限制就是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在起草美国宪法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是詹姆士·麦迪森，他写过这样一段传颂至今的名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简而言之，麦迪森告诫世人，不要天真地把人民的权利寄希望于天使般的领袖，也不要过于相信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与其相信人，还不如相信制度。

总之，在一个崇尚“人人生而平等”、施行三权分立、遵守《权利法案》，并且定期举行选举的国家，权力在人民面前只能是谦逊的。从笔者个人的所见所闻，也能深切感受到失去了傲慢的权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到华盛顿参加一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青年学生讨论会，遇到了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瑟夫·普吕赫上将。记得很清楚，他穿的是便装，一件夹克，一个人来到会场。会议结束后，我激动不已地与他聊了几分钟，然后送他到门口。我想，虽然不是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也应该有个专车在外面等他吧。然而让我吃惊的是，他告诉我，自己将坐计程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当他在计程车里给我挥手告别时，我真是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

另外一件事则涉及到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伦斯菲德。 2003年5月27日，在从国防部去往华盛顿郊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路上，拉姆斯菲尔德的座驾被一位妇女驾驶的小汽车撞了。事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肇事汽车在并道过程中失去控制，撞上了国防部长的专车。事发后员警来到现场，给那位妇女开了一张罚单，此事就算结束了。因为这起小车祸发生在9·11之后美国国内安保高度紧张的时期，很多媒体对此事都进行了报导。笔者后来从媒体报导中知道，当时他的车队总共只有两辆车。

军队是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在任何国家，军队都是一个享有种种特权的机构。然而，这两件事情却充分说明了国家权力在美国社会的谦逊。这样的例子不仅仅限于美国军队，在其他政府机构也随处可见。比如说，美国人到了首都华盛顿，只要随身携带有效证件，就可以进入国会办公大厦，去拜见自己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到联邦最高法院参观，或者是到白宫或者国防部去游览一圈。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体现了美国的治国之本，那就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它的主人面前，权力只能是谦逊的。

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谦逊与其在国际社会的傲慢并没有任何矛盾。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没有了民主和自由，即使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未必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我们不一定要模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傲慢，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政府在美国人民面前的谦逊。如果真要在国际事物中有所作为，我们首先必须让权力在人民面前失去傲慢。

说了这么多，突然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训：只有内仁才能外霸。

作者： 谢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