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受邀去教育部见司长。也许你会觉得我的经历为什么比好多海归要有趣，其实无它，只是源于我乐于观察生活而已。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十分精彩的。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观察生活，另外一些人虽然观察了生活，却不愿意、或者不能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而已。

这次去教育部是我上一章的同学促成的。他交友很多，在教育部某司结识了一位科员。 其时，教育部某司需要找一位统计学专家。我同学立刻推荐给他们说，他有个同学巨懂统计学。其实我并不是统计专业的，我只是在美国上过几门统计学课程而已，我现在发文章的时候，如果涉及复杂一点的统计学，我自己还需要找人帮忙呢。如果这个职位向社会公开招聘，我相信自己连海选都过不了。但是就是因为我同学的推荐，那位教育部的科员向司长推荐了我，于是我成了教育部指定的统计学专家。我相信中央部委里，这种咨询类的职位很多，而且基本都是通过人际关系推荐的，外人不得而知。

我这同学看问题喜欢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为什么大学老师的工资很低？他认为：“这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决定的。大学老师尤其是社会人文学科的老师，如果工资高了，就有空去思考别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怎么样组织才更好？等等。这些问题思考多了就会影响统治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低工资，让他们无法靠大学工资过上体面的生活；然后又给他们足够的空余时间，逼迫他们不得不去社会上兼职挣钱，在疲于奔命的生活之后，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社会问题了。但是理工科的老师，可以通过各种人才计划给他们更高的收入，因为这些人就不太会思考社会问题，对统治者来说，就是好用的工具而已，可以多给些钱的。”

我问：“如果给大学老师普遍性的高工资，会有什么后果？”他答曰：“民国就是前车之鉴。民国普遍性地给大学老师高工资，结果就是大学老师普遍地批评、反对当时的政府，协助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现在的党又不傻，怎么会看不到这些？怎么可能给你高工资，然后让你来推翻它？说到底，这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作的，不识好歹，所以并不值得同情。” 我想，“那些在社会上，想尽办法也挣不到外快的大学老师又怎么办？” 我发现自己都能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他们在社会上想尽办法也挣不到外快，那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什么能力。既然他们没有能力，那他们在社会上也翻不出什么浪花，统治阶级也就不用怕他们。” 

有一天，教育部通知我，司长想见过一面，请我吃个饭。我于是就上北京去了。去之前，我想：应不应该吧这事告诉院长。如果告诉他的话，我在学院的分量会大大增加，因为这位司长掌握实权，而且管着一个我们学院特别希望能加入的项目，参入这个项目，能得到巨大的好处，但是学院却苦于无法这个司拉上关系，更谈不上和司长见面了。我如果能帮学院和这位司长搭上关系，那就是大功一件。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告诉学院，因为我对仕途毫无兴趣，所以我并不关心我在学院有没有分量，我更不愿意动用私人的关系，给公家帮忙。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是在第一个985大学的时候。那里的院长有次告诉我说，学院一直想办一个学术期刊，但是由于国家对出版物的管制十分严格，所以这个愿望一直不能实现。我听到耳里，回家后就问了我家亲戚，他是出版界的大拿。他想了想说，确实很难，但是他能做到。但是正因为很难，所以这忙不能随便帮，需要我和大学达成了协议之后才行，大学必须答应给我什么什么职位，什么什么待遇之后，他才愿意去操作。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吧。我对仕途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动用私人的关系，给公家帮忙，去他的。

我于是去北京拜访教育部了。到了教育部，找到了我认识的科员。当天共有两名教育部的科员和一名北大的副教授在。当时我在国内已经有点经验了，逐渐形成了自己待人接物的风格，我的风格结合了孟子、现代文明、和自己的思考，即是向别人提供他最缺乏的体验：（1）见社会地位低的人，姿态要放的比他们更低，要特别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平时得到的尊重少；（2）见中层的上司，要顺着说话，让他们认为自己很权威；（3）见大人则藐之，因为他们平时见到的点头哈腰太多，并不稀罕你的点头哈腰，见这种人的时候，尊重之余，不必凡事顺着说，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相反的意见都可以的。这套方法我也带来了美国。在美国，我最客气的态度，都给了cleaner, janitor, waiter 这些职业的人，见到大学的chancellor，我直接提建设性意见。

教育部的司长是大人，我则藐之。他见我并不盲从，当场表扬科员：“你们找了一位优秀的专家。”至少从和他谈话来看，我觉得司长是真心热爱教育事业，是真诚地为中国的教育在操心，但是他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从他的话来看，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不足。他谈到，“今年国家给农村的义务教育，新拨了多少多少亿的额外款项。”那是一个很大的天文数字。然后司长问我们怎么看这事。大家都说，这应该能够提高农村的业务教育的状况。不料司长叹息道，“其实这么大的数字，分到每一个省，每一个是市县乡镇，就很少了，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层层卡要，最终能有多少钱真正花在学生身上，都不好说了。”

他问了我们大学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情况，就是大学生不急于分专业，什么都学点的项目。大多数的985大学都有这种项目，都是最顶级的本科生才能考进去。正好我在我们大学的这个项目里面，给本科生上一门课，可以从第一线的角度回答他的问题。他们我学生有多少人，我答曰：大概每年40人左右。他问我师资的配置情况，我想了想，其实这个班的师资配置，是大学的顶配，每一门课都是学校里面的顶配来教，甚至有院士来这个班上课的。司长叹曰，“通识教育最大的困难就是太贵，学校负担不起，所以只能开小班。”

然后我们在教育部的餐厅入席吃饭。此时，司长开始进入自由模态，他说道，你从xx大学过来，我认识你们大学的书记。然后立刻笑哈哈地给我说了书记的几个秘闻，我听了很尴尬，边听边想：“这些事我知道了，只怕对我来说是祸事。”于是心里暗下决心，“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能说出去。”在此之后，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些秘闻，但是确实后来在开会时，听大学书记正襟危坐的讲话，心头对他有点异样的感觉。司长说完之后，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哈哈哈”仿佛如果他知道的更多，会给我讲一整天我们大学书记的秘闻，而对他来说，他只知道这么多，是一桩极其遗憾的事情。

司长然后说道：“我昨天在哪哪哪见到刘XX，对对对！就是那个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我说：上次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你的发型不行啊，应该朝后梳。然后他听到我说他，他就一溜烟跑了。哈哈哈。” 然后旁边陪的人也是跟随着一通爆笑，仿佛这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我一听，他讲的那些人物都是电视里面的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而我永远进不了他的那个世界，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进去，而是不感兴趣进入他的那个世界，也不明白那个世界为什么有趣？

饭后，我同学来和我们汇合。教育部科员，我同学，我三人聊天。其实教育部的人员也和我们一样，有完全一样的生活烦恼。我在大学，也见过地方高校接待教育部的人来视察。地方高校都是如临大敌。每一个教育部来的人，哪怕是办事员，地方上都安排了专人服务。我也在大学里，见过副校长等教育部司长的电话，整个楼道里的人都在为他接电话在做准备。我于是问教育部科员，“为什么地方高校都怕你们，连低层次的办事员都怕。”他说：“其实教育部的人，也不敢得罪地方高校的校长，因为这些校长随时可能调入教育部当司长，副部长，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得罪。”

这次去教育部的拜访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