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的奇异经历，唤醒我迷糊的心灵

/孙毅（98级哲学系）

归信基督

说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转折点，总会与1989年的那个重大事件关联起来。那时，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里教哲学课。事情过后，我们原来读书圈里的人作鸟兽散，大家各奔东西。我自己在苦闷了两三年后，也决定离开大学，离开那些虚假不实、充满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带着挣点钱养家过好日子的想法，于1992年进入一家医药公司从事市场开发的工作。

在商场上混迹的日子，经历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灰暗。虽然挣了一点钱，内心却并没有什么满足。生活除了吃喝，在歌厅吼几嗓子来发泄一下以外，似乎没有别的。

在这个时期，我读到了刘小枫写的书，特别是他的那本《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似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新的亮光。其实，因为我母亲信主，之前我对基督教多少有点了解，但那时总把它看作是老年人在一起互相寻求心理安慰的方式。这本书让我看到，原来基督信仰中所包含的内容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可以经得起任何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与寻问。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基督教的看法，同时也重新燃起了我读书的热情。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也花了一些时间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让我感到自己第一次读懂了哲学。真是有意思，过去我在大学里研究哲学、教授哲学的时候，哲学并没有进入到我的生活。或许之前接触的主要是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哲学对那时的我而言似乎只是一种头脑中的游戏，与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关联。而现在，当我不再从事哲学这个行业的工作，仅仅是出于日常生活中的无聊以及内心的空虚，我读懂了非本真的人生、良知的呼声，以及向死而生意味着什么。

在商场上混迹了两年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大学，但不是之前的那所大学。非常感恩的是，我过去读硕士的那所大学，因着导师的关系，愿意让我这位在商场上混迹的人回去。于是，1994年我重新回到大学教哲学的时候，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我的思想指向已经把我带向了基督信仰的方向。1996年5月我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这期间的故事太长，要写的话可能是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了。所以，这里长话短说，下面就只说我归信之后与北京大学的关系。

重新定向

受洗之后，我内心燃起人生的新希望。这让我意识到，我内心所寻求的与我现在在大学里所教授的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我渴望有机会读书，渴望更多地了解我将生命交托于其中的基督信仰。相对于我内心的思考与寻求，我当时所教授的似乎完全是与之无关的东西。《约翰福音》五章，记载了耶稣问那位在褥子上躺了38年的病人：“你要痊愈吗？”（《约翰福音》5:6b）我就像是那位躺了三十多年的病人，被祂的询问点燃对生命的新希望。

于是在我受洗后两个月——1996年秋季学期，我在学院的支持下，去北京大学外哲所进修了半年。不过学院领导以为我进修完了就完了。而我在了解北大的情况后，就确定了通过到北大读博士，来更多寻求了解基督信仰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是去读“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神学院（这不大可能），或者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当时还很少），这大概是我能看到的唯一途径。

当我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所在人文学院，院领导及我的导师都不是太支持。他们都想把我当作将来可以接班的人来培养，没有想到，我来的时间不长就想走了。最后，或许还是出于师生的亲情吧，学院终于同意我可以考一次，我也同意了。如果这一次考不上，以后就扎根在这里，老老实实地按照大学里惯有的路子，晋升职称，说不定再承担点什么行政职务，直到退休罢了。

日子到了1997年11月，离考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个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自硕士毕业已经十年，又在大学学术圈子外混了几年，虽说哲学方面的思考还有一些，但要应付北大哲学系的考试，自己实在心里没有底。最大的挑战就是英语，几年没有动英语，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在北大外哲所进修时，虽然努力地把英语拾起来，但看过北大之前的博士英语考试，真的是有难度。眼看离考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不知自己能够预备到什么程度。要是这次没有考上的话，如何面对在这里的人生呢？另一方面，就算是这次真考上了，想起前两天学院转达的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要离职去读博士的话，首先要把学校分的房子交回来。真要是交了房子，到时候家里人到哪里去住呢？其次，因为评聘副高职称的五年服务期未满，还要交一笔罚款，而这个数目对当时的我或我们家庭的收入来说，也不是我们一下子能够拿出来的。总之，考不上的话会有问题，考上了也会有问题。内心的愁烦让人难以安心地读书来预备考试。

11月的某个晚上，我独自到人文学院楼上的办公室去读书。整个大楼里只有个别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非常地安静。在开始读书之前，我打开《圣经》，想把今天要读的章节先读完。其实这一段时间内心里的愁烦也让我难以安静下来专心读书。时常需要靠着先读《圣经》，才可以让自己里面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翻开《圣经》，读到《希伯来书》第3章，读到第10节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向我说：“你真是‘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希伯来书》3:10b）这句话刹那间就进入到我的心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虽然我已经受洗一年多，但就如过了红海的以色列人，仍然在为着世上的事情愁烦与抱怨，并没有真正地认识这位上帝。虽然这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了很多失败，但我并没有在这位上帝面前真正地悔改过，时常在过去的那个老我里打转。

那天晚上，我在上帝这句话的责备下，痛哭流泪地悔改，为自己过去一生的罪过悔改，为自己虽然受洗了还活在老我中悔改。在我后来的记忆中，那天晚上办公室的灯光很亮，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所发出的略有黄色的白光，照亮着办公室的每个角落，也照进我内心的每个角落，在这个黑暗的冬日带给我温暖。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地经历主，日后，我把这次经历看作是我生命重生的日子。

有了那天晚上的经历后，我内心的愁烦似乎一扫而空，也能够专心看书预备了。多年后我再思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才知道里面的这种变化就称为信心，这种信心是由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光照赐下来的。虽然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会考上，但已经不再有那些如果考上会怎样，如果考不上会怎样的挂虑。这种意义上，我所经历的这个信心，似乎还不是《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说的那种“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b）所表达出来的“必成的信心”，而是一种将眼目定睛在基督身上，敢于面对当下处境的那种信心。相信祂在这处境中为王，会引导这处境达到祂所期待的目的地。多年后，我把这种信心称为“即或不然”的信心——即或祂所引导到的这个目的地可能不一定是我所预想的，我也乐意坦然接受。

北大考博

1998年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五，我提着几件行李出门了，其中一件是一纸箱子的书。那年恰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所以博士考试提前到3月。我计划提前一个月到那里，想早点安顿下来，再花点时间预备，为博士考试做最后的冲刺。那时儿子已经到了读小学的年龄，妻子带着回了娘家，在那里上学，让我可以无家庭等后顾之忧地出门一段时间。

和我一起结伴去的还有我们人文学院的另一位老师。这位张老师报的是北大的法学专业，他的处境应该和我差不多。这次能够争取到学校同意考博不容易，就分外地珍惜这次机会，所以我们都同时报了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这两个地方。社科院的考试还是通常在四月中旬，这样我们要参加这两边的考试至少在时间上不会冲突。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次出门在北京要停留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到了北大以后，照着所计划的，就去北大的小东门外去租房子。

1998年的一天，我出了北大小东门。那里原来是一片平房，是来北大考研的学生们租房首选之地，因为这里离北大最近，走路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北大。另外万圣书店也在那里，周围有几家可以喝咖啡的地方，有点像是一个小型文化中心。因为想马上就能租到地方，我们就去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是否有房子可以出租，结果第二天我们就分别租到了房子。我租那家的房东是一个老太太，所租的房子严格来说是棚子——在她家的院子里用简易材料搭起来的棚子，中间用两个隔板分出三间。我住在中间的那间，里面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外加一把椅子，就是里面全部的物件了。有一位叶老师，过去和我在西安的大学里是同事，在我还在商场上混迹的时候，他就已经来北大读博，后来留在北大哲学系。他给了我被子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加上我带来的东西，差不多就算是安顿下来了。

如此，我们两人就开始了所谓北漂的日子，白天去北大的教室读书，晚上回来就是睡觉。那时出入北大不用出示身份证，进出是比较自由的。我们三餐都是在北大的学生食堂用餐，每天争取控制在十元钱以内。因为之前已经来北大进修过半年，所以对这里的生活都很熟悉，知道到哪个地方饮食便宜，哪里可以找到有空位子的教室。因为临近北大百年校庆，所以那个时期北大里面也很热闹。最给人激励的就是在三角地可以看到一些活动的广告，特别是讲座的广告，似乎只有生活在北大校园的人才可以享受到如此特权。

我所住的那个棚子隔音比较差。我的左边住着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好像是在媒体工作的，每天差不多都是12点左右回来。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他的那台小电视机，虽然他也很小心地把音量调小，但还是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好在大部分时间里，在他回来之前我就已经睡着了。我的右边是一对在北京补习功课的学生，不太清楚他们在读哪所学校。他们两人也是回来得比较晚，通常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带着几瓶啤酒，喝多的时候就会大声说话。

在临近考试前的两三天，我分别给两边的邻居打了招呼，说明考试对我的重要性，拜托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否可以轻声一点。北漂的人们都互相理解在外的不易，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回来，在院子里洗漱了以后，上床都是先读一段《圣经》，然后再读一两章戴德生的传记。白天一天在教室里虽然辛苦读书，但我内心仍有平安，通常都会很快入睡。考试前的那个晚上也是一样，睡得很好，完全没有受到邻居的影响。

笔试其实就是一天，印象中好像上午是英语，下午是专业课。我倒是不担心专业课，主要是担心英语不过线。那天英语考的自我感觉不是太好，所以心里有点担心。如果英语不过线，其他成绩再好，也都没有什么用。问张老师考试的情况，他也说英语考的感觉不好；然后加上了一句，因为有点紧张，昨晚一晚上没有睡着。

第二天是面试。面试的结果还不错，特别是老师们问到的关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里的问题，基于我之前对这本书的深刻印象，我的回答基本上算是准确清楚的。面试完后，之前进修时认识的那位做记录的同学，他见到我的时候小声地告诉我：“老师们对你的印象都不错，说你读书的底子还可以。”这多少给我一点安慰。现在就看英语的成绩了。

考试过后，大概过了近一个月，我正在犹豫是否要与张老师一同去中国社科院的附近找住的地方，为下一场的考试做预备。一天下午，我因为连日来的辛苦没有去北大教室，而是躺在床上看书，就听到有人在咚咚地敲门，打开一看是叶老师。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看我，进来看到这种环境就直摇头，一个高校的副教授怎么跟个无业游民一样，住这种地方。我苦笑着，心里知道，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专门跑来的。果然，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的英语过线了。那年北大定了英语50分过线，我刚好考了53分。

英语的过线让我恢复了之前的信心，看到上帝的同在所给予的祝福。虽然正式的录取结果还没有出来，我还是决定不再过去参加中国社科院那边的考试了。我写信给那边的导师，他表示很遗憾，但也理解我愿意在北大读书的愿望。张老师的英语，正如他所预计的，没有过线。所以还是照着计划去参加了那边的考试。

前往北大读书

我比原计划提前回到了西安。记得大概五月下旬就收到了北大寄来的博士录取通知。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心里虽有一些兴奋，但很快就被将要面临的挑战盖住了。怎么和学院讲呢？学校人事处要我交房子怎么办？要我交那笔罚款怎么办？那时我还真没有想好要怎么办。不过，自11月那天晚上的经历之后，我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焦虑。压力还在，但已经可以坦然地去面对。

在祷告了两天后，有天下午，我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去了学校的人事处。我找到那位副处长，四年前我调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她负责办理的。她人很和善，对所处理的与老师们有关的事情都很尽心。我把情况告诉了她，心里还在担心她是否会重提之前所讲的那些离校条件。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提房子和罚款的事情，而是在询问清楚了情况后，就直接让办公室的办事员去把我的人事档案找来，直接把它交给了我。前后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当我拿着自己的人事档案走出人事处的时候，一时难以辨别东南西北。我本来以为，在我没有把房子和罚款交完之前，我是不会拿到我的人事档案的。但这些之前的担忧都没有发生，我似乎就可以离校了。于是，当那个学期结束之后，假期我把家庭安顿好，8月就拿着我的人事档案去北大哲学系报到了，正如我之前所渴望的，由此开始了我的人生新阶段。

每次回想到这一段的经历，我都会想到1997年11月那天晚上在办公室所发生的事情。日后越来越意识到，上帝在我的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祂用祂的话语唤醒了我迷糊的心灵，让我看到，祂确实在我的生活之中又真又活，用祂那让人意想不到的奇妙作为，显出祂对我的莫大恩惠。这种恩惠对于属灵生命还处在婴儿期的我来说，真是如此重要，教我学习在困难中仰望祂，而不看外在的环境。

确实，当祂赐人新生命的时候，这新生命不是将来离世才生效的一张通往彼岸世界的船票，而是在当下就能够在人的生活中显出来的实体。伴随着人里面深切的悔改与更新，人外面显出来的人生轨迹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就是新生命的特征。

作者简介

孙毅，出生于陕西。1998-200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现居北京。1996年在西安受洗归主。目前为神学院老师。最喜爱经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篇》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