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90级入校生正好赶上军训，要在河南信阳陆军学院被“放逐”一年。当时有空常常跑到学院的图书馆去看书，除了看一些哲学和思想类的书籍，也读了很多名人传记和格言。一年之后到了北京，借书买书的条件就更好了。蓦然回首，在那个人生的关键阶段，在蒙昧而饥渴状态下主要由课外阅读而来的自我教育，影响远胜过自己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或者家庭的熏陶。

苏格拉底强调所谓的“知无知”。我自己蒙昧的哲学思考很早就在关注已知和未知的关系：既然总是存在未知，那不管已知有多少，都时刻存在被那个可怕的未知所颠覆的危险。所以我一直还是比较能认识到人的智识的有限性，也对未知心存敬畏。同时有一个让我非常抗拒的事情：我不愿意仅仅做一颗在高度知识分工和专业化社会里的“螺丝钉”。毫无疑问，“螺丝钉”肯定不可能活得太明白，也很难得着人生的大智慧。

在大学里，我和很多理科生一样都崇拜爱因斯坦，甚至复印了一张他的头像贴在上铺的床底下。这样，我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他老人家那深邃而睿智的目光在凝视着我。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这句堪称“毒舌”的话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猪栏的理想”！多么可鄙可憎！我真的渴望能够脱离低级趣味，能够充满热情地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我知道“活得舒服”（“猪栏理想”）其实对人充满诱惑，但“活得明白”对我有更大的诱惑。

此外，我在大学里也读老庄、孔孟，学禅、练打坐。我渴望心灵的宁静，渴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像孔子一样“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淡泊宁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然最好还能同时治好自己的颈椎病。无意之中，渐渐把“活得明白”跟“内心的宁静”联系起来。

“人生最大的幸福来自于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这句话，是我本科毕业时给同学的留言，是在信阳陆军学院图书馆借阅的赵鑫珊的《贝多芬之魂》里看到的。后来才注意到这句话是量子论先驱、著名的基督徒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的。其实当年我对这句话并不是特别明白，只是朦胧地觉得很多时候前人似乎更精准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心境。

由于从大二开始选了经济地理专业，我一直在接触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年，市场经济开始了。所以除了自己的人生问题，我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渐渐觉得，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可能就在于尽力去观察和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并将自己的所得与人分享。这也成为我后来选择出国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梁漱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当我读到他的自传，有一幕永远不能忘怀：1918年的一天，他的父亲梁济问他：“这世界会好吗？”他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他父亲说：“能好就好啊！”结果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梁济出于对中国社会的绝望，转身离去之后就投湖自尽了。梁漱溟说，“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允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我虽不敢与梁漱溟相比，也没有他那样的个人经历，但不知为什么这种“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的想法之后就紧紧地抓住我。

与之相关，1998年出国前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虽然无力评价陈先生的学问，但不得不赞叹他真是一位像梁漱溟一样有骨气、有境界的读书人。他所持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自然成为此后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塑造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生期间读到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的一篇《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文章。我也由此开始思考：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道德基础？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基础？

02 理性上的求索

在国内的时候，我从未见过一个基督徒，也从不知道教堂长什么样。在燕园里的书摊上虽买过一本《圣经》，但其实一页未读。我读过的书里，肯定也有不少涉及基督教，脑袋里却几乎印象全无。但一到美国，我感觉一下子掉进了基督徒的汪洋大海，周围抬头低头见到的都是基督徒，简直是避之不及。

起因之一，是由于在洛杉矶转机误了航班又赶上西北航空飞行员罢工，虽然在机场守候20小时之后幸运逃离，但是又中奖赶上在劳动节长周末开始的傍晚抵达空无一人的校园，而且与接机的师兄完全失联。在我和另一位同行的小同学全然无助的时候，一位华人女生仙女下凡般地从地平线上冒出来，慷慨地为我们提供各种帮助。她第二天就要出行，竟然主动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我们这样的陌生人，让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而且由于她的部分介绍，我立刻接触到双城的各种基督徒群体。

之后，常常有人邀请甚至专门开车接送我去教会。刚开始，真的感觉有些不舒服或者不适应，同时也听到一些学长所说的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的风凉话。我原来认为应该只有那些没出息或者闲得无聊的人才会去教会。听了一些人的见证，也没找到什么感觉。而且，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总觉得很别扭。既然神是全能的，为啥还需要人“拍马屁”呢？

不过我并无恶感，而且心存好奇。第一次参加“友爱中华”（China Outreach Ministries）组织的友好晚餐, 我在回应卡上选择愿意更多了解基督教，结果他们的负责人Glenn很快就来找我谈话。他首先问我：“你到底信不信有神？”被这么一问，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我还真没太仔细想过，虽然我都自以为是半个哲学家了。我之前的一个看法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有问题，但唯物辩证法还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我曾经深挖过爱因斯坦的思想根源，知道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绝对相信奇妙的宇宙结构背后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所谓“上帝之脑”（The Mind of God）。他老人家相信的我怎么敢不赞同呢？至少我也无法证伪嘛。而且之前我多少有些相信民间流传的各种鬼神之说，尽管并没有去刨根究底。因此，我虽然发现自己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其实思维模糊混乱，而且事实上内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有神论，但我还是认为像《圣经·创世记》的那种描述实在难以置信。不过从那以后，我觉得应该去了解基督教，并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问题。

当今世界无神论的旗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上帝迷信》（The God Delusion）一书中，强调将人类未知的东西推给一位无法可知的上帝并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想法我当年也有过。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上帝是真实的存在呢？道金斯其实也是老生常谈地通过将进化论奉为毋庸置疑的科学事实来否定基督信仰。但是，通过阅读，特别是聆听1999年初北大学长冯秉诚博士在明州的一系列讲道，我逐渐发现挑战进化论的（科学）证据其实比支持的还要多。

一位明大数学系的博士以颇为严谨的推演向我证明，如果纯粹依靠概率性的随机演化，当今人们相信的地球的年龄是45亿年，虽然貌似已经无限长了，但远远没有长到足以演化出今天如此高级精妙的生命形态。其概率比大风刮过一个垃圾堆然后吹出一个波音747还要低很多。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安东尼·傅卢 （Antony Flew）在80岁高龄时转向有神论，因为他发现在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这三个重大问题上，无神论仍然完全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所以他不得不承认与爱因斯坦一样相信“上帝之脑”的存在才是更加合理的认知选择。

一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总有人问：“那上帝是谁创造的？”而我会问自己：“我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或者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吗？”我意识到人不过是浩瀚宇宙间如灰尘一般的渺小存在，不过是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短暂存在，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是人类妄自尊大的自我拔高和自拟上帝。如果存在是分等级的，那么低等存在必无法确知高等存在甚至其自身的源头和本质，最多也只能靠高等存在的启示而来。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正是如此。正如一台计算机无法知道自己存在的源头和本质，计算机的设计者却清楚知道并且可以告诉计算机。

所以无知或者知之有限，是渺小短暂的人类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任何人的知识体系都必然是一套信仰、经验、直觉和逻辑的混合，无一例外；甚至信无神比信有神恐怕还需要更大的信心。如帕斯卡所言，即便二者在理性和证据上是半斤八两，但是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却会对生命和生活带来天壤之别。对我来说，逻辑上一清二楚的是，如果在人类之上真有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就没有比认识和顺服设计并掌管自己命运的上帝更为要紧的事情了。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人类随心所欲的自我中心就毫无问题甚至理所应当。人生如果存在终极意义，也必须是比人类更高的超越存在或者上帝所赋予并且启示给人类的。绝对的道德标准也是同理。否则，人类的一切意识和情感不过都是纯粹的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来自于尘土并且很快又将归于尘土的人类，如果不是“有灵的活人”，一切终究都是虚空。

如此看来，自我中心的唯物主义者宣称的人生意义无异于揪发自提，是最典型的逻辑不自恰或者自欺欺人。

03 “人人被造而平等”

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基督徒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人类获得公共自由的资格与他们用道德锁链来束缚自己欲望的意愿是严格成比例的……除非控制个人意志和欲望的力量被放置在某个地方，否则社会就不能存在。内在的控制越少，外在的控制就必须越多。”其实尤其在中国社会，超越的信仰、绝对的是非观念以及内外约束力的双重缺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根本无需论证，我们每天都在被各样冰冷、残酷、荒诞的现实反复提醒着。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其实可以通俗地总结为“把人当人看”。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有尊严的，每个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也可以说，这是一切人权理念的根基。在基督信仰里，这个根基有着双重的神圣保障：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每个人都被耶稣基督所爱甚至主耶稣为其流血舍命。所以践踏别人尊严的人必被上帝所践踏。但是如果人类社会不过是适者生存的丛林世界的高级版，那哪里还有什么人权和尊严可言呢？实际上，践踏别人的能力才是丛林世界里唯一的“尊严”。

我逐渐认识到良性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在法治之下的自由、平等、诚信、仁爱，但这些价值和制度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中国，都是缺位的。与所有的传统社会相似，中国人仍然普遍是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根基和纽带来建立信用和信任的，这直接导致陌生人之间信用和信任的缺失。关系本位是与特权和等级相对应的，这些都是建立法治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共秩序的绊脚石。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基督化的西方社会正是藉着个人和基督的关系的建立，才得以打破亲缘血缘关系的枷锁，得以实现从人际关系的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转变。所以美元上面所印制的“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并不是写着玩儿的，尽管当下的美国人正在逐渐远离自己的信仰传统。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强调“人人被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但这句话到了中国却被翻译成“人人生而平等”。一字之差，活生生地把神圣的维度彻底抹杀了。因此，平等作为有内在约束力的价值规范也就失灵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在信仰无神论的世界里，无论追求的是财富还是才智、权力、名誉、地位，人们以出人头地为人生的动力，靠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作为挫折中的安慰。如果人们的存在感和满足感恰恰是在等级分明的鄙视链中找到的，那等级观念怎么可能被打破呢？

04 接通从神而来的“电源”

我切实地从自己身上看到自我中心的人类不过是被私欲所捆绑的，如同在“焦虑”和“沉迷”之间的一只钟摆。内心的焦虑使我们无时不在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人类在上帝之外找到的出路或者偶像只能带来暂时的沉迷（或者因焦虑缓解而得的解脱和满足），终究还是会把我们交付给新一轮的焦虑——因为得到之时就是失落感开始之时。

所以我终于可以体会如普朗克所说的“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其实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获得，因为基督徒有“又坚固又牢靠”的“灵魂的锚”（参《希伯来书》6:19）。其实我们焦虑和懦弱的源头正是由于贪生怕死。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息就是“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亲历苦难、战胜死亡，成就祂自己的公义和良善，同时为每一个人预备通向永恒的真理和自由之路。“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

作为基督徒，其实只要建立了跟上帝的关系，灵魂就自由了（参《约翰福音》8:36），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贵族”，不必再计较自己在世界上的得失，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和力量胜过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同时也就有了为自己和为人类争取自由的爱心和能力。

所以，我看到基督徒在神面前跪下去，却可以在全人类面前站起来。相反，在人们拒绝敬拜上帝的等级社会里，人们有磕不完的头，拜不完的偶像，没有“贵族”却有世代绵延不绝的“跪族”。虽然基督信仰也常被人指责“不宽容”，但事实上，《圣经》教导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世上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心、更高的宽容呢？

虽然我也曾经为苦难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当我真正明白下面这句经文的时候，心里豁然开朗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神的计划并非就在此时在地上根除邪恶、免除苦难，但正是因为神的救赎和审判，正因为灵魂不灭，一切公义和美善的渴慕者才有盼望和出路。

所以，关于真理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一切学习和思考，都把我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正如圣经所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4:12）

当然，基督信仰直接关注的是灵魂的救赎而不是社会的改良，我也反对一切将信仰作为工具的逻辑。但好的社会终究是且只能是好的个体生命结出的果子。虽然我曾经一直不想成为基督徒，但发现自己能找到的借口越来越少。虽然有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那些问题渐渐不再成为我信主的拦阻。或许，一切理性的铺垫正是为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非理性的纵身一跃”做准备。

我渐渐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也知道如果不迈出最后一步去接通“从神而来的电源”，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在1999年5月30日信义教会的福音主日上，我终于举手接受了主，并且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受了洗。理智使我认识到出于神的种种好处，信心使我更深地经历上帝的真实，也被上帝所得着。最后的决志，完全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因为那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回头看来，这一路都有神的引领。信主之后，更是经历上帝无尽的恩典和保守。

每一位真正经历重生的基督徒都会认为自己的一生不会有比成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也毫不例外。曹雪芹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是他真可谓洞穿人生真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正如《传道书》作者反复重申的，在神的国度之外，世上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当你没有神的时候，生命的亮光不过是来自于一些大大小小、忽明忽暗、不久就会熄灭的蜡烛；当你得着主的时候，你就会像林语堂先生那样不得不说：“太阳升起来了，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吧”！

这也是我的切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