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8）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共因为“六四”事件对民众的血腥屠杀，遭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制裁。他们意识到被世界孤立，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并最终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向世界做出了某些有限的让步，在国内为增加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原来强硬的态度也开始软化。先是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逐渐在宣传中不再被提及，后来在不得不提时也改为了“那次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不过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仍然寸步不让，虽然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利用了这段有利时机，实施了频繁的外交努力，对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指责和攻击。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某些关注，但对改变西藏的现状却没有太大的效果。中共仍然自信地坚持着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们看到了在西藏统治所取得的成果和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迄今，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开始了第四个时期。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和早前的拉萨骚乱，直接导致了中共统治策略的转变。紧接而来的苏联解体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令中共更加惶恐焦虑。于是乎保住政权成为党的首要任务，作为意识形态对手的西藏喇嘛们也就自然被视为威胁。

这个时期的统治策略，是通过技术和物质的影响，加快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从而以城镇为中心，建立并完成以汉语言为体系的新世俗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为此中共对西藏给予了巨大的财政投资。中共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国际上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评价，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假象，有的外国人士则认为西藏由此产生巨大变化，而且客观上使当地民众从中受益。毕竟，在那些因政治需要所作的评价之外，西藏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确比过去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提高。

倘若仅仅只从字面上理解，西藏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并非坏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贫穷和偏远区域进行物质上的“输血”，以帮助这些地区实现现代化，否则国家或世界整体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不过这种“输血”仅仅只是在物质层面的帮助与救济，随物质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当地文化和社会意识变化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并无任何国家权力的干预改造。

如果西藏的现代化也是如此，那么任何人都无权在享受人类社会现代化给他带来富裕、舒适和便利的时候，反对西藏民众也应该和他一样有权获得这些东西。或者自己乘坐现代交通工具进入西藏，穿着现代工业制造的服装，然后赏心悦目地看着那些身着笨重藏袍，在泥地中艰辛地耕作土地和驱赶牛羊的民众所显现的“传统”。并赞赏这是真实的文化？

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本身也是西藏民众的愿望，现在藏族用洗衣机来打酥油茶，并不会因为与传统不符而感到失落。那些开着自己的雪佛兰、丰田汽车的牧民，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喜好而愿意永远过着那种艰辛肮脏的“传统”生活。毕竟这是他们最初享受的现代技术。并且是以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后现代方式来开始。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人民开始改变贫穷生活时，没人可以要求西藏人民还要保持那种他自己也不愿意尝试的所谓“古老本色”。

不过，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并不是单纯的 “输血式现代化”，而是“施肥的土壤改良式现代化”。这种带有但书的现代化，是国家权力对当地文化的强制干预和改造，西藏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完全放弃包括世代延续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在内的生活方式和族群特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一个语焉不详的“中华民族”。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叙事不同，至少他们还承认“五族”是“中华民族”五个独立的宗族，而中共宣扬的“中华民族”却是一个被权力随意解释的，完全政治化和高度统一的概念。

这一切的真实目的，是促使西藏社会走向党化形式的世俗化，同时用现代工具技术建立和控制社会主流文化结构。最终达成一种“奥威尔”式的统治场景，只有这样，西藏才能成为党国动物庄园的一部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