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九）

这种现代化之所以称为改良式，顾名思义就是它并非暴力毁灭式的改变，而是温水煮青蛙的渐变进程。其中的考虑是降低抵制的强度，减少反抗而导致的统治成本，对因“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和拉萨骚乱所造成的信用流失止损。

在这个文化土壤的改良进程中，施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加快西藏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表面可以满足普通民众对生存品质改善的期望，也可提高国际社会的观感。但背后的动机是利用人性的欲求，诱使人们以自已的自由换取物质幸福，结果是逐渐脱离由语言、文字和信仰构成的文化轨道，然后由党文化取而代之，于是在岁月静好中，此土壤变成了彼土壤。

后来的日子里，这种居心叵测的改变愈加变本加利。达赖喇喇的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胡耀邦时代为了和谈、为了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会做很多改变，在西藏做一些改变，告诉西藏代表，你看西藏比以前更好，以表达他的诚意。但是后来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中国政府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诚意。”

达瓦才仁说，1949年前建立西藏共产党的平措汪杰给江泽民、胡锦涛上书，中共有四、五十万人靠 “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的官 ”。这还是台面上的，台面下更多。不管民族统战、宗教系统、安全部门都靠这个吃饭。尤其在西藏以国安、反分裂的名义，可以“打白条”，开支没上限、没底线，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说中国维稳经费远超过国防经费，尤其在西藏、新疆花费最多。中共把西藏变成监狱，完全实行网路网格化，所有西藏人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

中共的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提到，过去中央党校有西藏班、新疆班，就是民族地区的干部班。最初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藏族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干部占三分之二，汉族干部都只占三分之一。后来就倒过来，汉族干部占三分之二，藏族或疆族干部占三分之一。意思是共产党连他体制内的干部都不信任，掌握实权的所谓一把手都要是汉族人。

在胡锦涛时代后期，中共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已然失败，西藏、新疆甚至内蒙，都处在一种依赖暴力的高成本维稳的不正常状态。习近平时代，中共采用更为激烈的玉石俱焚政策，试图改变即将失控的局面。在各民族边疆地区以暴力进行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甚至日常习俗的公开灭绝。西藏也不例外，据纽约时报报道：西藏民族事务委员会声称藏族宗教培养了“落后思想”。2014年至2019年，藏语和藏语教学科目的岗位招聘广告数量下降了90%。拉萨市长声称，前一年“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天数和参加活动的人数都减少到10%以下”。同时，高科技监控技术使得大规模民众抗议不再可能，在这一时期，有数百名藏人以个体自焚的形式来表达对中共的反抗。

网上看到一段对话：“有一天，不知怎么，和西藏同行聊起……，我有点痛心疾首：如果没有内地的支持，西藏能有今天的变化吗？ 同行看着我，说，他们不需要。……他补充说道，其实很多变化，藏人并不需要。”

这段对话表明，中共对西藏的“奥威尔式”统治，最终使西藏的现代化日渐支离破碎，从而走向穷途末路。2020年，中共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公开提出“藏传佛教中国化”。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许多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面临着严峻的存在和延续危机，由此带来自我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这种焦虑逐渐取代多年来物质生活提升的喜悦，加上那些在岁月静好中偏离自己文化传统轨道的人们，对前途不可预见而困惑不安，令藏人的族群意识变得捉摸不定。

记得哈耶克曾经说过：“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会有一些群体或多或少处于静止状态，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方式已经沿袭了好几代。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忽然受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外部发展的威胁。而该群体内的人都希望保留该群体的生活方式，这就像欧洲的许多农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农民，尽管其生活方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尽管其生活方式已经依附于为自身生存也在不断变化的都市文明，但他们仍然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所有的族群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选择保留或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这选择必须是自愿而非外来的强迫。因此人类现代文明才有这样的普世价值：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能以现代化为借口，去改变甚至毁灭一个族群的文化。

中共主导的西藏现代化进程，背离了这一普世价值。终极目标的邪恶，最终使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丧失殆尽，同时引发了西藏族群意识的撕裂。对于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们而言，中共的“土壤改良式的现代化”，增加了他们回归西藏并建立他们期望的那种制度的困难。他们还能否回去？即便能够回去，他们还能否在那块他们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如果仅仅还是依靠双方无休止的争吵、指责甚至谩骂，而不去正视西藏今天的真实状态，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那么要不了多久，这些流亡者也许真的会失去西藏。（第六章完  中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