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3）

1956年7月之后，中共开始了初步尝试（中共称之为“民主改革”），采取了诸如增加培养效忠中共的藏族官员，大力发展藏族党员，从中国内地增派汉族官员进入西藏并增设了一些行政机构，把噶厦政府近半数的官员安排到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任职等。当然，所谓“民主改革”的目标与方式基本与中国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土改”、“镇反”等运动并无二致。中共这些活动企图加上邻近西藏的云南四川藏区民众对土地改革的激烈反抗，让当时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西藏，产生了裂隙和开始发生微小但影响深刻的变化。

西藏的这些变化源于旧有制度结构，及中共带来的影响两个方面。旧有制度结构使西藏社会长期丧失创造力，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缺乏适应性与竞争力，数百年因袭不变的政教合一传统令噶厦政府日趋腐败，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腐败似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就连《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的作者，加拿大的汤姆•戈伦夫（Tom Grunfeld）也指出：“在五十年代里，大部分汉族的士兵和文职人员都起了模范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贵族和以前的官员也承认，与他们相比，西藏官员的行为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种制度的高度腐败，引起受到外部影响的（尽管这影响非常弱小）下层民众不满。加上中共重视建立社会底层结构的行事方法，西藏旧有制度也就更加风雨飘摇。当然，普通民众对西藏的前现代体制的不满和改变愿望，并不是中共带来的，早在上个世纪初西藏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如擦绒事件、龙厦事件和西藏革命党事件）中早已显现，只不过中共作为外部力量促进了这一变化而已。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对于西藏社会的变化也开始有了反应。首先中共这种做法违反了几年前双方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另外他们意识到随着西藏交通状况改变，中共施加的世俗化影响，将对西藏的宗教社会产生毁灭性后果，从而使他们丧失已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噶厦的上层官员和贵族们对中共这种违约行为进行了武力反抗，在1956年2月，云南四川藏区的一些藏族土司和头人率先发动了武装暴乱，参与者达十多万之众。这些叛乱者四处袭击中共的军队、运输车队和各种地方机关。并且很快就蔓延到西藏的许多地方。甚至在1956年冬天当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因为局势的恶化，达赖喇嘛甚至有过留在印度的念头，同时噶厦的官员们也试图在拉萨发动叛乱。

西藏这种此起彼伏的武装暴乱似乎出乎中共意料。不过他们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对策，一方面增加军队加强对叛乱的军事镇压，另一方面提出了“六年不改”（即六年之内不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承诺，以解除西藏上层僧侣和贵族们的担忧。

不过，这些上层僧侣和贵族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承诺而减轻自己的焦虑。前辈被迫四处流亡的历史心理，促使他们对可能的威胁进行激烈的应对。而那些拥有土地财富的世俗领主和自耕农，则不希望自己成为中国式土改的对象。至于多数普通民众，溶于血液的宗教信仰，让他们本能厌恶任何用暴力掠夺私有财产的行为，因为这将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坍。于是，在形形色色的焦虑驱使下，叛乱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到处蔓延并愈演愈烈。

1959年初，持续数年的各地小规模零星叛乱，终于引发拉萨大规模暴乱并开始了后来被中共称作的“全面武装叛乱”。这次于三月开始的、被许多人称为“反抗中国统治的人民武装起义”，仅仅存在了几天就被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击溃。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许多官员也在匆忙中岀走印度，再次重复先辈流亡的宿命。

拉萨叛乱的直接原因众说纷纭，中共的说法是中共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观看文艺节目，引起噶厦政府保守官员的不满，从而发动了这次叛乱。但在这之前，被中共军队击溃的云南四川藏区和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已经云集拉萨周边，并以“卫教军”的名义进行活动，这些外地武装成为拉萨叛乱的主要力量。西藏流亡的噶厦政府官员则认为中共邀请达赖喇嘛是要绑架他，这样就激起了民众反抗并发展到武装暴乱。但中共为何要绑架达赖喇嘛的动机却无法得到解释，因为中共当时已完全控制了拉萨，达赖喇嘛的动向都在他们掌握之中，绑架实属多此一举，因此这种说法或许也仅是想当然而已。

拉萨叛乱的深层原因，应该是中共的所做所为与西藏旧有制度在数年中冲突积累的结果。是西藏僧侣和寺院集团和贵族们对试图改变自己传统的外来力量，进行最后一次倾其全力的反抗。叛乱领袖们都是西藏统治集团的成员，而参与者大多是与他们有着利益关系的人们，包括一些下层民众。

由于在西藏这样一个以落后耕作方式为特点，领主和寺院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前工业化社会里，绝大多数贫穷的个体民众，在生存方式上的选择余地是非常小的。这种社会和经济力量结合所产生的压力是如此强大，加上宗教价值观对个体的影响，在集权化社会群体里，下层民众自然普遍会追随权力，但对于个体而言，这样的参与并不是出自民族之间的仇视或者任何政治动机，而是来自某种纯粹对权力和信仰服从的惯性，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求生的压力。

此外，叛乱者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所有的“汉人”，而是中共的军队和文职人员。但这些叛乱者骚扰和攻击藏人民众的事情也较普遍。显而易见，“反抗中国的人民武装起义”仍然使用中世纪的运作方式，缺少现代的组织和计划。而这些泥沙俱下的行为，成了后来诟病这次武装反抗的口实。

达赖喇嘛在叛乱刚刚发生时急忙出走，证明了西藏统治者所有的认知和思维，都出自一成不变的传统，一旦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测，他们总是将决策的责任推卸给“神”，似乎这样就可以掩盖自己的手足无措。达赖喇嘛在很多年后说，在他出走前由乃均神汉进行了打卦占卜，而“神谕”的指示是让他赶快出逃。这一点是可信的，因为西藏宗教领袖历史上的流亡，都无一例外地是认为接受了“神”的指示。

不过，当达赖喇嘛在夜色中悄悄走出罗布林卡，他不知道有一支中共军队注视着他的离去，他们本来可以阻止他，这也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只是那时达赖喇嘛没有意识到，他将也许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他更没有意识到：他的离去，将意味着西藏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中共为什么要在尚未完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急于去改变西藏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从而激化矛盾并导致暴力对抗？这引起了后来人们的疑问。美国人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在其所著《毛泽东传》里曾经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军队在长征路过川康藏区时的状况作了这样颇有意味的叙述：“在四川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的沼泽、饥饿、当地居民（藏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泽东丧失了上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红军，就活活煮死谁。这些长征者为求得食物不得不开杀戒（不然他们只得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这样做了。毛泽东的奇妙话语或许是尖刻的嘲讽，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措施，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泽东的做法有关。”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多年前红军与藏族不愉快的遭遇，是否真的影响了毛泽东对于西藏的政策，当然，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和其一贯的作为来说，这似乎是可能的。但起码从表面上看，当时中共或许认为西藏已是自己囊中之物，无能为力的僧侣们也已经俯首称臣，似乎没有必要再耗费人力物力实行军事管制。可以直接进入到政治统治阶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