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6）

1985年中共投资建设了西藏各地的四十三项工程，西藏特别是拉萨与中国内地，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经济特别是商业的自由化，使许多人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拥有多余的钱促使大量工业产品涌入西藏，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改变西藏民众的生活方式。喇嘛们使用录音机背诵经文，用彩色电视机收看各种世俗的信息。由于许多藏人开始富裕，再加之本身就是一个多宗教节日的族群，所以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的举行。

同时放宽的还有对外国人进入西藏的限制，开始打开长达二十年之久对外部世界关闭的铁幕。我们那时常开玩笑说，每到夏季，在拉萨仿佛置身欧洲街头。大量外国游客的进入，使西藏的真实状态开始为外部所了解。

那段时期内，中共长期用暴力没有达到的目的，在短短几年内依靠现代技术的影响见到了效果。只是中共政策的改变，并非基于胡耀邦个人的认知和选择，中共领导人的心理基础和功利动机，仍与五十年代刚进入西藏时大同小异。毛泽东的继承者重新回归到毛当时的判断，他们选择重新相信：社会主义乌托邦梦想的实现，能够使一切民族问题迎刃而解。而历史似乎也证明，仅仅依靠暴力的统治，永远无法摆脱或消除因自身原因产生的危机。

可以这样认为，中共对西藏统治的第三个时期，貌似第一个时期的梦幻回归，说其梦幻，因为这是一个正面事物多于负面，让人能产生许多想象和希望的时期，或许可以视为许多年来，西藏乃至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一个窗口期，只是当时无人会想到，这个窗口期关闭后所有的一切又原路返回。

今天看来，即便这种回归带有某种对历史反思和弥补的色彩，即中共称为的“拨乱反正”，但还是走不出混杂中国传统宗藩关系和充满乌托邦幻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迷津。双方特别是中共仍然弄不清楚对方的利益追求是什么？加上中共在中国和西藏的所有这些改革，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持和延续其政权体制。一党专制未有任何变化。经济自由与政治极权的矛盾，扩大和激化了社会冲突。仿佛是某种宿命，这个第三时期与二十多年前的第一时期存续的时限基本相同，结束的场景也完全一样。

中共统治西藏第三个时期的终结，始于中国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流血惨案，但在西藏最早的发端，是1987年9月的拉萨骚乱事件。

拉萨发生的骚乱出乎大多数人包括中共的意料。记得在1987年9月27日，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早上大家都在办公室，由于中共的国庆节将至，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要处理的事务。上午十点多，在位于现在布达拉宫广场南侧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门前，有大约数百人开始举行抗议游行活动，这次抗议活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警察的出动很快就制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

我们是下午才得知这次事件的发生，但对其原因和抗议主题，流传的消息却相当模糊。大扺是一些藏族民众集会抗议几天前警察对他们的抗议活动（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实施暴力镇压，据说抗议者还抬着一个因此死亡者的遗体，不过是否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未提及。那天的事情很快在人们的短暂议论之后就被抛在脑后，毕竟这种事已经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出现过，所以人们自然把它视为一起偶然孤立的事件。

导致事态发展日趋严重，是在几天后的10月1日，那天是中共国庆节，因此所有人都放假以示庆祝。我们经济庭的年轻人都集聚在贺诚家里，品尝他的重庆火锅，而对于早上就开始在八廓街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并不知晓。后来才得知那天的人数约有数千，起因是一群喇嘛在八廓街游行并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八廓街派出所的警察拘捕了这些游行的喇嘛，并对他们进行殴打，这样就引起围观人群的不满和骚动。

接下来人们围攻派出所，推翻了停在街上的汽车进行焚烧，局势一度无法控制，蔓延到许多人趁混乱打砸、抢劫班禅开办的刚坚公司商店和其他商铺。中共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示威者则以石头还击，因此当时漫天石头飞舞，场面十分混乱，后来武警开始对反抗者开枪射击，很快驱散了人群并让事件暂时平息。

据说在枪击中被打死数人，打伤数十人。拉萨市人民医院工作的朋友说，因离八廓街最近，大多数伤者都是送到他们医院救治，但有一些轻伤者到医院作了简单处理后就慌忙离开，据说是因为害怕警察来到医院对他们进行搜捕。

这次骚乱使整个拉萨陷入紧张和恐惧之中，中共也开始重视起来。当我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骑自行车回法院时，在法院大门口看到子成院长，他随即问我：你们的人到那里去了？他要求把所有人都召回并取消假期。一小时后，法院的大多数人也已来到了集合地点。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院里装备科的仓库打开，大家开始领取武器。而那时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紧张的情绪，有的人反倒有一种新奇刺激的兴奋，包括藏族同事也是这样。我开玩笑地说，这样的情景蛮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起义攻打冬宫前的场面。

领完武器装备，所有的人进行了分组，对法院各个易受攻击的地点实行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卫。子成院长甚至准备让人用油漆在大门外画一条警戒线，并下令如骚乱分子不听劝阻越过此线时就开枪射击。

黑夜来临以后，众人开始有了一丝紧张，与往日不同的是外面街道上空无一人，大概市民都回到家中紧闭门户。法院工作人员有许多住在外面，因为来得仓促忘了带大衣，而拉萨 十月初的夜晚如果在室外是够冷的。于是我和院办公室的赵健民自告奋勇为大家去取衣服。副院长巴桑特意嘱咐不要穿制服，也不要开警车。我当时确有些不以为然，但当我们开着一辆普通的北京212越野车来到街道上时，才发现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寒意袭人的街道上看不到人影，只是偶然遇到巡逻的武警军车。昏暗的路灯照射着一片寂静冷清，所有那些看不见的黑暗，似乎都会突然向你飞来石头或子弹。

那天晚上，当我们去到每家大门前叫门时，值守的人员（大部分都是藏族）都在紧闭的大门后，认真打着手电核对我们的证件和身份，直到确认无疑才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去。也许有人会幸灾乐祸嘲笑我们是所谓的“汉人”在“藏人”的反抗下感到恐惧，因此而风声鹤唳。其实，在身临其境的时候，我的体会是局外人的这些文学式描述都毫无意义，因为我并没有感到藏族和汉族在那时的不同，也没有感到这是藏汉两个族群之间的冲突，大多数藏族和我一样，也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尽管大家都处在同样的紧张和茫然之中。

第二天凌晨一点，子成院长传达了来自北京中共高层的电话指示，据说是邓小平下命令不准随便开枪。那天晚上我和顿珠抱着冲锋枪，在法院大门口停着的汽车里守卫到天亮。

以后没有再发生什么大事，但小的抗议示威还时有发生。记得国庆节之后不久就是中国中秋节，一个下午我和赵健民出门为法院购买月饼，车刚开出法院还未到布达拉宫，就看见北京路上有数十名喇嘛在抗议游行。当我们还未到跟前时，几辆载着武警的大卡车急驰而来，武警们把喇嘛围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扔到车上又急驰而去，街道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随后的几个月事态渐渐平息，不过中共还是作着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法院把我们编成固定的防暴队，配备了从中国紧急运来的电击警棍和强光手电之类的警具。不过这些玩意在我们这些满不在乎的年轻人手中，大多都被当作了日常的玩具，没有多久就已经破损殆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