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众生无我（4）

小王和小彭

1985年夏季的一天，我刚上班，赵庭长让我到院里的库房去拿几块床板。当我扛着床板送到指定的房间时，里面有一个胖胖的女孩，我也就知道了这是刚分到我们庭里的大学生王曼莉。

小王是我的校友，只是她比我低两届。她的老家是湖北省的黄石，父亲是早期进藏的中共汉族官员，时任日喀则地区的副专员，而她的母亲和妹妹则在黄石的老家。她跟随父亲在西藏生活，所以从西藏考上的大学。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并不属于我们这类自愿进藏的学生，在当时被称为是定向分配，自然毕业后就回到了西藏。作为我们庭里来的第二个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小王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业务素质。由于庭里的业务人员较少，她被很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并和我、贺诚在很长时间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合议庭。小王也常常和我一起下乡，到日喀则、那曲还有沿雅鲁藏布江的那次大游走。那时的下乡并无现在的旅游者漫游西藏那么的自在，至少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使旅途变得十分的艰辛和充满不可预料的危险。小王初时还是有些不习惯。她第一次下乡是和我去那曲，中途在当雄县城罗布的一个朋友家吃饭，主人只有糌粑和酥油茶及羊肉，我和罗布随即高兴地从冻得坚硬的羊腿上削下生肉片大吃起来，这时却看到小王对着那糌粑难以下咽，于是我向主人要了一些白糖让她拌着糌粑吃，搭我们车同行的一位藏族老大妈见状也拿出自己带的面饼送给小王。不过自这次之后，小王就习惯了下乡的艰苦并坦然地面对这些而毫无怨言，这也得益于她上大学前在西藏生活的经历。

由于王曼莉的父亲在日喀则工作，拉萨只有她孤身一人，她便成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年青群体“靠山屯西屯”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大家都无法忍受集体食堂低劣的伙食，几人便邀约在一起开伙，我住的房子有一厨房和起居室，自然食堂就设在我的家里。入伙的人员都作了分工，有人采买，有人洗菜有人做饭。小王主要负责烹调炒菜一类的事务，大概是因为女孩的心细或小王自己的厨艺本来就不错，她的大厨地位一直受到大家的赞许并不容置疑。

一年以后小王的父亲从日喀则调到拉萨任西藏自治区商业厅的副厅长，她也就搬到拉萨宇拓路的商业厅内与她父亲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单元从一楼到三楼的近300多平方米的三套房子，还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非常宽敞。因此那里也就成了我们常举行各种活动的地方，有时狂欢到深夜大家就留宿在那里，反正有足够的房间供所有人使用。不过大家最感欣慰的是她家有一台洗衣机，这对于我们这些单身人士来说那可是一个极具使用价值的玩艺。不久我们就几乎每个星期天都用自行车驮着大包的衣物到那里暴洗一气，晾晒在阳光和熙的院子里之后便开始悠然自得地喝茶聊天。当然，小王的父亲来拉萨任职使小王的境遇改善了许多，首先小王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享受一种虽不完整但有父女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此外她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得到提高，即使我们这些朋友们也跟着沾了不少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也会利用她父亲的权力买到一些生活的物资，如让她父亲批个条子我们可买到外面市场上绝对没有的好烟或是大米之类的东西。就连我们法院开会所需的一些香烟都要利用他父亲的关系才能弄到。

刚认识小王的人总觉得她有些腼腆而内向，其实她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只是她的笑容和严肃之间转换得总是快了一些。她有一种天然的野性，因此习惯于中国传统小家碧玉的人不太能够马上适应。基于这一点我们不久就册封她为我们“靠山屯西屯”的“四丫头”，和贺诚的昵称“贺老五”一样，这个称呼也是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部讲述50年代初在中国湘西（中国湖南省西部）中共军队与土匪作战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一个称为四丫头的女匪首。当然在现在看来，那时所称的“湘西土匪”只不过是一些拒绝与中共合作的桀骜不驯的当地苗族山民而已。而大家这样称呼小王仅只是出于一种年青人的调侃和玩笑心理，别无他意。

小王的父母都在西藏或在西藏工作过，像她这样的年青人在西藏有相当的数量。他们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内地青年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年青；在西藏生活过10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讲话已很少家乡的口音；他们从小就往来于西藏和中国内地自己的家乡之间但却比我们更适应西藏的气候地理和文化环境。他们在后来被称为“老西藏”的第二代。这些进藏汉族的第二代有着与中国内地的青年们不同的命运。他们的父母们在年轻时就离开家乡来到西藏，除了内心保留的原乡历史经验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情感外，他们与自己的故乡已无实质的纽带联系。当他们的子女们即使带着父母留给他们的在他乡异域因失去社群之后所潜藏的身份认同情感回到家乡时，他们会发现那里其实是陌生的和不可捉摸的。他们没有父辈们在当地的关系基础和缺少在那里生活的经验因而难以很快融入当地的社区中去，所以回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而他们在西藏的生活也不是一件易事，他们的父母总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而无暇很好的照顾他们。小王曾和我说起她考上大学的时候，她的父亲出差在外，她只有自己收拾行装，蒸了一锅馒头作为干粮，然后就孤身一人走上数千里的路途。另外由于西藏特殊的政治环境，那里的汉族官员变换较为频繁，加之汉族官员与藏族官员之间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当地的汉族官员们也不大可能像中国内地的同行们营造出那种无处不在牢不可破的关系网络来为自己的子女谋取利益，他们的后代们失去了几千年中国传统父母给予子女的庇护，于是只能依靠自己闯荡，这些当年进藏的汉族的后代们不得不承受起父辈们付出的结果。对于自己的前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处于尴尬和矛盾之中，这也许就是人在风中，聚散不由我做主的一种无奈心绪。

小彭叫彭丽华。大概是王曼莉的老乡或是她们父母在西藏时两家的关系就很好，反正是小彭常来找小王，久而久之和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和我们中的一员。

小彭的父母原来也在西藏工作，后来回到四川省，那时在成都居住。小彭从湖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和小王一样分回西藏，在西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那时小彭已经结婚成家，她的丈夫是甘肃省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原在西藏大学教书，后去了深圳另谋发展。他们有一个小女孩放在成都小彭的父母家里，因此小彭就只身一人在拉萨生活。

小彭是一个纤弱秀美的女孩，说话声调低柔，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总使得别人感到她是那么楚楚动人。她常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郊游和玩耍，我们都称她为我们“靠山屯西屯”的“小三”，几天不见，对她就总有一些挂念。

拉萨悠闲而没有约束的生活使得我们常乐不思蜀，但小彭和我们相比却有着许多需要牵挂的东西。她对于自己的家庭这样的长期三方离散总是难以释怀，但又对未来感到茫然。也许是她天生的多愁善感，她常和我谈起她年幼的女儿，每当谈起她休假回成都时她的女儿却不会叫她妈妈而只是叫她阿姨的时候，眼泪总是在她的眼眶内打转。其实我知道这是大多数在西藏结婚的汉族年青夫妇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我还是尽力去安慰她，因为不管有多少理由，对于一个母亲的爱还是需要人们的理解的。

不过小彭也是一个能干并很会照顾自己的女孩。有一次我看她回成都休假时不辞辛苦地背回一个硕大的砂锅，然后自己煲一些有营养的汤来喝。这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总是把吃饭看作是一种勉强应付的事情，即使要做一顿好饭也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快乐玩耍的过程。不过事后我想想也确实钦佩她的细心和对自己的善待，也许这就是结婚和未结婚的区别所致。

未过多久小彭的丈夫就在深圳立住了脚，来信要她也到深圳去团聚，于是小彭就辞去了她在西藏的工作，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深圳。她走的那天大家都前去送行，一行人唱着《大约在冬季》这首歌依依惜别，车开动的时候小彭的眼泪快要流了下来，她不停地叮嘱我们一定要保重，而大家都伤感地看着车子慢慢绝尘而去。

我离开西藏后约一年小王也想法调到了海南省的海口市中级法院。在1992年3月她到昆明旅游时曾来看我。这以后我们就再也未曾谋面，只是听说她父亲在西藏逝世时她又回了一趟西藏，再后就在海南结了婚并有了一个胖胖的孩子。直到2004年我才从海南高级法院的一位朋友处知道她现在是海口市中级法院的某庭副庭长，一切都很顺利。

小彭离开西藏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但她和小王倒是常见面，因为深圳和海南毕竟离得不远。小彭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但我的回信她却没有收到，大概她那时经常搬家。1999年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她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们一家准备移民到加拿大，那次电话之后也就没了小彭的消息，我想她已经到了加拿大，正在某个风景如画的城市里过着闲适的生活，而她的女儿也应该到了上大学的年龄。

我的朋友中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50或60年代生人，小王和小彭都是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都正好成长在整个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阵痛之中，因此他们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悲壮地挣扎。尽管他们中的命运各不相同，不过我想对于小王和小彭来说，在西藏的这段经历是她们的同代人中的绝大多数所没有的，这也因此成为她们生命的一部份。今天无论她们身在何处，总会不时回想起那段无法挥去的时光。

朋友顾伟

顾伟是地道的上海人。1986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我们庭。他到西藏的目的其实很明确简单，就是如果留在中国内地按他所学专业他只能去做中学教师，而到西藏来他就可以不去做不喜爱的教学工作而可以改为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法律职业。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毕竟顾伟的父亲当时是上海市高级法院的副院长。

顾伟在庭里担任书记员。他知道没有法学院教育的背景是他的一个缺陷，于是他刚到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法学院的大部份教材通读了一遍，加之他天性聪颖，也便很快就能对工作应付自如。他写得一手流利漂亮的好字，庭审笔录做得完整清晰，极有条理。一次我们审理一个颇为复杂的案件，开庭时间长达3天，顾伟所做笔录厚达几本，阅看笔录时大家开玩笑说简直就是在看长篇小说。也正是由于他的能力，他在一年内就成为整个西藏法院系统级别最高的副科级书记员，我们都戏称他为西藏“首席书记官”。

刚到西藏的顾伟对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些缺少心理准备而始料不及，不过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刚到西藏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无非是适应得快慢而已。除了比中国内地（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艰苦得多的生活条件外，与自己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文化会使得大多数刚从内地来到这里的人无所适从，除非你是来猎奇而不是到这儿生活。顾伟最初面对自己过去从未体验过的事物总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反应。记得那时我们做饭的燃料用的是汽油，一次我们几人在屋外的空地上往桶里灌汽油，顾伟拿出打火机一言不发突然把油点燃，大家猝不及防，一阵手慌脚乱找来铁铲铲土把火扑灭，而汽油和塑料油桶全都烧得精光。大家奇怪地问他为何做出这样违反常识的举动，他悻悻然说他想试试这汽油是否真的一点就燃。这不可思议的回答令大家哭笑不得，只能摇摇头解嘲地说可能是他的智商有点问题。

顾伟刚来时总是为每天的吃饭问题犯愁，特别是在下乡的时候。我们到林芝去的几天里，顾伟几经周折在河边发现了一家川味小饭馆的水煮鱼片好吃，然后我们就几乎每天都要在他的要求甚至恳求下光顾那里。不过，最令人痛苦的便是他刚来不久便随我们到阿里去，所有他还保留着的上海大都市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都在那次旅途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还有罗布这样一个固守传统的家伙。在22道班我们生火做饭，顾伟的任务是洗菜，初涉戈壁的他面对冰凉刺骨的雪水迟疑不敢下手，只有由我代劳。饭后天已漆黑，大家都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只有他在昏暗如豆的烛光下埋头写着日记，一旁的罗布以一种揶揄和不可理喻的神色看着他。其实我倒是满能理解和欣赏他的这种认真，毕竟那时能踏上这戈壁荒漠的年青人总是怀有着许多的梦想和浪漫。

第二天在路途中，顾伟突然想起他带着的手枪还未打过，于是大家下车，找了一个便于射击的地方。因为顾伟是第一次打枪，贺诚便耐心地向他讲解了射击所要注意的要领。但在将要击发时，大概是他认为单手持枪不稳，于是用左手加持到握枪的右手上面，枪一响套筒紧接着后座，将他的左手虎口拉开了一个口子。他痛得直甩手，我们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赶快给他包扎流血的伤口，贺诚则埋怨他不听从自己所教而导致无谓地受伤。

从措勤出发的那天中午，因找不到饮用水源（藏北戈壁上的许多水源因芒硝含量太高而不能食用）无法做饭，我们决定到牧民家吃一顿糌粑酥油茶了事。这对顾伟是个难题，因他从来没有吃过糌粑。对着热情的主人端上来的一盆糌粑他脸上颇有难色，但还是像我们一样用手抓了一团，打量许久才慢慢放进口中。大家看他的样子都善意地取笑他，罗布还认真地教他最地道的吃法。不过上述这些难堪在整个旅途中只是一些极小的花絮，顾伟还是很快就适应并学会了这些西藏特有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从阿里返回时，他已经和大家一起连续几天吃着装在麻袋里的羊肉，而糌粑酥油茶则更不在话下了。

顾伟很快就成为了我们的“靠山屯西屯”中的一员。由于他个头高大潇洒，颇有海派风范，加上时尚前卫，因此被封为我们的老大，只是他在我们中间却是年龄最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功利性商业文化开始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但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里还存留着相当多的传统色彩。作为60年代出生的一代，顾伟的时尚是古典而传统的。他背着一把吉它来到西藏，令人想到古代吟游诗人的遗风。即使是后来他买了一台相当不错的音响，所听的也大多是西方古典的音乐。在那个时代，写诗和读诗就如同今天的网络一样对青年人具有超凡的吸印力。顾伟自己能写很好的诗，不久大家都在他和小邵的影响下开始写起诗来，并互相切磋欣赏宛如一个诗社。这些诗不论写得好坏，但能消融这些远离家乡独身在外的青年人种种的忧郁和疑虑，点燃起生命的热情。    除此而外，顾伟还是各种活动的积极筹划和组织者，如有段时间走火入魔的打桥牌热潮，还有各种郊游、聚会。在那次圣诞节的化装舞会上，顾伟决定化装成法国电影《佐罗》中的主人公。大家一起动手，把办公室的红丝绒窗帘当作斗篷，又用黑布制作成面具，我用铁条为他制作了一把佩剑，再加上他锃亮的长筒马靴，这么一装扮，顾伟顿时吸引了舞会上所有人的眼球，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了一个“亮点”。当然作为舞会风头最劲的人物，自然少不了崇拜者，一大群孩童也就成为“追星族”在他的身前身后形影不离。

顾伟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做事特别认真，这好像也是上海人的特点。在业务上他的刻苦认真自不必说，有时在一些小事上的叫真就让人有些受不了。如在打桥牌时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就令人生畏，因为他是把桥牌看作一种严肃的竞技活动，而我们只是当作一种娱乐而已。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导致有一次打牌时他激烈地指责王曼莉，自然小王就感到委屈并哭了起来。不过他的这种脾气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以为常，碰到也就是一笑了之。也许是从小优裕的家庭环境造就的结果，顾伟对于煮饭做菜一类的家务事十分生疏。在我们的“知识青年集体户”中他的手艺在诸如贺诚、王曼莉这些大厨眼里是属于不入流的等级，因此他也就只能做一些洗碗之类的下手活，不过对于这个问题顾伟倒也泰然处之，十分安心于他的“本职工作”。

除了这一点以外，顾伟还有一个不是太受欢迎的弱点，来自于上海这个中国一流大都市的身份使他常有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其实这也不是顾伟的错，只不过是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群体无意识的不自觉流露。不过是这种基于特定地域和籍贯族群认同的愚蠢自傲总是给所处地域不同的他人造成不舒适的感觉，说它愚蠢是因为伴随着这优越感的必然是对外地人的歧视。但这也是中国悠久的传统之一，而且不只是上海人独有，从城市人对乡下人，或大城市人对小城镇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歧视无所不在，只不过是上海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已。

平心而论，上海作为中国最先开埠的商业口岸之一，毫无疑问有着它独有的优越。上海人也有着许多优良的特质，如聪明、认真、能干和务实，但这些特质也同时夹杂着人语嘈杂身影凌乱的小家子气。上海的文化精神多有缁铢必较的精明而缺少优雅飘逸的大气，也就使得其在历史上造就了许多成功的政客和商人，但却难以甚至没有产生睿智的大师和智者。

不过，在全球文化相互渗透并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父辈的那种籍贯优越的情结在上海的年青一代身上已逐渐丧失原有的内涵。尽管有许多优秀的青年在一边观看一边反思，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因各种文化杂交而斑烂多彩的都市影像在粗制滥造的符号、物质和简单的快感冲刷下变得畸形并充斥着无奈和匮乏，众生都在虚空的自满中等待资本对自我的超度。

顾伟比我早一个月离开西藏，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回上海后做了律师，我想他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他的认真能够使他做成许多的事情。

顾伟在西藏的时间只有三年左右，在进藏的学生中他呆的时间是较短的。但这三年的时间却使他改变了许多，在西藏期间他开始反思我们都曾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弊端并接受了另外的文化所延续的生活方式所有的合理。他坦然地面对所有与过去不同的艰难和困惑，这一切都促使他对自小熟知的文化传统尝试着做出某些反叛。他学会了喝酥油茶和吃糌粑，学会大喊大叫的喝酒甚至在狂欢至深夜与我们一起扛着自行车偷偷翻越法院的围墙，而我认为这种反叛肯定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然。当然我不知道今天的他对西藏是否还会思念？虽然我知道他不会像我那样盲目而漫无边际地去想象未来或固执地坚守过去的信念，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相见，西藏肯定还是唯一的话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