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封城期间,戴红袖章的保安、志愿者火得一笔。有个小伙子饿得受不了出门买馒头被红袖章们围殴暴打,另一个年轻人因翻墙出小区买东西,被红袖章逼迫做检讨。这两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红袖章们还有许多跋扈行为没进入大家的视野呢。
大家感觉到,防疫封城给城市领导者带来极大的压力,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恐慌,唯一的得益和得意者是红袖章们,他们一不留神就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萧条封锁的城市过着属于他们狂欢节。
他们以前都是底层边缘群体,以后还继续是。一场疫情突然让他们得到了一点权力的余唾,针尖大的权力更容易“脱颖而出”伤害别人。他们以前每天被权力压抑着甚至伤害着,而一旦被权力外溢滋润了一下,立马开放出恶之花。
穷酸文人有句自恋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好像枯骨遍野的题材激起几句胡诌感慨是啥了不起的幸运似的,比“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档次都低了很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话从曹操嘴里说出来还算匹配,若是饿得皮包骨的纯诗人写出来,真没啥可幸的,还没饿死倒是值得庆幸的事。
其实,非常时期,最幸和兴奋的是痞民,应该是“国家不幸痞民幸”。太平盛世时,痞民们的边际得益远远低于安居乐业者,非常时期,殷实人家受损最重,痞民阶层的边际损失最轻,甚至还是他们得益的机会。跟着黄巢打进长安,冲天杀气透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就是这些痞民。
所以,阿Q灌了几口黄酒,喊着要“革命”了,赵老太爷们也得低声下气跟他陪小心。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痞子,《芙蓉镇》里王秋赦“运动了”的欢呼,世代痞民对红袖章的渴望如“大旱望云霓”,权力稍有外溢,毒气就弥漫人间。
正常时期,权力被约束在系统内,行使权力和滥用权力的范围都是按级别在系统内划分的。权力没被关进笼子,但用权和滥权者有身份门槛,底层痞民被排除在权力体制之外。
痞民其实不是喜欢丛林法则,斗力斗智他们都不会是赢家,他们只是喜欢依附权力沾染权力。由于痞民的才貌俱劣,平常时期很难溅到权力的余唾,这使得痞民从奴隶升迁奴才之路只能靠时运,跟个人的努力关系不大。
120年前的庚子年,是痞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老佛爷咳出一口老痰,义和团如逢甘霖——奉旨进京,扶清灭洋。其实,扶啥灭嘛对痞民都无所谓,只要权力外溢让他们能爽就行。痞民能够横行跋扈,不在于他们有神魔附体“刀枪不入”啥的,而是公权力把教民关进笼子,任由痞民蹂躏。放手让痞民一搏,几万人都打不下40名洋兵守护的西什库教堂,对阵八国联军更是做鸟兽散。老佛爷西狩途中下令剿灭义和团痞民,官军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涤荡干净了。
五十多年前,那帮凶神恶煞的“小将”们奉旨造反,皮带抽向关在笼子里的“黑五类”,滋润权力余唾的痞民,只是狐假虎威的末梢,从来都是夜壶的待遇,很快就“轮到小将犯错误”了。
长安封城期间红袖章的骄横跋扈,也是因为市民都被居家隔离关进了笼子。买不起大城市房子的保安戴上了红袖章,浸润在权力的痰液里,终于可以对小区居民耀武扬威了。长安不幸痞民幸,他们是封城期间最享受权力救济的群体,以损害市民的权利来享受权力的滋润。当疫情过后,最怀念新冠时光的就是这些红袖章痞民吧?
据传是林语堂说的:“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林语堂有点大惊小怪了,中国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底层人怀有上层人的意识。猴子不可能有老虎的意识,野兔不敢有猎狗的思想,但底层痞民却有狐假虎威之志,否则苦难的生活怎么熬?一个猥琐小人受了上层人的鄙视也会立下鸿鹄之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不,长安的各小区保安,戴上红袖章后就开始作贱前上等居民了。谁说底层痞民就不能有上层人意识?一场疫情就让领导把他们当侦察兵和捕快,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哦!
2022.1.11
海外发展过的国家,制度上“保障”(强制维系)如上的“公”民意识,却被会中文的,又自称有点见识的知青们一边讽刺着这种现象,一边赞叹着另一处“保障”该现象的制度的优越,他们最爱盯着的,就是别人手里的那本护照,好给“意识”划分国别,可笑可笑。
更可悲这些人到了海外海是这么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