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开冒

今天看了呦呦鹿鸣写的野猪祸害农民的事，才知道有这种普遍的荒诞故事：野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撑腰，它可以大摇大摆祸害农民的庄稼，而农民若为保护庄稼打死了野猪就是犯法。虽然《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规定野生动物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该由地方政府给予一定补偿，然而大家都知道，法律的惩罚远比赔偿、补偿简单易行。所以，农民为保护庄稼而捕杀野猪要被法律制裁，被野猪祸害的损失，却很难得到补偿，总不敢跟野猪去索赔吧？找政府索赔，有时风险比找野猪索赔还大。

呦呦鹿鸣这篇文章《想想别人》写得很有温度，只是对执法者及教条僵化的所谓专家温言相劝，要他们换位思考，多想想农民的艰难。

但人性是靠不住的，在指标考核驱动下，官员、专家没空去多想别人，各行各业的人们或多或少地都有点共情心，但共情能力却在体制的笼罩之下。要从法律设计上想办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是文明先进的象征，说明人已经觉着自己是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慈祥主人，对身外的一切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了。对自然立法充分显示了当家做主的自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自然理念推演出“群己权界”，推己及野生动物，就是划定动物与人的“人兽权界”，是文明与法律的进步。

但是，在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护和赔偿的边远农村，却把保护野猪凌驾于保护人之上。在这样环境下推广《野生动物保护法》类似逼穿不起鞋的穷人遵守“皮鞋法”，对瘦骨嶙峋的人宣讲“减肥法”。

鲁迅说过，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要农民保护野生动物，也须先保护好农民吧？保护野生动物，最终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并不是要当野生动物的奴仆。中土这旮瘩“比、学、赶、超”的愿望强烈，一听说系爱马仕皮带是上等人，把裤子当了也得凑钱买条爱马仕皮带。听说上流社会都重视保护野生动物，就恨不得把野猪也当老爷供起来，任它胡作非为也得逆来顺受，就像过去对领导的态度——任你虐我千万遍，俺心里对你如初恋。

港真，光屁股系条爱马仕腰带与在温饱艰难的地方贯彻“野猪保护法”，都是一种装逼行为！

受欺负没关系，只要能反抗就行，最怕那种无法反抗的欺负。农民不敢反抗的东西很多，连被野猪欺负也不敢反抗，还有天理吗？

11月27日，河南南阳发布新闻：一对夫妻3个月内猎杀8只野猪，当地法院巡回法庭以非法狩猎罪判处丈夫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判处妻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判处夫妻向国家支付赔偿款4000元。在法庭上，这对夫妻表示认罪认罚，同时也说，因为野猪，家里麦子损失了30多亩，100多亩玉米也被吃得70多亩绝收，无奈之下，才使用木签、电丝网将地围起来，用电瓶、逆变器、警报器等设备打野猪。
还有一个案例，四川省巴中市吴老太一个月电死三头野猪。2020年3月，巴州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对吴老太做出判决：构成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6个月。除了追缴违法所得1070元，同时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1500元。
吴老太已经67岁，丈夫20年前已去世，在判决之前，她已经在山里窝棚中住了7年，就是为了守地防野猪。“往年种玉米能有3000斤左右的产量，野猪来了后，只能收500到600斤。去年种了一亩多菜，只打了160斤菜籽，正常应该是能打600多斤。”7年来，吴老太敲铝盆、扎稻草人、烧辣椒烟，都没用，直到买了带电的“庄园守护机”。 （以上案例转引自《想想别人》）

吴老太独自一人住在山地窝棚里，守护着自己的庄稼，从野猪嘴里夺食。跟野猪比，吴老太是不是更像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野猪是国家财产。南阳那对夫妻，巴中这位吴老太，就不是国家的资源了？恳求把他们也收归“国有”吧，让他们成为“国家财产”，同时也享受野生动物被保护的待遇吧。

何况，野猪并不是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很多地方野猪泛滥成灾，巴中县就游荡着三万五千多头野猪。野猪只是含糊的“三有保护动物”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南阳夫妻和巴中吴老太并不奢望能列入金丝猴、东北虎、梅花鹿那种有级别的野生动物，跟野猪并列享受同等保护总可以吧？他们至少是“有益的”也有“重要经济价值”吧？67岁的吴老太已经到了养老的年纪了，还独自种地，给孙子供应学费，对家庭对国家来说，她比野猪更有“重要经济价值”吧。

要不，当农民为保护庄稼而与野猪斗争时，有关部门就睁眼闭眼的当成是野生动物们自己内部的冲突吧。确定了保护庄稼的农民的“三有保护动物”身份，《野生动物保护法》同时也能保护被野猪祸害的农民了，更体现法治文明呢。

“当家做主”能满足群众的面子，实事求是地自降身份有时能保护里子。当生不如野猪时，享受野生动物的权益都成了奢望。当猪权不可侵犯，猪权凌驾于“仁权”之上时，当只被保护的“三有动物”就成了理想。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吴老太说：在野猪横行被保护的时代里，能否把我当野猪？

20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