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耀庭的厂里搞群众互斗运动。他列在批斗名单中，罪名是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另外还说他家庭成分有问题，说他父亲当年投奔了国民党。真是有口说不清。小王被关押在厂里的学习班反省和写检查。这段日子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坏消息接踵而至，又得知小王在厂里不过是个临时工，我顿时有些心灰意冷。临时工被人看不起，因为没有保障，随时都可以遭解雇、断收入。妈妈叫我不要和他再谈下去了，说自己已经这么穷了，怎么能再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我的思想开始动摇。

有一天，小王托厂里同事给我捎来了一封信。信上谈了他在学习班的情况。特别是他说几次想到自杀，只因想到我，才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信末他嘱咐我要坚强、保重身体，一定要等他出来。他的语句让我心绪不宁，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我对自己说一切等他出来后再说吧。

终于，小王被允许出来会见女友，只是后面还跟着两个人，怕他逃跑。我问他到底犯了多严重的错误。他说没犯错，只是因为他经常与几个文艺爱好者聚在一起拉拉唱唱、排练节目，厂里造反派就诬陷他搞地下俱乐部。我注意到他脚上穿的还是那双我送他的、也是我唯一的一双尼龙袜。因为尼龙有弹性，我的尺码，他也能将就穿。他穷到连一双像样的袜子都没有。他太苦相了！我无法自抑地对他冷漠起来，说：“你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就不要想着见我了。”小王深情地看着我，吞声忍泪，只说了一句：“你一定要等我！”

一晃我二十五岁了，工资每月二十六元。然而，我和父母还是住在这个破旧的、不足九平米的城墙房里。热情能干的胡颖，把我家的住房情况汇报到了厂里。厂里又派人与居委会协商。居委会把我家列入特困户名单，统计给了房管所。

通知参加缺房评比会的这天，我正好上中班，厂里批准我半天假。会议后，我们家分到一套十八平方米的住宅，由三间六平米的房间组成。

1970年7月1日，对我们一家三口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天，是搬家的日子，象征着与十七年的“穷困和饥寒”彻底永别！搬进新家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一个竹塌、一个旧箱和两只凳子。那只我从八岁起用来当桌子的破碗橱早已报废，我到旧货店花了十二元买了一张最便宜的桌子。

最让我们激奋的是，第一次用了电灯！大家高兴得热泪纵横。

小王放出来的时候是我们新搬家后。他找上门来，我正在厂里。妈妈索性跟他摊牌说：“你和我女儿当兄妹来往吧，交朋友的事就别提了。我不会让女儿嫁给一个临时工！” 

我在脑海里想象着小王蒙受屈辱的心情，痛苦极了。他太不幸了，从来没有父亲，没有母爱，女朋友家又这么势利。我的眼前还浮现出那天他专程带着心爱的小提琴来拉曲给妈妈听的情景。像我和妈妈这样骨子里世俗的人是不懂欣赏他的高雅的。

王耀庭理想中的“朴素”的爱情，在现实面前是多么无力。我辜负了他，他会明白像我这样单薄的小女人是不适合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