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哥哥的家，是有两房间的宿舍。外面间当客厅，里间是哥嫂的新房。哥哥说五月份的婚礼是在公安厅会议室举行的。同事、领导都参加了。先读上几段毛主席语录，再发上几粒糖，既简单又庄重。

九月份的天气依然炎热。晚上哥哥把床让我睡。他向同事借了板床搭在了客厅。可他没有蚊帐怎么行。哥哥说他有办法，让我先睡。半小时后我出来看他，忍俊不禁。只见他全身武装，穿着长袖、长裤、袜子，头上包着枕巾、再套了顶帽子，像个伤病员似的躺着。我问他不热吗，他却得意地答：“这样既不让蚊子叮，又不用盖被褥，一举两得。”

早上哥哥上班，叫我在家睡懒觉。中午他买来饭菜给我，惊叹屋里被我收拾得干净整洁。晚上他下班时带来了个上海同事。他让我们一个说苏州话，一个说上海话。他听得乐坏了，说江南话就是好听，但比外国话还难懂。

送走了上海人。哥哥顺便带我到城里转了转，还买了两斤鸭蛋和新鲜桂圆。那几晚聊天，聊累了，就把剥了壳的桂圆和鸭蛋一起煮来当宵夜吃。桂圆热性，我吃多了，留了鼻血，再也不敢碰。

每晚我们都谈得很晚。哥哥向我说起了夭折的妹妹。她是在我四岁时出生的，那是1950年。“可怜的四妹落生的这个家太穷了。在她还需要吃奶时就被强行断了奶。因为隔壁开毛笔庄的吴老板有个儿子没奶喂，来征询妈妈能不能奶他的儿子。吴老板还提出两家孩子交换带，主要是怕四妹留在妈妈身边，妈妈会偷喂自己的女儿，而他的儿子就少吃奶了。妈妈只得同意。才半岁的四妹到了吴老板家，被吴老板妻子喂的是稀粥米汤。后来因为营养不良，四妹患了麻疹，是在妈妈怀里停止呼吸的。” 哥哥说得动情。作为长兄，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亲历了一个接一个的骨肉离散和生离死别，这些深烙在心里的阴影是永不磨灭的。

从哥哥那里，我还惊喜地了解到爸爸曾经也当了回类似民间故事中拔刀相助的“侠客”！原来，有一次生父在集市卖菜，碰到一个不付钱的国民党伤兵。生父向他要钱，对方竟抡起拐棍就朝生父打，并把他的秤杆折了、菜篮踩了，还招来了警察，把生父抓了起来。最后还是亏得爸爸出面，当天就把关进警察局的生父“保”了出来。那时候的爸爸有地位和实力，受人尊重！

休息天，哥哥借来自行车。我们一人骑一辆，去拜见他的丈母娘。嫂子的母亲是退休教师，衣着素雅得体、风度翩翩。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吃饭。从家具摆设就能看出嫂嫂的家境很好。吃过饭，伯母拉我谈家常。她说：“你哥哥太穷了，弟妹一大串。我女儿第一次去你哥家回来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是很担心女儿嫁你哥过穷日子，但她很坚决，说看中的是你哥的正直和有责任感。“ 伯母接着说：“我女儿很傻，人家找对象都要找经济条件好的，唯独她不在乎穷。” 听到这，我打心里佩服嫂子。她内心强大、拥有抓住爱情的勇气，而我没有。伯母笑了笑又说：“你哥哥的人品确实好，只要我女儿喜欢，我也没话好说。”

我准备回苏州了。哥哥陪我上街买了些带回家的需要品。我买了一只价格五元的木澡盆，一只价格一元五角的小脚盆。哥哥买了米粉面，还替我买了车票，是票价二十一元的特快列车。我知道他手头拮据，这车费没准是问同事借的。为奶妈看病，他已欠了别人的债。我随身携带的五十元钱一直没用，自己的车费说什么也得让我付。想到哥哥一定不会答应，我就把二十元钱夹在他写字台上的一本毛主席语录里。

我坐的是十月一日下午一点三十分的列车，要在第二天下午三点抵达苏州。哥哥已拍了电报叫爸爸来车站接。火车启动时，哥哥眼睛湿润了，不停地与我挥手道别。

回到家，妈妈对我态度和气，问长问短。第二天我一上班，同事也围着我问这问那，我好像是新闻人物。

11月2日，我回家正好一个月，收到哥哥的来信：奶妈去世了！她才活了五十二年。妈妈在一旁安慰我说：“这次幸好你回去与她见了面，她走时应该是安心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福州时，哥哥语重心长对我说的话：“父母都是刚强坚毅、善良厚道的人。他们是被迫遗弃自己的亲生骨肉的，不能怪他们，只能怪那个残酷的旧社会。他们一生受穷受苦，忍辱负重地活着，但他们清清白白、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浸润着血汗的硬钱。他们的品格是受人尊敬的。对于送出去的两个女儿，他们一辈子都想着、念着，他们一直叮嘱我不要忘了这两个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