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懂了，为什么爸妈叫我“篮子”，是让我不要忘记从哪里来。

解放不久，爸爸赴任将乐县，也就意味着我和生父、生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离别。期间，爸妈曾寄过我的照片给他们。妈妈又说，“当初离开苏州时没有通知你的亲生父母。他们一定还以为你跟着我这个养母在享福呢，谁会想到我的命这么苦”。说到这，妈妈哭出了声。

妈妈像是找到了多年遗失的钥匙，一下子把她的记忆大门打开，说起了她的身世。

妈妈的父亲在扬州是渔民，每天天未亮，就摇着小船到江里打鱼。有一天一只乌鸦停落在他船上。乌鸦是不祥之物，他父亲用竹竿去打，没站稳，竟一头掉进了江里。虽说他水性好，可抵不过那天水流的汹涌澎湃，只得喊叫救命。渔民们都很迷信，相信从船上掉下去的人救不得。还说谁救了谁倒霉，水鬼会找上门。她父亲在水里拼命挣扎了几下就永远地沉了下去。他死的时候，妈妈的母亲肚里已怀着妹妹。

从此，母女们靠给富人洗衣为生。十四岁那年，妈妈在送衣服去东家的路上遭人贩子拐骗，被卖到了福州的妓院。因为年纪还小，就先打扫卫生、做杂物工。碍于面子，妈妈一直没有和在家乡的母亲和妹妹联系。

很快，抽烟、打牌、嗑瓜子、招呼客人，这些都成了妈妈的长项。“后来我从妓女院逃出来，跟了个军人，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不过，这男孩病死了。再后来，这男人随部队逃到了台湾。”  妈妈顿然失语，她在重温噩梦。我多么希望她能在这悲惨的记忆里找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快乐。

此后，妈妈再也没有与我谈起她的过去，我也没问她是怎么认识爸爸的。

自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心情激动了两天也就静如死水了。穷人活着的所有追求不就是能有饭吃吗？除此外，没有什么事值得深思熟虑和哀叹。

深秋的一个下午，离家已有一年的爸爸回家了。他手上提了个破筐，穿了件破背心，每次回家他都是十足的叫化子样。妈妈对爸爸又是谩骂了一番：“我当你早死在外面了。你还记得这个家？你心里有没有数，我们跟你来苏州差点饿死。老天无眼，死了这么多人怎么不见你死！” 爸爸还是老样子不吭声。

这时，妈妈说要出去透透气，并朝我挤了挤眼，示意我盛饭给爸爸吃。没有比妈妈更尖刀嘴豆腐心的人了。

爸爸回家后没活干，只得再去拾荒。1960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穷家里更穷，多数人家都吃不饱。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豆腐渣、半斤糕饼劵和二十五斤粮票。蔬菜吃不到，更别提吃肉了。肚里没油水，最容易饿。爸爸生过浮肿病，领到一点糠，加水制成饼来填肚。糠饼硬如石，难以下咽。

爸爸对口粮没有计划。才几天就把一个月的指标全吃完。妈妈决定我们和他分开吃。他本来就不是个硬汉，肚子一饿更没有尊严。我和妈妈在一旁吃饭，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的饭碗。看着他的可怜相，我们也吃不下。结果总是妈妈故意避开，让我盛点东西给他吃。

这段日子真苦，连爸爸这样马虎、苟且偷生的人也会绝望。他徘徊在铁路轨道企图自杀，被人发现押送回家。当时穷人家风行把女儿嫁到浙江富农家当童养媳。有人向妈妈提了这事，妈妈回绝得彻底，说她舍不得我，饿死也在一起。我松了口气。

实在没办法了，爸爸试着写了封信给我在邵武的亲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