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拾荒时间久了，认识了推垃圾车的老徐。每天晚上老徐边推车边摇铃。居民听到铃声就会把垃圾拿出来倒在他车上。老徐看爸爸是个规矩人，就让爸爸在他垃圾车上捡破烂。

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用木夹夹到老鼠后，把老鼠尾巴剪下交到居委会。只要交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换到戏票。爸爸不会捉猫打狗，弄不到吃的，就只有把人家剪下尾巴的老鼠要回家。平时都是我烧饭的，可看到老鼠，我汗毛竖立。爸爸自己动手把鼠皮剥了烧。看着碗里白花花的肉，想想这是耗子肉，觉得恶心。可过了没多久，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和妈妈也不介意了，有吃就行。

靠爸爸一人根本养不活我们。我和妈妈天一亮就到城墙上的乱石堆里捡西瓜虫。我们预先缝了个大布袋。我和妈妈的手上各自拿了个铁罐。先把找到的西瓜虫放入铁罐，待满了，再把铁罐里的虫倒入布袋，扎进。继续捡，空罐满了，再倒入布袋。如此反复，直到布袋被密密麻麻的西瓜虫塞满。这种虫子生长在潮湿的泥堆里。有时扒到死人骨头和蜈蚣，吓得我们尖叫。忙碌了半天都捡不到一斤虫。

回到家，赶紧把西瓜虫放在一个破锅里炒，一斤西瓜虫只能炒到五两。要把虫子炒到又干又白、拿到手上一搓能变成粉末，方可拿去卖给药店。一两虫值一毛钱。药店经常挑刺我们炒的不合格，打发我们回去返工、再炒干些。天暗了，我们心里别说有多急，要赶在药店、米店关门前搞定。否则就是饿肚。我们每天只吃一顿晚饭（咸菜和米煮在一起的汤拌饭），能吃上这一顿就不错了。

一天我在人家种的菜园子里找虫，饿得晕头转向，竟栽在菜田里昏睡过去。醒来之后，看看天已不早，自己什么都没找到，不免懊恼。正要爬起来，突然发现人家施肥的菜叶子上粘着一毛钱。我马上捡起这张又脏又烂的钞票揣在怀里。回家后，我把洗干净的钱拿给妈妈。她说：“你快点去给自己买碗小馄饨吃，剩下的四分钱替我买几支烟。”

我没鞋穿，天天赤脚。冬天来了，我身上的破棉袄里没有衬衣，只有在赤胸前紧紧地扎了根草绳，感觉暖和点。没钱泡热水，再冷的天都是用河里取来的冷水洗脸。家里只有一个钵头，既当水桶又做脸盆。用钵头去河里取水再倒入水缸。盛满一缸水，我至少要来回跑十几趟。

妈妈患了哮喘病，发作起来：脸胀通红、咳嗽不停、呼吸急促、敲胸跺脚。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我有说不出的害怕和揪心。

我们住的大新里数吴家最有钱。他们夫妇有三男二女。吴师母对家人非常严厉，吃饭时，她把饭菜分好，每人一份、不可多吃。家里一切家务活都归两个女儿做。每天她们都要来回多次去河边洗衣淘米。如果吴师母发现没洗干净，就拿出特别准备的长尺抽打她们。大女儿悄悄对我说：“你家穷，但你不挨打，你比我自由。我虽然有吃有穿，可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我恨这个家。” 我点了点头，可想想又不对。饿肚子的时候，要自由干吗？我是多么羡慕她家有电灯、有暖和的新衣服穿，我是多么希望爸妈拥有像她父母那样健康的身体。

晚上吴师母家用的洗脸、洗碗、洗脚水统统都往我们家门口倒。只要一开门就是水洼洼的一片，路也不好走。我们人穷注定受气。吴师母还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住的这间屋子原本是她借给二叔当仓库用的，现在看我们穷才不收房租。她还假惺惺地说可以把她女儿的旧衣服欠给我穿。一双棉鞋她要卖五块钱。这个价比店里的新鞋还贵。因为可以慢慢还她钱，我们也只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