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怎样最省钱？当然是要饭。但对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君子来说，或许蹭饭才是最省钱的。不过，能被蹭饭的，一定得是朋友，至少也得是朋友的朋友。嘴巴一张，脖子一鼓，人情就欠下了。欠债还钱，欠情还谊，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所以，蹭饭不过是寅吃卯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和吃饭一样，旅游也是现代生活之必需。不吃饭，会饿死；不旅游，会发疯，生不如死。一个人，囊中羞涩，又想旅游，又不想欠人情，怎么办？走路？太慢了。骑自行车？我曾试过。我曾骑了三天自行车到巴黎。玩了一星期后，又骑了一天到敦克尔刻。我站在海边，眺望天际，波涛汹涌，遥想当年英法三十万大军仓皇辞庙、狼狈渡海的英雄壮举，心满意足。那次出行，来回一千公里，费时半个月。回来一算账，不合算。骑车虽然不花路费，但速度还是太慢，从早骑到晚，累死累活，屁股磨得生疼，一天也就能跑个百八十公里。就算露宿街头，省了旅馆费，可总得吃饭、喝水吧？而且，饭量、水量还特见长。后来，就发现了比步行、比骑自行车花费还少的旅行方法：搭车，搭过路车，hitch-hiking, auto-stop。

搭车与要饭相比，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有些相像：伸出手来，求人施恩。但两者背后的文化内涵不同。要饭，几乎就等于好吃懒做，为君子所不耻；而搭车的，则是行者，那些浪迹天涯的行者，犹为君子所钦佩。另外，搭车还有点儿君子窃书不算偷的味道：只要目的高尚，手段嘛，可以通融。

那是1985年的秋天——将近20年了（有关国家不会再追究我的犯法行为了吧？）。 我要去的地方，是意大利北部科莫湖边的城市科莫，是去参加国际第七届边界元会议的。导师为我交了会议注册费，我自己负担路费、食宿费。很早就向意大利驻列日领事馆递上了签证申请，因为我知道，中国护照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必须论持久战。人家，哪怕是来自黑非洲、南美洲的那些很难记住名字的小国的寡民，当天申请签证，当天就能拿到；而咱们，泱泱大国，三大发明，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五千年的历史……唉！不说它了。总而言之，到预定动身的前一天，去领事馆打听，签证还是没下来。第二天早上，我就背上背包出发了。路过领事馆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再进去问问？——算了！每次那么多人，挤在窗口，也不排队，等上半天，就为了听仨字，‘没消息’，腻歪！”

背包里装着面包、水瓶、地图、睡袋、铝制饭盒、天然气炉子，还有一个三公斤重的帐篷。身上带了一万比郎（250欧元），一半在钱包里；另一半放在右脚鞋垫下面，是一张五千比郎的钞票。我打定主意，要去搭车，因为我不能冒那个风险，买了票，坐着火车，千里迢迢，到了边境上被海关退回来，白花钱。鞋垫下的那张钞票是为了保命：一旦生了病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坐火车回家的。

我从来没搭过车，但我的同学搭过。我1982年在广州学法语的同学，张维岩，曾在德国搭过车。他是北大物理系1981届毕业生，师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普列高津教授攻读博士。张维岩是北京人，特能讲，操一口京片子，那种北京小胡同里的京片子，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巴说出来，就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听他说起到德国旅游，如何搭车，如何被警察逮着又押送到高速公路入口容易搭车的地方，我很是向往。我喜欢旅游，尤其喜欢带有冒险性质的、事先没计划、临时抱佛脚的旅游，而且，我还有个情结，打小就有，“彼可取而代之”。张维岩能，我为什么不能？

所以，没经什么犹豫，我就决定了搭车去意大利开会。

我的护照上没有意大利签证，但有奥地利旅游签证，还有西德的过境签证。我的目标，是先去维也纳，在那里申请意大利签证，然后去意大利。这是一位同学告诉我的诀窍。 奥地利是中立国家，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偏见，申请旅游签证当天可取。途中路过西德，须事先办好过境签证，也是当天可取。过境的嘛，就好办些。

我乘公共汽车，到了列日市郊的一条高速公路旁，站在路边，按照张维岩告诉我的姿势，微笑，右臂伸直，大拇指向上，其余四指握拳。车很多，呼呼地开过去，有的还鸣笛致敬，但没有一辆停下来。过了快两个小时了，还是没有。看看天，太阳已近午，气馁，肚子也饿了，就坐在路边吃面包，喝水，在思忖，是不是回家算了，这搭车，看来也不像张维岩说的那么容易。正犹豫间，就见老远一辆车闪着边灯，减速，开到我身边停了下来。打开车门一问，是去德国斯图加特，正好在去维也纳的半道上，我心里一阵狂喜。这一车，跑了400公里，从此开始了我的搭车历史。

那一天，我搭车一直到了维也纳，有一千公里远，中途在斯图加特一个加油站搭上一辆开往匈牙利的车，很顺利地到了维也纳，又顺利地找到一个帐篷营地住下了。但是，办签证的运气并不好。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检查了我的护照和身份证，说：“先生，您住在比利时，为什么到奥地利来办意大利签证？” 我当然不好说是因为在比利时办不到意大利签证，就说，来维也纳玩，临时又想去贵国玩。

“不行，您必须回比利时办签证。”

“别人为什么不必须呢？”

“谁？”

我没词儿了。我不能说出告诉我这个信息的人，他也是我在广州学法语的同学。我怕给他找麻烦。

就这样，我离开维也纳的时候，没办到意大利签证。非但如此，当我搭车经德国往意大利途中再进奥地利的时候，也没了有效签证。驻布鲁塞尔奥地利领事馆给我的旅游签证是一次出入有效的，我没注意。奥地利的版图像个┛，底下那一横朝西，有50公里宽，上方是德国，下方是意大利。我要是知道的话，顺着┛走就没问题了。但拉着我的那辆车偏偏是从那一竖进入德国的，在它掉头南下，到达那一横时，我被挡住了。我没签证，奥地利海关不让进，要我到慕尼黑去补办签证。天已经黑了，慕尼黑还在一百公里远的北方，我怎么去呢？公路海关处，既没有火车，也没有公共汽车，一般私人开车的不愿意黑天带搭客。我心一横，趁海关警察不注意，“哧溜”一下，绕过栏杆，走进了奥地利。我背着背包，在高速公路边上的沟里逃窜，真的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我怕海关警察追上来，也怕引起公路上巡警的注意。夜，黑沉沉的。在我身后，一辆辆车的“灯火扑来，似流萤飞走”，可我没有贺敬之的闲情雅致。他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品茶吟诗；而我，必须背着十多公斤重的背包走路。从公路旁边的路牌上看，前方18公里处，有一个加油站，有吃的、住的。我必须尽快赶到那里。我不敢耽搁，更不敢在公路旁边的野地里露宿。月色很好；繁星满天；黑黢黢的群山，活像在黑暗里趴着的怪兽，居心叵测。

就这样，走了三个小时，走到半夜，才到了那个加油站。加油站人多、车多，不容易引起巡警的注意；有盥洗室可以洗涮；有草地可搭帐篷过夜，安全一些。最重要的，是比较容易搭上车。这是我这两天搭车得到的经验。昨天离开维也纳的时候，那真是困难啊！几十个搭客等在高速公路入口旁边。这种地方，非礼仪之邦，自然不排队上车，也不讲先来后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很有些像妓女站在路边招客，目的只有一个，引起开车的注意。那些带着女伴搭车的，就由女的在路旁招摇，男的则躲起来。我是费了很多周折，才和另外三个陌生人挤上一辆车的，还是他们好心帮我征得车主同意的。那车没开多远，因和我去的不是一个方向，车主把我送到一个加油站，就开走了。我的运气就是在那个加油站开始阴转晴的。 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退路，只有鼓起勇气，就像要饭的一样，问正在给车加油的人，能不能带我，往慕尼黑方向。只问了两个人，就有一个是去Innsbruck的，奥地利那个┛下面50公里宽的一横里的一个大城。车是一辆崭新的奔驰，红色，刚跑了130公里。一路上，和车主聊得很开心，我告诉了他是去意大利开国际学术会议，签证的事情当然没提。 重入奥地利被海关卡住的时候，他还帮我求海关放行，说我是去开会的。这个人让我体会到，西方人受基督教影响，凡举手之劳可帮人的，若被人开口相求，一般不会拒绝。但他们平时人际距离远，不爱招惹是非，所以，站在公路边搭车的效率就低，常常过去几百辆车也没一辆停下来，特别是在离开大城市的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对搭客来说，大城市好进，却难离。

果然如我所料，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在停车场问的头一个人，就答应带我。是个大货车司机，去意大利米兰。我要去开会的城市科莫，就在米兰北边40公里。驾驶室里，司机座位后面，有张床，拉着帘子，我就是躲在那床上进入意大利的。快到海关的时候，我跟司机说，我没有签证，请他不要跟海关的人说起我。他还真为我打了掩护。那司机真好！

过了海关，我的一颗悬了几天的心放下来了。天是蔚蓝的，旭日东升，照耀着前方的金光大道，我坐在司机旁边，心潮澎湃，从来不曾觉得世界竟然可以如此美丽。

在米兰城外和那司机分手，千恩万谢，之后就乘公共汽车进城了。科莫很近，没有必要再辛苦地找路口搭车了，就到市中心火车站乘火车去了科莫。等车的时候，在火车站附近转了转。后来，我再也没去过米兰，只留下一个印象，很大，很乱。

因为搭车顺利，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早到了一星期，开会又是一星期，所以我在科莫一共住了两星期帐篷。离开时，帐篷覆盖的地下长出了许多白色的草芽，像韭黄，可惜不是。那两星期里，天天啃面包，煮西红柿鸡蛋汤。开会时，遇到不少中国学者。上厕所小便，见站在旁边的是个中国人，一问，是西安交大来的教授；参观一个头巾厂时，和来自瑞典的小金聊过一会儿，聊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还有一个英国来的老吴，开会的那天早上刚到的，没地方住，我领他到了帐篷营地。他来开会，导师给了点补助，没和我挤帐篷，叫营地老板给开了一间房，那种木制的小屋。老吴认识材料力学大师杜庆华教授。第二天带我到杜教授的旅馆房间里和他见面，说了几分钟话。杜庆华脸上已经有了老人斑。他当然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他的名字，太知道了。他写的《材料力学》是我在国内上大学时的课本，我没少花功夫，还考过100分。从没想过能见到他，还是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这样一个旅馆，这样一个房间，就在他的床边。听他慢悠悠地讲话，我有做梦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去听的，朝圣的。我没有文章，研究虽然搞了两年，却还在入门的阶段。导师不懂我的课题，任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瞎折腾。也就是读书、读文章，读得腾云驾雾的；在杂志缝里，字里行间，找可以下蛋的地方，找得晕头转向。那次会议，让我开了眼界，发现了一个真理：文章是人写的。这些人里，既有白发苍苍、让人肃然起敬的老教授，也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毛头小伙儿，还有涂脂抹粉、口红如血、说话娇滴滴的日本小姐、南美太太。

“彼可取而代之！”开完会，离开科莫的那天早上，我背着背包，一边爬山，一边这样想着。我的背包里面除了来时带的全部行头，还多了三大本论文集，厚厚的，像三块砖头。一年后，我鼓捣出了一篇文章，到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神圣讲台上宣讲。这件事，我在《美国梦》一文中有所记叙。此是后话。

山那边是瑞士。我没有签证，不可能通过公路海关进去。科莫靠着意瑞边境，过了瑞士就是德国。我有德国的过境签证。我曾到意瑞边境的海关侦查过，看到每一辆进瑞士的车辆都被叫停、检查证件。肯定过不去的，弄不好，搞成三明治就彻底完蛋了：往前，进不了瑞士；往后，退不回意大利；只能蹲在海关的黑屋子里。

只好故伎重演，徒步偷越国境。

山顶上，国境处，拉着铁丝网。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通到铁丝网跟前，穿过铁丝网底下的一个洞，延伸进去，伸到一片树林里。这也是我事先侦查好的。从地图上判断，顺着铁丝网，向西一公里处，有一个瑞士海关。我推测，那个洞一定是当地老农为了省事儿，少绕路，弄出来的。

我钻过那个洞，钻进树林，几米开外，路就没了。到处是松软的落叶、败落的枯树枝，走在上面，“簌簌”作响。在寂静的树林里，听起来心惊肉跳。幸好，视力所及，没见一人。走了一会儿，迎面一个牌子，歪歪扭扭的一行红字，“小心地雷！”

我四周打量了一下，断定是哪位老几开的玩笑。和平年代，瑞士人就是再不喜欢外国人，对付几个意大利老农，也用不着埋地雷。但为了保险，也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找了一条河沟，顺着河沟往下走。有水的地方，总不会有地雷吧？而且，山区野外求生术的基本一条，就是顺着河沟走。

终于平安地走出了树林，到了一条公路上。我沿着公路，向自认为是瑞士纵深的方向走。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方有个哨所，路边的牌子上写着大字，“海关”！我心里惊呼一声，“大事不好！” 赶紧掉转头，往回走。已经晚了，一辆车开了过来，很快追上了我，停下。下来两个边境警察！

怎么对付警察的，就不用说了。离题太远。总而言之，两个警察把我带到哨所，打电话请示，完了，又把我送回抓我的地方。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放我的，至今都不明白。当时我没工夫想这些，两个警察开车一走，我就赶紧离开了公路。我怕他们后悔了，再追上来。我钻进公路那边的树林，也不管地雷不地雷的了，沿着与公路垂直的方向，三脚并作两步，向山下狂奔。山脚处，有一片居民楼，我知道，只要跑到了那里，我就是漏网之鱼，重新回到了自由的海中。

我在这片自由的海中找到一个加油站，搭上了一辆宝时捷，又是红色的。天黑的时候，宝时捷拐弯了，把我卸到路边。是个村镇。我就在一所房子外，路边草地上，搭帐篷过夜的。一夜好像都没合眼，路上过往车辆的噪音太大。车灯的亮光从帐篷的一角，划到另一角，然后远去；接着又是一道亮光；又是一道；又是一道；……

第二天的运气不错，一大清早就搭上一辆去德国的车。车里两个商人模样的，坐在前排，叽里咕噜，用低沉的嗓音，说着我一点不懂的德语。到了边境——这次没弄错，是德瑞边境，开车的商人，把我的护照要过去，递给警察。我的心拎了起来。我的护照上可是没有瑞士签证的啊！警察没多管闲事，没管我来历，只是瞪着眼睛，对着我，再对着护照上的照片，抬头，低头，凡五次，之后，放行了。

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这条路，终于给我走通了。我回到了法律的阳光之下，不必再怕警察。剩下的，就要容易多了，因为只取决于我个人的努力。

在剩下的回家的路上，这种努力还包括骑自行车。有个同学，名叫肖山，受我骑车游巴黎的鼓舞，也一个人骑自行车旅游，到了德国的一个村子，车子坏了，就把车子存在一个村民家里，坐车返回比利时。肖山也是我在广州学法语的同学。他要我把车子给他取回来。我搭车几经辗转，到了那个村子。找到那个村民的家，拿着肖山的信给他看。那家就老两口，非常好客。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吃蛋糕，喝一种带汽的矿泉水，还有一小碟酸黄瓜。我提出在他们家花园里搭帐篷过夜。不行，非要我睡在他们儿子的空床上。在那松软的床上，闻着整洁的被褥上的洗衣粉的香味，我度过了难忘的一夜。那一天是1985年9月29日。

老头“二战”时在德军服役，在法国打过仗，被美军俘虏，坐过监狱，出狱后，还乡务农。老头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我就想他当年可能是个SS。电影上的SS军官，都是老头那长相。老两口是1940年结的婚，已经在一起生活了45年，住的房子建于1842年。

第二天，一检查，肖山的自行车只是内胎坏了。按老头指引的方向，找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个新内胎装上，打满气，就辞别了热情好客的老头老太。在山区里骑了一天一夜的自行车，方才回到比利时境内。之所以要这样赶路，是因为我那德国过境签证，理论上，入境以后，24小时内有效。路上还捡了个被汽车轧死的野兔子，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路招摇。

在比利时境内的最后约100公里路有一半是山路，实在骑不动了，屈指算来，出门已经大半个月，吃不好、睡不好的，体力消耗太大。带着个自行车，也没法搭车，只好改坐火车。是辆区间慢车，大清早的，车厢里就我一人。我把身上的各国零钱都拿出来算账，看这次出门一共花了多少钱。想起右脚鞋垫下还有一张钞票，就脱鞋取了出来。这才发现，脚跟下的那地方，钞票上的花纹全磨没了，白白的，中间还有个洞！闻一闻，一股臭味儿！不会作废吧？

到了家，看到一封信，意大利领事馆来的：先生的签证，业已批准，即日可取。信头上的日期就是我搭车出发的那一天！我拿着信，手发抖，差点没气昏掉。

第二天，去银行存那张钞票。自然是不能说放鞋底磨的，是怎样说的，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女职员一脸狐疑，就着灯光，将钞票举在眼前，仔细端详。我真担心她闻出臭味儿来。最后，她说，没关系。于是，那张又破又臭的钞票变成了数字5000，回到了我的账号上。

从银行出来，抬头看看天空，高远，深邃；秋末冬初的太阳，不暖和，但很明亮。我心里想，虽然做了二十多天的无用功，但从今以后，论起搭车，便有了资本，张维岩，我超过你啦！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后不管多大年纪，只要身子骨还行，只要心还在，哪怕不名分文，也可以走遍欧洲，走遍天涯。

后来知道，我那天的想法，在我是豪情；在别人，是已经实现了的梦。搭车走遍欧洲的，走遍美洲的，走遍非洲的，早已不稀罕，不值得人们说道了。在许多国家，甚至还有搭车协会，专门提供驾车人和搭车人之间的联系，就像婚姻介绍所。搭车的不用站在路边，只要打个电话查询预约就行了。不过，这样的搭车在我看来，已经失去了本文所述的搭车旅行的乐趣：临时抱佛脚的随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

当你伸着手，在路边等待的时候，你知道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但你绝对不知道还将等待多长时间；可能下一辆车就给你载来运气，也可能还要耐心地等待过去100辆车；你知道过去，你活在现在，可你绝对无法预测未来几分钟、几小时后的事情。耐心，是你的唯一武器。当终于有一辆车停下来的时候，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没有任何其他旅行方式能够提供。你上了车，可是你当天的故事并没结束，那辆车可能并不到你要去的终点。每次出发，你知道起点，却不知所终，因为那不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很可能到了一个事先完全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和人。一切都要随机应变，因而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背上背包，走就是了！一切都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这样的自由，是最充分的自由。

耐心带来自由，自由导致简单，简单诞生美感，搭车旅行的精髓就在于此。

一切自由都是有代价的。搭车的自由伴随着搭车的危险。女性不宜搭车，除非有男性伴侣，或者驾车人也是女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男的，也要提高警惕，上车后，须察言观色，如发现苗头不对，要尽快找机会下车。有一次，上班的路上（那天公共汽车罢工），我搭上一个醉鬼开的车，上一个大坡，疯了一般。那个坡上，一般的车，即使把油门踩到底，也就能开90公里时速，而那家伙竟开到120公里时速！ 车里弥漫着浓烈的酒精味。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吾命休矣！后来赶紧找个借口下了车。

自那次搭车去意大利开会以后，我搭车的历史还延续了五年，我可以算作搭车的老油条了。但说句老实话，自从1990年买了车以后，我却很少带搭车的。我虽然算不上慷慨之人，但对于不需拔我一毛，就能助人一臂之力的事情，我通常很乐意干。为什么我就不愿意停下车来带别人呢？因为停车总是多了一道麻烦： 要打量那站在路边伸手的是不是正经人；要从汽车反光镜里看后面有没有追尾车辆。停与不停的判断，须在一念之间完成，稍一迟疑，车已经开过去了。还因为心底里那道警惕的域值偏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相信，绝大多数驾车人的心理和我差不多。所以，站在路边搭车的效率不高；所以，我很佩服那些不嫌麻烦，停下车来带别人的驾车人。他们肯定有乐于助人的习惯，这是一种修养，一种素质，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些人的车，一般不是好车，说明他们并不富有，车内也不整洁，他们抽烟的居多，喜欢聊天，心胸开放，为人随和。我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虽然我无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至于搭车人，以己度人，一般和要饭的有相通之处，小气、吝啬、无赖、脸皮厚、爱沾小便宜，凡事喜欢算计，一分钱看得比磨盘还大。

可以说，喜欢搭车的人和喜欢带他们的驾车人，是人类的阴阳两极，上帝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