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各处都种有不少桃树。县人委食堂旁边有好几颗，炮楼角也有好几颗，水井边也有一两颗……

 

桃子熟了的时候，桃子嫣红一片，树枝被压弯了腰。桃子底部的形状像及了一个小金钩，一下钩住了坎儿与孩子们的馋嘴，孩子们都馋涎欲滴蠢蠢欲动。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切都乱了，一夜之间社会秩序乱了，院子里的秩序也乱了。原来爱管“闲事”的叔叔阿姨们也不太敢管坎儿与孩子们了。“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记得有一个管坎儿与孩子们的北方大爷，当年可能有六、七十岁了，身材高大，头发却斑白。坎儿与孩子们背地里叫他“老积极”，是一位退休的北方人。县人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委托他在暑假里帮助管理大院里的孩子们，有时他会按照县人委领导的安排组织坎儿与孩子们去干一些义务劳动。“老积极”很认真，还要点人头，谁家孩子来，谁家孩子不来，他都要登记在案，事后汇报上去。有一次坎儿与“老三排”的几个发小去得晚了一点，站得远一些，点名时“老积极”老眼昏花，把坎儿与孩子们几个人数漏了。事后他郑重其事地反映上去，害得坎儿与孩子们几个人的家长被领导批评，家长回来教训坎儿与孩子们。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老积极”捡得根鸡毛当令箭，做得有点过分了。文革打派仗的时候，“老积极”在自家房门口专门贴了一张纸，上书“此屋住的是退休职工徐名堂”，害怕对立派打家劫舍。住在水井边宿舍最后一间房的“老积极”夫妇可能没有子嗣，便领养有一个孙字辈的孙女，长得蛮有姿色，后来听说这个养孙女读完幼师也留在省城工作。有一年在报纸上突然看到她在财务上犯了严重的贪污罪，一时间弄得人尽皆知。

 

话说炮楼角的那几株桃树，在县领导独栋别墅的后面，平时谁也不敢靠近。文革来了，县领导也被“革命造反派”揪斗了，谁也不管了。

 

桃子熟了的时候，毒辣的阳光正射在头顶上。大梁领着坎儿与更小些的孩子跑来摘桃子。桃子树前的那家闻声还跑出来一个女人喝问：“谁摘桃？”当她看清楚情形，原来是大梁一家三个孩子带队前来，更多像猴子一样的孩子爬满树上。吓得她再也不敢吭声，只好打圆场地说了一句：“摘吧，摘吧，摘完也好。要不然整天有小孩来闹腾。”

 

大梁何许人也？梁家老大是初中生。他有一次带领一群学生冲击县委刘书记的家，要揪斗他。坎儿还一路尾随跟去看热闹。梁家老大长得粗壮结实，平时练些哑铃或杠铃之类的健身器械，一身的肌肉，活脱一个运动员身材。梁家父亲原来是县法院院长，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来了，梁家老大带头起来造反。当日看他登高振臂一呼，揪斗走资派刘某某的跟我来，一大帮孩子就随他从学校出发，一路呼喊着口号旋风般地冲进县委大院，直扑刘某某的住所，要揪斗县委书记，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有一年，坎儿曾读书的小学100周年校庆，班上同学聚会。相隔多年坎儿再次在学校操场上看见梁家老大。他已不复当年的威风凛凛模样，就是一个干瘪小老头，病殃殃风吹就倒的样子。这使坎儿很是吃惊，完全不是坎儿想象中的样子。听说文革结束后，梁家老大也曾经被短暂关押审查，说他在李某某（李家住坎儿家隔壁）等人被袭身亡一案中负有重大责任。李某某，造反大军一派的“黑高参”，副科级干部。“七三布告”公布后被解放军从龙城押送回县城，当卡车走到县公路段路口时被梁家老大一伙联指派截停，不顾解放军小战士的阻拦，硬生生把车上对立派五人（车上不止五人）拉扯下来，打死在路边。事后坎儿与孩子们都跑去看过，惨死情状难以描述。

 

坎儿知道，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貌 ，但岁月是如此彻底地改变了梁家老大的模样，还是坎儿未曾料到的。看来，岁月真的是一把杀猪刀。

 

梁家老二，在省城读书时是坎儿隔壁建筑学校的学生，高坎儿一两届，他个子不高但投球很准，代表该校篮球队到坎儿学校比赛。

 

多年以后有一年在火车上还见过他一面，很巧座位联在一起。他告诉坎儿毕业后他分配到区三建。但现在几十年没见面了，不知他现在哪里，人还好吗？

 

梁家老三小学时高坎儿一届，他应该是38班的。文革时梁家被全家下放到成团公社。高中时坎儿跟学校足球队到过他们学校比赛。他是成团高中足球队的队长，比赛时听到他叽叽喳喳地指挥其它队员打比赛，公社踢足球的学生没有县城多。像他这样从县城下放到公社一级学校里的学生，足球技术自然就是当地的球王了。几十年后，不知他高中毕业后干什么去了。梁家老三的眼角边有一大块胎记，很明显，如果在街上见到他，坎儿一定能把他认出来。

 

当年一起上树摘桃子的“猴子”还有很多位，但坎儿单单记得他们三兄弟，有可能当年他们家孩子去的人多，惹人眼目；也可能以后他家被下放公社，生活道路与众不同，使人印象深刻；也有可能在以后的生活旅途中与他兄弟几人曾有过交集……

 

当一年一度的桃子又熟了的时候，坎儿就会想起儿时的这一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犯上作乱”，摘桃子的情景仍然久不久像放电影一样地映射在坎儿眼前，使人恍惚昨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