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住在费城郊区的日子还是很美好的,一边在一家大公司做小萝卜头,一边养大了儿子,把他送进了大学。回想起来,很感谢东部开放的文化环境。感谢我的邻居们,尤其是隔壁邻居缇尼和费欧夫妇。
我们东部的房子买在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房子都是六十年代建的,街道很宽,树木高耸入云,葱茏茂密,房子隐蔽在一片片亭亭如盖的树林里。每个房子占地面积约半公顷,搁现在可以盖不止三幢房子。房子的车库门都是拐个弯进去的,车道比较长。有一年东部大雪,清扫长长的车道,把我累惨了。社区内有五个小公园,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买这里的房子,主要是为了儿子能方便走路上学,我下班的时候不至于心急火燎地往家赶。
我家住的那条街上,大部分是几十年前搬进来的老住户,新住户没几家,孩子比较少。对门住的是安娜和凯文。安娜和我供职在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凯文原来也是同事,被裁员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闲散在家。他们的儿子尼克和我儿子同岁,两人一见面就朋友上了。我一直保留了一段他俩录的录像,画面上只有一只小乌龟,背景是两个小子嫩声稚气的对话。他们俩一边在街上溜乌龟,一边讨论安排着乌龟的锦绣前程。
我家隔壁邻居,就是缇尼和费欧了,他们当时七十多岁。
缇尼和丈夫费欧,住在这里几十年了,在这幢房子里养大了三个优秀的儿子。儿子们都在常青藤大学念书,念到最高学位,有一阵子三个人同时都是在校生。一次拿出三个人的学费,估计数目一定相当可观。老大是哈佛MBA毕业,做了公司的头儿,又抛家舍业去沙特阿拉伯追求理想。他精通多种语言,居然还学了一些中文。当年我父母探亲时,有一次我看见他和我父亲两人在路边比划着说中文,各说各的,谁也不明白谁。老二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做教授,教一门很高深的偏冷学科,来探亲时缇尼专门喊我过去,很自豪地介绍我认识。老三是位资深记者,电视上辩论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口吐莲花地在试图说服对方。但凡老三出镜,缇尼会事先打电话通知我。我会按点儿打开电视坐下来认真看,因为看完还要给缇尼汇报观后感。老三住在隔壁州新泽西。费欧周日上班时也住在新州,老三离婚后回来和他同住,他们家新州也有房产。
这三个儿子都长得人高马大,气宇轩昂彬彬有礼,举手投足之间充分显示了良好的家教,就是我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费欧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年轻时是个中长跑运动员,连续多年全国冠军记录保持者,靠奖学金念了大学和硕士。毕业后多年做企业管理,后来领导一个政府工程项目,为低收入家庭盖房子。再后来是新泽西州一个郡的党主席,国会议员,美国选举委员会成员(Electoral college) 。总统就职仪式上,费欧和他家老三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冷,本来一月份首都就冷,那天好像创纪录的冷。费欧他们六点钟就得入场坐在主席台上,仪式要11点钟才开始,西装革履又不那么经冻,结果仪式还没开始,年届八十六岁的费欧就扛不住回酒店了。最后和我们一样,在电视上看了宣誓仪式。费欧鞠躬尽瘁,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八十八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心脏病发作死在上班的会议中,实现了自己穿着靴子离世的诺言(dying with his boots on)。费欧的葬礼很隆重,几任州长和很多头面人物都出席了。
费欧平时只是周末回家,周一再开着庞大的凯迪拉克回新泽西上班。他说年纪大了反应慢,需要开一辆比较经撞的车。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听到有砰砰的声音像枪声,就打电话问缇尼是否也听到。没过一会儿听见有人敲门,只见费欧全副武装,扛着长枪,带着他家巨大的狗,说他已经巡视了我家后院,一切平安,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当时挺感动,过后想想,费欧那个年纪,得亏那天没事儿,不然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老房子的电线一般都在外面,风大时会刮断,所以有时候会停电。我家是电炉子不能做饭,缇尼就会送来炸鸡和咖啡,她家是煤气炉不受影响,她知道我是离开咖啡没法儿活的人。他们家永远有一把我家的大门钥匙,因为我儿子曾经无数次忘带钥匙进不了家。
缇尼在养大三个儿子后,42岁的年纪去念了硕士,又去了公司工作。退休后一直与时俱进,每天看纽约时报和各种杂志。报纸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打电话给我,问,你们公司是不是又要裁人了?每次我躲过一劫,第一个报平安的人必须是她,不然她会睡不着觉。有一次我送她去火车站,刚把车开出车库,看见缇尼走过来。八十多岁的缇尼,头发高高地盘到头顶,脸上略施粉墨,依然是明眸皓齿。穿一件百宝莉风衣,小腰束得紧紧的,脚穿半高跟鞋,手里拎一个搭配的百宝莉手提箱。简直就是个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模特儿,和平时居家完全是两个人。她说去参加孙女的毕业典礼,下车后没有时间捯饬。但是后来我陪她去做白内障手术时,她也捯饬得像是去见情人。每年的各种大小选举,就算是学区投票,缇尼都是积极参与。每次穿好衣服画好脸等我下班,然后一起走到附近学校去投票。她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我事实上很同意她,自我管理永远是女人的课题。
费欧去世时,缇尼很平静地打电话通知邻居,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去了她家。她一脸淡定,看不出任何悲伤,就像费欧去开会了一样,平静地告诉我们有多少政界要人打电话致哀了。我准备了一堆安慰她的话都没用上。邻居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回忆费欧灿烂的一生,和生活中的糗事,就算完事儿了。
但是缇尼的生活平衡打破了。费欧一直干所有的粗活儿,八十七岁仍然坚持割草铲雪买菜。现在明显缇尼干不了这些。我和邻居们分担了一下,安娜和我轮流带她买菜看大夫。缇尼活到八十几岁都没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她基本上不看病。她说看大夫是为了开止疼药,她哪儿都不疼不需要大夫,后来真有事儿了,才要了我的家庭医生电话。再后来有什么事儿医生会打电话直接联系我。有一回缇尼住院,我和安娜一起去看她。发现她说话重复,意识开始不太清楚了。出来后坐进车里,我和安娜都沉重得半天没说话,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那是最后一次,我们三家近邻坐在一起。
缇尼的儿子们不同意她单独生活。老大说,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建立在麻烦别人的基础上,坚持把缇尼搬到了老三的新泽西州家里。没过几个月,缇尼就病了,感冒引起肺部感染,住院了一周,医院说老人家的时限已到,可以回家了。于是家人和亲戚去告了别,三天后缇尼就这样走了。
老三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啥也说不出来。活蹦乱跳的缇尼就这样没了。像杂志上走下来的模特儿一样优雅的缇尼就这样没了。她走之前给我的拥抱,温暖还在,电话里她欢乐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缭绕,我和安娜已经安排好了周末去看她,就差这么几天,无缘再见。
我平静后,又打回电话给老三,问他缇尼走之前的详情,她知道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有没有害怕?有没有痛苦?老三说从医院出来时,她就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很平静很安详地走了。我最后又问,她有没有提起过我。老三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哽咽,说,她经常说起我和儿子,邻居十几年,我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
我这时候手拿着电话,已经泣不成声。
缇尼和费欧是一对黑人夫妇。
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全社区仅他们一家黑人。他们试过别的地方,很多地方都不允许黑人和白人混住。缇尼说,公交车上只有后面几个座位允许黑人坐,很多饭店都不允许黑人用餐。难以想象,在1964年美国通过平权法案之前的四十年里,年轻的缇尼和费欧出门旅行时,都要带着那本“黑人旅行指南”的绿皮书,小心安排时间,因为有的地方天黑之后不允许黑人出现。
尽管经历了那样的年代,和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他们俩一生的成就,所受的教育,达到的高度,培养出的优秀儿子们,都让我对他们无比尊敬。
要知道,费欧是直接从黑奴家庭里走出来的第一代,他的父亲当年还是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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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花和他们的友情也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