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好几次红卫兵。全国各地、各学校的学生或步行或坐火车汽车去北京以及全国各地造反、串连。我和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学在乡下睡稻草、滚地铺，拔秧、挑粪、看场、轰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已月余，身心都累的不行。一天傍晚，有位同班的“红卫兵”同学来乡下宣传鼓动我们返校加入一个叫“红外围”的校“红卫兵”外围组织。我们听到后，按捺不住能继续参加“文革”的激动心情，第二天清晨就步行返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然冷冷清清，大多数同学都出去串联了。我们几个同学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所谓的“红外围”。农村，我们是不想再回去，学校又不上课，我们不甘心就这么无聊地闲着，干脆又联系了本市一家食品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去了。

在食品厂里，我们被分配在糖果车间，和女工们一起每天八小时坐在那里包糖果。车间里的糖精味让人吃不下饭。好不容易熬了两个星期，感觉要好一点，车间主任又要我们上大夜班。上大夜班我们的家长都不放心，不让去，因此我们乘机作了鸟兽散。

从食品厂里回家后，我无所事事，每天和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游游荡荡，上街看看大字报，钻到人缝里听听无聊的辩论。一天，我和敏正在校园里游荡，碰到几个同班的男同学正商量着要去徒步串联，我和敏也参加了进去。

几天后的清晨，我兜里揣着五块钱，穿着紫色的花灯芯绒外套和新买的黄军鞋，胸前别着红色的毛主席像章，背包上插着双黑布鞋，肩挂蓝布书包和水壶，在奶奶的泪眼和妈妈的嘱咐中，迎着朝阳，精神抖擞地和同学们排着队出发了。

傍晚时分，我们一行好不容易走到了离家三十多公里的当涂县，在一个小学校里的“红卫兵接待站”里胡乱吃了免费的晚饭，打开背包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吃了顿稀饭、馒头的早饭准备继续赶路。可是因为昨天行军赶路，我的双腿肿的很粗，双脚也布满了水泡，虽然经过休息了一晚，症状不但没好，反而更厉害了，特别是左脚，更是疼的不能沾地。同学们看我这样，只得商量着边走边找顺风车再说。幸运的很，正当我一跛一拐地跟着同学们顺着公路走了没多久，一辆大卡车背后驶来。几位男生赶紧站在马路中间摇手，司机师傅一看我们是串联的学生，二话没说，上！很快，我们跟车到了南京。

在南京，我们在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又像在当涂一样，在公路上拦了辆顺风车开到了上海，住进了“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站”。

我们的徒步串连计划就这么泡了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