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天花板是我早年的同学。小时候，因为他的个子特别高，男生们给他起绰号“天花板”。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群昵称还是“天花板”。同学们群上群下也还都这么叫他，他答应的蹦吧干脆，看来是很享受的样子。别看天花板个子大，同学们和他在一起都得仰首望着他，可他非常亲民，时不时群上群下的来段小故事，把同学们笑得妈呀妈呀的点赞、叫唤。那天，天花板给我发了一篇准备废了的文章，内容一反常态的严肃。我读完后，觉得不贴出来好可惜。经过他的同意，放在我的园子里。以下是他的故事：

“自从拉响疫情警报后，每每看到媒体上惊心动魄的报道，老夫我天天生活在惶恐不安当中。好在上级的指示从精神到细则，通过央视和小区大门口层层叠叠的告示和前所未有的管控体现出来，使人有了一些安全感。

感觉不自在的是，突然之间，进进出出要受到红袖章们的严格盘查。这些人昨天还在小区搞卫生、看车棚，今天摇身一变，或兢兢业业或威风凛凛，套着红袖章在小区门口检查各种版本的通行证，让人不知不觉地想到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戴红袖章有浓厚的血统色彩。风魔一时的以北京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用贵重的紫红丝绒布做袖章，突出他们高贵的身份。全国其他地方的红卫兵只能用普通红布，高级一点的用红绸子做。虽然这些人互不隶属，可阶级立场和革命斗志一个比一个叫得响，不服气的就来场“文攻武卫”，甚至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他们都有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运动对象和“黑五类”子女一律不得加入他们的组织，也不准戴红袖章，否则，会玷污组织的清白，成为对方攻击的把柄。

那时，父亲被打成“叛徒、走资派、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母亲被打成“走资派、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俩人都是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对象，双双被勒令戴上黑袖章。而当时的我，是个刚上中学才不到一年，从众心理和归属感都很强的半大孩子。由于父母的缘故，不能像“红五类”同学一样戴上红袖章闹革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但如果要提出加入他们的组织，从而戴上红袖章，肯定会招来无尽的嘲弄和羞辱。

而我妹妹，那年只有六岁，上小学一年级，也与红袖章无缘！那时候，小学生一般不强调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就像小时候我们戴红领巾一样，按惯例，顺理成章成为‘红小兵’。可是，妹妹一天放学回来向母亲哭诉：全班同学都戴上红袖章当上了‘红小兵’，就她一人不是。

我清楚地记得，性情温和的母亲顿时脸色发白，浑身颤抖，不管不顾地带着妹妹到学校找她的班主任，就是想问个明白，哪怕听到“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早退”这样的理由，也觉得宽慰。可是，班主任冷冰冰地撂下一句：‘我们这样决定是有根据的。她的阶级立场不稳，就不能参加红小兵！’天哪，难道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不吃母亲煮的饭，不喝母亲烧的水，才算彻底划清阶级阵线，站稳阶级立场？！

其实‘文革’前，父亲是师范学校的校长，母亲是垄坊路小学校长。妹妹就读的是师范附小。垄坊路小学又和师范附小同属一个辅导区，两校之间交流非常密切，母亲和他们都算是熟人。可为什么他们要对妹妹这样？也许我们家就我和妹妹俩孩子，日子还算过得去，至少一家人其乐融融？也许正因为大家知根知底，反而招致一些日子过得不太如意的人心理失衡，在你落难之时，毫不犹豫底落井下石？

几个月前，被突如其来、暴风雨般的斗争完全拖垮了精神和肉体的父亲，终于撒手人寰。正当一家人深陷在张皇失措和失去至亲的悲痛中，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并没有因为失去了最重要的批斗对象而罢手，反而更加气恼和疯狂。他们挥舞着戴着红袖章的胳膊，再一次冲到我家翻箱倒柜。

最后，他们找到一套父亲的旧中山装，用竹竿和稻草扎了个草人，浩浩荡荡一路游行到市中心。

时至今天，当我又重新看到红袖章，立马想到文革时铺天盖地的红袖章，从心底里涌出无来由的感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