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刘邓大军粉碎数十万敌人的追堵，千里挺进大别山，创建了大别山根据地。17岁的母亲在家乡公开参加了共产党，当了名地方上的妇女干部。

1948年秋冬，母亲瞒着我外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由新四军第一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谭啟龙、付政委李步新、支队司令饶宋坤、支队政治部主任江靖宇和秘书长徐伊复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七支队干部大队学生队的一分子，不久，不顾外婆的泪眼和死拉硬拽，毅然决然地跟着部队开赴芜湖北岸。随后，端着冲锋枪、坐着小木船跟着大部队横渡了长江，攻进了南岸的芜湖市。

部队进入市区后，芜湖市军管会宣告成立。干部大队参加了芜湖市的接管和建政工作，母亲成了解放后芜湖市总工会的第一任保管员，保管没收充公的敌产。母亲说过，她做保管员时根本没有保管室，没收来的东西只能放在她和别人合住的大房间里。因为母亲读过师专艺术系，懂点绘画方面的知识，就把有些贵重字画藏在自己的床底下，可那些字画的下场和没收的其它敌产一样，后来全部被人拿走，不知下落，好在这些事在当时根本没人追究。

母亲在工作中，大胆、泼辣、凌厉风行，很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不久，就被派送到“华东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回来后，被派往市区各工厂和工商行业搞调查、摸民情，组织工人打击不法资本家和工商业主，帮助很多工厂、作坊恢复开工、开业，当时的“芜湖裕中纱厂”就是其中之一。

“芜湖裕中纱厂”在芜湖是个有名的大厂，解放初期有职工900多人，但在1949年1～4月仅开工11天，处于关门和濒临倒闭的边缘。 1951年秋，芜湖市政府收购了该厂设备，改名为“芜湖纺织厂”。市军管会派母亲和其他一些干部作为代表进驻该厂，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它的重新开工，在当时的芜湖是件大事。

1980年代中期，我和母亲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当年芜纺的工会女干部，那位阿姨还对我说：“你妈呀，可了不起了，当年给我们做报告，那气势，那掌声……”。我当时曾怀疑这位阿姨，是否刻意奉承充其量只有小学程度的母亲，回家后，还问过母亲，那位阿姨说的话是否真的，母亲的回答是肯定的。

母亲一生当中尤为自豪的是，当年已经奄奄一息，制作“芜湖铁花/芜湖铁画”的小铁匠铺，就是在她的极端重视和领导下重新开工、恢复生产的。人民大会堂的著名铁画“迎客松”就是该厂的作品。如今，“芜湖铁画”已成为芜湖的名片，被很多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送往国外。

那时的母亲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工作积极，追求进步，身边有很多追求者，其中也不泛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可是，母亲却因羡慕多才多艺、写着一笔好字、老实巴交，时任市总工会主席秘书的父亲相识相爱，于1952年元旦和另外俩对同事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

母亲婚后第二年有了我，第三年有了我大妹。母亲说过，我们姊妹俩在市委机关大院里成了大伙的开心果，经常被同事们抢着抱来抱去。有一次，我还在一位年轻的叔叔身上拉了臭臭，那位叔叔用手帕包着那包“臭”把我送回了家。我的保姆经常闲的没事干，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打瞌睡。妹妹的保姆没事干就给妹妹做鞋。那些一串串的小花鞋，后来，大多给她带回农村的老家。此为后话。

1949年以后，政府开始了各项政治运动。父亲在一次运动中，终因高中毕业，坐了一趟由对方付费的飞机去开封找工作，引来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机关里的“大老虎”，被停职隔离审查。如此同时，家庭出身贫寒、工作积极肯干，即将入党提拔重用，性格刚烈的母亲，因为不满对父亲的不公和侮辱，四处投诉不果，也受到了牵连，导致她的入党、提干也不了了之。尤其是，我和妹妹在机关里再也没有人关爱和理会，使母亲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打击很大

1958年1月，刚满二十七岁的母亲，再也受不了受人歧视的局面，带着幼小的我，撇下我二妹和在襁褓中的三妹，离开仍在隔离审查的父亲，“光荣地走向了农业生产劳动战线”，直到一年后，父亲的隔离审查被停止，母亲才得以带着我，回到城里当了名行政级别21级，工资50多元的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