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娱自乐
记忆不再可靠，于是开始网络日记。
上篇回忆了我在抚顺北台的老宅。
这篇回忆一些我们同一栋楼的旧人旧事，都是当年小姑娘的印象。
上篇说了，我们住的房子和照片上的房子非常相像。我们住在右下角的单元里。
大家不是同居就是邻居，一起很多年，不管处得来还是处不来，总是知根知底的。
我们家的楼上是周家。周家全是男孩，记得有四个，其中一个叫恩波，小学时和我同班。因为自己没有女孩子，恩波的母亲非常喜欢我们这些邻家女孩，见面就搂着亲热一番。他家很早就搬到南站附近一个三层大楼里，开始的几年我们还常常去他们的新家玩。
接替周家的姓范，爷爷奶奶带着一个孙子，叫"小新子"。小新子比我小几岁，总是笑嘻嘻的，我们说他什么也不在意。夏天他总是不穿上衣，肚子大大的，一条长长的疤痕。传说因为平时家里伙食不好，一次家里吃饺子，他把肚子撑坏了，连夜去医院，手术。他父亲不住在这里，偶尔看到他，黑黑的、个子高高的，现在想想，很有男子汉气质的。
记忆中那个单元里最后一家是姓王，似乎有一些来历的，因为平时住南北两面住两家的单元都属于他们一家人。那时我们都大了，矜持了，加上文革，邻里之间不轻易联系，所以不太熟悉。
北面楼下的另一家，我们叫"对门儿"，姓魏。
我们叫魏家父亲"魏叔"。在公安局户籍科工作的魏叔身材结实，满面红光，总是高高兴兴的。知青下乡以后，户籍科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脉。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平常日子，前来送礼的人流不断。中秋节期间，成箱的月饼来了。元旦、春节时人就更多了，骑车来的，开车来的，烟酒糖茶，应有尽有。
一天我们两家中间的门洞来了几个工人干活，门洞留了一扇门的地方，楼上的人可以上下楼回家。其余的地方用砖封了起来，中间开了一扇窗，这个原来的门洞改为魏家的厨房，和他们家的玄关打通。从那以后，新厨房常常飘出浓郁的香味，对我们这些每人每月三两油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刺激。也是从那时，知道了和善瘦弱的魏婶是个烧饭高手。
魏家有四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两三岁，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黑黑的头发有点自来卷。她1970年下乡。还记得下乡之前，人们在她们家门口敲锣打鼓，送她大红花。
当时有个词叫"干儿"，就是孤立的意思。孤立谁就叫"干儿"谁。不知道为什么，魏家大女儿聚众"干儿"过我几次。那时我的哥哥姐姐都下乡了，每当她们"干儿"我，除了闺蜜小莹，没有人敢和我玩，十来岁的我，看着她们一大堆人一起骑车，跑跑跳跳，笑笑闹闹，是挺难受的。
魏家老二也比我大一点，性格温和。1974年下乡到榆林，一个蔬菜公社，就在城边。好像很快就回城工作了。
老三比我小一岁，个头不高，挺仗义的人。最小的男孩小五则瘦瘦高高，长得很帅。
魏家的楼上姓于。父亲在三线(银川?)工作，一两年回来几天。于家母亲话不多，可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晚上曾经给我们女孩讲过《夜半歌声》。她在河北的矿灯厂上班。于家老大比我小一两岁，是个安静的男孩。老二是女孩，比我小很多。所以和她们来往不多。
这就是北面的四家人。
现在转到南面看看吧。
南面的房子如上面两图。也住四家人。
左下角这家姓贺。贺家和我们家"同居"多年，我们叫老户主夫妇"贺大爷"和"贺大娘"。
因为是同居，虽然各有各的出入大门，但两家有一条公共走廊，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一家人说话声音大了“同居”就可以听见。
两家一个厨房，一家烧些好吃的东西一定会给另一家端上一碗，一碗饺子、几个包子。。。家里没有盐了，油不够了，一定先问同居有没有。实在像亲戚一样了。当然处得不好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开始贺大爷还上班，拎着铝饭盒，骑着一辆挺旧的自行车。很快贺大爷就退休了。
我的记忆中，同居就是贺大爷，大娘，四哥和彩莲姐四个人。最小的彩莲姐比我家老大还大一点。四哥和彩莲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贺家的大哥，二哥都住在抚顺，周末常常带着孩子来看望爷爷奶奶。
住在河北（浑河北岸）的大哥是退伍军人，比较严肃，话不多。身材高大的大嫂是小学校长，说话很标准，没有我们抚顺的土腔。大哥大嫂有两个儿子，东升和亚光。两个小男孩都是虎头虎脑的圆脸。东升老实，亚光活泼。
二哥一家住南台。二嫂长得标致，脾气好像不太好，常常看她拉着儿子小东跟在二哥后面，一边走，一边抱怨。二哥则是一副无奈的样子。
长女彩琴嫁得远，不常回娘家。
三哥三嫂都是医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个医学院工作。记得三哥英俊，三嫂漂亮，长辫子折上去，是当时的时髦式样。后来我妹妹上的大学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虽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随医疗队在第三世界服务，还是尽量帮助了这个外地的小妹妹。
四哥读的专业学校，毕业后就在石油二厂(三厂?)工作了。
贺家最小的采莲姐长得很好看，笑起来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文革开始时采莲姐在九中读高中。很快各个学校都成立文艺宣传队，彩莲姐当然是九中文艺队的骨干。1968年，高中没有毕业的彩莲姐也下乡了。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退休的贺大爷也带着贺大娘下乡了，家里只剩下四哥一个人。
四哥结婚那天很热闹，请来的厨师烧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四哥朋友多，宾客当然也多，我们家腾出来摆了两桌，四哥对门的小莹家好像也借出房间摆了酒席。
四哥结婚不久，他们就把这套两居室的房子换成两个不在一起的单间，自己住一套，从农村回来的贺大爷夫妇住一套。
于是在电池厂工作的马家就成了我们的新同居。
马叔和儿子都是高高瘦瘦的，马婶在厂里的卫生所里上班。妹妹生病时，她还帮着看体温，给妹妹吃药。
马叔厂里的一对年青夫妻常常来拜访，也是一口一个"马叔"地叫。
那时我们在家里都没有拖鞋，不是穿着袜子就是赤脚大仙。马家开始穿拖鞋了。开始他们的拖鞋就是剪掉后跟的胶鞋。后来那对常常来拜访的年青夫妇给他们做了几双大概是软皮底，翻毛皮面的拖鞋。于是拖鞋就开始更新换代了。
马家的女儿比我小两岁，和我还聊得来。她父母不在家时，为了好玩，我还在她家睡过。学习不错的女孩后来没有参加高考，是她的遗憾吧。
马家的楼上姓那。三个孩子，老二颖和彩莲姐一样大，她们是好朋友。老三是男孩，和我姐一班。那家的父亲文革初期就生病去世了。
那家的对面是李家。李家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举止文雅。家里只有两个孩子。男孩是老大，我们楼当时唯一的大学生。老二是女孩，比我大好几岁。她有腿疾，常常在家自己研究点什么。文革时针灸是一门手艺，永丽姐也自己学着，还在自己身上试。李叔李姨和我们聊天没有大人的架子，所以我常常上楼去她家玩。
文革时，工作不忙，每到周末父亲和另一个叔叔就凑在一起下围棋。有时在我家，有时到他家。天凉在室内，夏天就在外面。下完棋哈哈一笑就告辞。那时物质贫乏，除了茶水，没有大餐伺候。
棋子是中规中矩的黑白玻璃子。棋盘有时是软塑料布的，有时是纸壳的。看见我父亲常常下棋，楼上的李姨把她们家的一个硬木棋盘送给了我父亲。那可不是一般的棋盘：一个小方桌，半尺厚的桌面上面刻着横平竖直的棋线，桌腿是四个直径大约5寸的圆球。整个棋盘都是硬木的，做工精良。如果留到现在可能是老古董了，可惜早就下落不明了。
李姨家的楼下，也就是我们"同居"的对门是我的闺蜜小莹家。小莹早年丧父，母亲刘大娘在北台合社附近的幼儿园上班，一个月的工资才28元，加上4个孩子生活的确不容易。
小莹的大姐桂兰早早就工作了，在公共汽车公司上班，开始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担任售票员的工作，后来转为坐办公室。大姐结婚后和姐夫没有搬出去，而是住在套间的里间。她们夫妇的工资也供家里用。姐夫是电车司机，工作比较辛苦，我常常看到刘大娘给姐夫擀他喜欢的面条吃。大姐的大女儿铃在我10岁生日那天出生在这里，正好是文革不上课，小莹帮着带外甥女。我们也常常逗她玩。那时孩子们受的都是红色教育，小小的外甥女会背很多毛主席语录。几年以后大姐分了房子搬出去了。
小莹的哥哥祥斌和我哥同一年上小学。二姐小燕儿和我姐姐同一年上小学。文革前我们学校成立了"煤都少年艺术团"，我姐姐在合唱队，小燕儿姐在舞蹈队。她的舞功很好，也爱学习。记得“集腋成裘”这个成语就是她讲给我的。
1968年，小莹的哥哥祥斌，姐姐小燕儿和我的哥哥姐姐都成了"知识青年"下乡了，尽管他们连中学都没有毕业。
我和小莹也是同一年上小学，而且我们在一个班级。所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玩，一起学习织袜子，一起去照相馆拍照......
一年冬天我们想着能不能穿单鞋抗过冬天，结果失败，脚上差点生冻疮。
每次我们家来客人没有地方住，我就去她家，两个女孩子挤在她家的"拉门(一个单人床大的壁橱，拉上门就是一个小屋子)"里，叽叽喳喳说累了就睡。
小莹的母亲刘大娘会用黄豆酿制很好的大酱。记得她们家厨房最顶格常常有几个半尺见方，一尺长的大酱块儿。我还常常去她们家的酱缸里取用好吃的大酱。
1975年我下乡，1978年上大学，1986年出国，只要回抚顺，我都会去找我的闺蜜小莹聊天，看看老邻居刘大娘。
这就是我们那栋房子的8家人。
当然我们25组那一排4栋房子里有好几个我的同班同学。东边那栋有大滨(东南端楼上），西边有小云（东北端楼上），淑敏(东南端楼上），还有三班的小淮（西北端楼下）。北边那排的24组有小培，子焕，宪英，王仁智。再往北的23组有曹丽，施凤芝，朱平和陈连生。
我们那排房子的东面是22组，住着丽钧，桂萍，颖新，红宾，李亚平。还有三班的刘芬，文艺队的刘永萍。。。
1975年我也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以后虽然常常回家，但我的户口再也没有回来。
注：
1. 照片都来自"美篇"的"高尔山"。在此表示感谢。
2. 这里提到的几个老邻居，我找到其中两家，事先请她们看了稿子，得到她们的同意。如果其他邻居看到此篇，并有不同意见，请和我联系。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