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抄家（请看《抄家》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999/201910/17778.html），母亲可能事先已经有预感。她曾经告诉我：我的某件衣服里缝有100元现金。万幸的是抄家时这笔钱没有被翻出来。在父亲知道我们的窘况之前，我们就靠着这笔钱生活。

母亲被关了多久才放出来？我们都不记得了，大概一年左右。当时我们的哥哥姐姐都已经下乡插队。父亲不是在沈阳上班（如果不出差，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上走）就是在北镇县（他也被走"五七"、在北镇县呆了三年）劳动。

母亲不在的日子里，十二、三岁的我领着弟弟妹妹生活。弟弟比我小两岁、妹妹才六、七岁。在外地的父亲则尽量抽时间回来看我们。

父亲有时会带些好吃的回来。记得最好吃的是香肠和午餐肉罐头。每当这时父亲就会让我们给母亲送饭去。

我们把香肠放在饭盒最下面，上面是米饭和一点简单的菜，装得满满的。第一次送饭是我去的。在学校传达室的门口就被拦住了，专政队的人把饭盒盖子打开，用勺子翻来翻去，发现了底下的香肠，轻蔑地说了一句"伙食还不错吗"，就把饭盒拿走了。不知道母亲吃没吃到我送的饭。专政队员的态度非常刺激我，以后送饭的事就由弟弟承担了。有时他带着妹妹一起去。

伟庭弟弟记得母亲一开始被关在我们的学校。后来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一起关在抚顺市第二建筑公司的四楼。再送饭跑得就更远了，因为我们住在浑河南岸的北台，建筑公司在浑河以北。每次送饭的经历都不好，可是弟弟从来没有抱怨过。为此我一直感激他。

这里可能需要简单解释一下：母亲在解放初随着我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建设从武汉来到抚顺。师范毕业的母亲在市中心小学教语文。1957年在抚顺无亲无故的母亲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因为她的出身和经历，母亲一直被摆在"革命"的对立面：被打倒、批判和改造的那一面。

那时候学校和工厂挂钩，工人阶级佔领上层建筑。我们的学校和抚顺市第二建筑公司（简称市建二公司）挂钩，所以母亲后来被关到市建二公司。我后来下乡也是随着那个公司走的。

文革初期我的班主任何YQ不知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还是从"三八大军"转入教师队伍。总之这位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担任了我们班的班主任，教语文。每天上课时她都会从：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祖国山河红彤彤，到阶级敌人心不死...，终于该讲课了，下课铃也快响了。

有一次不得不讲课文了，那是毛泽东的一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记得她当时把标题写在黑板上，第一个字有一尺半高，写到最后的"虎"字就只有巴掌大了。

她找过我谈话，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听了心里好感动啊。然后就让我跟母亲划清界线，揭发批判她的罪行。我又不知道怎么做了。母亲真的没有反动言行啊。

我是小个子，一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何老师就站在我的面前，隔着一张桌子。每天我都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那张蜡黄的脸、略微上翘的嘴、嘴唇和脸上的皮肤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分界线。看着她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时不时的还要擦去喷在脸上的口水，非常闹心。但我胆小，不敢逃课。另外如果真的不上学我能去哪里？干什么呢？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不喜欢的老师。不过她的女儿朱X还是非常天真可爱的，她被何老师带到我们班里几次，我和我的同学都挺喜欢她。

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非常善良。尽管班主任特别革命，班里几乎每天都开各种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但是从来没有针对我个人的斗争，没有人当众辱骂我、让我下不来台。在这个班里，我不但得以喘息，还有几个亲密朋友。这些朋友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们不懂友谊，不会算计，我们只是互相依赖，挤在一起得到我们需要的温暖。每次回想起来，我都非常感恩。

其实我的一些同学也有自己的难处：或者父母有问题，或者祖父辈有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钱不够花，不是贪污啊）、或者是身体问题..... 这些都是多年以后才聊出来的。反正当时大家互相不问，也基本不背后议论。只有我的问题是明面的，因为母亲就在我上学的学校。

那段时间经常有"最新指示"发表。每当"最新指示"来了，我们都得连夜回到学校，学习领会"最高指示"、去街上和其他人一起游行、庆祝。那个时候弟弟会跟他的班级行动。我会拉着迷迷糊糊的妹妹跟着我参加学习、游行。活动结束后再回家睡觉。

那个时候，只要有人的地方，只要超过一个人，这个地方就会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我们居住的居民小组也不例外，早上大家聚到一起，要祝老人家"万寿无疆"，要唱语录歌，再跳忠字舞。然后才散开回家吃饭、上班、上学...

我们的居民组长是老工人李师傅的夫人，我们叫他李大娘。有一天“早请示”结束时李大娘叫我到她家去。我心存疑惑，但是也不敢问是什么事。到了她家，李大娘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有人告状说我的妹妹小华当众说“我不喜欢毛主席，我不和他做朋友”。当时我的脑子轰地一声。

那时候不小心把毛像折叠了，或者毛的字、画被涂抹了，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抓起来是小事，掉脑袋都是有可能的。六、七岁的妹妹不想和他老人家做朋友，那我还能保住她吗？

李大娘问我知不知道这件事。回答当然是否认的。我不敢说妹妹绝对不会说那种话，因为有人举报了。我只好说妹妹太小，她才六、七岁，不懂事，我一定好好管教她。

李大娘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一时间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屋里一片寂静，我好像都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父母都不在家，万一她们把妹妹带走，会发生什么事？我怎么向父母交代？

这时候一直背着我们躺在床上的李师傅说话了，原话我已经记不得。他说你妹妹小不懂事，但是你已经大了，你要回去教育她，不能再乱说话。

不记得怎么离开李大娘家，也不记得怎么处罚的妹妹。但是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心里非常感激李师傅。

文革期间不上课，在家的日子很多。当时我也就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渴望友谊、渴望朋友。可是院里的孩子头们总是联合一些朋友，今天孤立这个、明天孤立那个。我是经常被孤立的，所以每当有人愿意和我玩的时候，我都不顾一切地跟她们去玩。人家不愿意让我带妹，我就把妹妹一个人扔在家里。搞得妹妹跟在我和那个朋友后面追着、喊着、跑着。现在想想，我真不是个好姐姐。

那个年代革命似乎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可是无论如何人还是要吃饭、穿衣、睡觉。穿的可以破烂一点，睡觉有张床就可以了。不用每天操心这些事儿。可是人们每天都需要吃饭的。

可是商店里蔬菜特别少。任何时候商店里都会有海带、圆葱和干萝卜丝。还有几个站在柜台里面无所事事的售货员。每次新鲜菜运来的时候，大家都奔走相告。那时候的运输工具就是马车。车上的菜还没有卸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排好了长队。可是要卖菜时人群就乱了，总是有后来的人想挤到前边去，大家就挤来挤去重新排队，每天买菜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听说西边的一个小商店进了一批鸡蛋，鸡蛋可是好东西，我早早地就拿着软筐去排队。去的早，我挺靠前面的。可是等到商店要开张的时候，人们就挤了起来，很快就把我挤到墙边儿，周围都是人，一面靠着墙。我被挤得喘不过来气来，身上的肋骨好像都要被挤断了，脚也够不到地面了，瞬间我对鸡蛋就不热爱了，我不想买什么鬼鸡蛋，我需要呼吸。可是想退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后来顺着别人往后扒我的力量（他们好往前面去），我慢慢地往后退，最后退出人群，大喘了几口气，空着手回家。从那以后买菜的事情就交给弟弟了。

不过很快我们就有了菜票的制度，每家都发个小本本，每家每天可以多买多少菜都由商店决定。每次买菜的时候售票员就在你的小本本上记上你哪天买了几斤菜。

那时候这个小本本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了小本本就没有菜吃。后来又有了肉票。而穿衣服的布票和吃饭的粮票，好像早就有了。

那时候的我非常有危机感，怕钱不够花，怕粮食不够吃，怕需要细粮（大米、白面）的时候拿不出来。所以我总是先做粗粮（玉米面）。但是我做饭一直不上心，烧饭的手艺一直不提高。那时最好吃的东西大概就是从商店买的饼干了，我手里有闲钱时就会去买饼干，那就是我们的改善生活。

人人都有梦想，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强盗抢商店，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商店里的各种糕点。

有一次插队在农村的姐姐带着两个同学来我家。自己过日子要节俭，客人来了要款待。大米干饭招待不起，我决定做大米粥。结果放了六个人的水，放米时脑子就迷糊了，还是放的我们平时三个人的米量。结果可想而知：稀稀的粥。为此姐姐笑了我一辈子，说我抠。

那时我当家。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我钱。说句老实话，我没缺过钱。但我没有钱包（我只要有钱包就会丢），父亲给我的钱我都胡乱放，衣服的口袋里、书本里，家中的抽屉、床板下都是我放钱的地方。我的闺蜜小莹说我每次还向父亲报账。

丢没丢过钱？一定丢过的，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就不上火。钱多就多花，钱少就少花呗。只有一次我清清楚楚记得夹在书里的十元钱不见了，我把书包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10块钱是巨款啊。那时酱油或者咸菜才八分钱一斤，最好吃的蛋糕也就是几毛钱一斤。

既然自己知道丢了钱，心里还是有点着急的。正在这时侯班里的一个女生告诉我她们捡到了我丢的东西，晚上谈心的时候会给我。我当时高兴极了，心想一定是她们发现了我的10块钱。迫不及待到了晚上谈心的时候，我和几个女同学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当我接到她们递过来的东西时，心里好失望，不是我的10块钱，而是一封信，一封我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一封我已经忘记的没有发出去的信。

那封信是我写给一位跟着父母走“五七”、到了农村的同学。信中提到班里转来一个男同学，叫云鹏，个子高高的，老师很偏向他。

那个年代班里男女之间不说话。我的信里提到男生。当时天已经黑了，看不到她们的脸，但从她们的语气中我知道她们读了我的信。我真的觉得好丢人，恨不得地上有个缝会让我躲进去。

(完全不记得是那些同学了。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

那时社会上虽然很乱，我们周围的环境还可以。密集的住宅环境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几个朋友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父亲的工资保证了我们的肚子。

平时回想文革的时候心情挺平淡的，有时还觉得挺好玩的，可是这些文字还是让我心情沉重。那时的我如果有现在的心智，日子可能更加难熬。可想而知，我们的父母，经历过平淡、战乱、新政府、反右、饥荒、文革...... 想象不出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不能保证文革不再发生，我只能记住自己的故事。

母亲已于2009年11月10过世，享年86岁。当年跟着母亲读书的表妹童秉辉前几天也是86岁时去世，相隔10年。

以此纪念母亲和她的表妹、我们的姨妈。

朋友们的留言

当年的小伙伴之一艾焰阅后：看了你的美篇...... 失眠了，想想我们真是抱团取暖，渡过那个年代，那时小，不怕苦，每天能见到这些小伙伴，就忘了生活的苦难。

小学同学王戈读后感言：

《母亲不在家的日子》一文，令人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读来使人感到心酸。文中记载的故事记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是那么的不易。但文字中却不见你对那个年代的埋怨和怨恨，显得人性成熟伯魅力，挚朴真实地记载，更让人痛定思痛，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民族应该如何的进步和发展。

北台的老邻居、楼上的李永丽姐姐的留言：

枣泥的文章真好！写的细腻而真实，文中展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家中的突变，更展现了十几岁顽童的坚強支撑家庭的毅力，可以说这些经历是枣泥妹的人生的起跑点！

浓缩的苦汁发酵为今日的甘甜！平平淡淡是过程，激荡起伏是人生，能在激浪中自由地自控航向，勇敢地乘风破浪才是勇者！

感谢枣泥妹好文章给大家带来的珍贵的回忆！

老邻居包桂琴的留言：

谢谢枣泥妹写的这篇文章真好，感动，真实，读后勾起小时侯的回忆

这是2019年10月贴在“美篇”上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