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十年离索后的大团圆                 刘海鸥

一九七六年，中国天翻地覆。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中国人民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希望。四月，天安门爆发了大规模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民怨已经鼎沸。七月大元帅朱德逝世。八月，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丧命。九月毛泽东去世，中国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十月份，中央一举拿下有恃无恐把持政权的“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

国家开始走上正常运行道路。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令我家受益匪浅。我只用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一雪大学落榜之耻。毕业后在北京高等学院教书。姐姐海燕也以她厚实的文学功底考上了内蒙师院外国文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三妹克阳早已因为胃出血回了北京，分配到中学教书。

只有四妹刘元还在农村，一去八年，招工上学都没份。一九七三年，听说淮北煤矿正在开发，需要大量工人，她从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跑回安徽老家落户，呆了两三年，招工无望，人家直接告诉她，你的出身不适于在煤矿工作。又听说莫力达瓦旗多个单位都在招收知青，就再迁回莫旗知青点。水利学校招生，铁路局招员，她都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了下来。有门路的知青都走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死守农村。

全家人急坏了，都在想办法把她弄回北京。刘家人在这方面很笨呀，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办“病退”一招儿了。当时办病退成风，有病没病都“病退”了。刘元强壮如牛，要从她身上找出点毛病来还真是有难度。朋友们出主意：“那就编呗，东北话说，‘吃柳条拉筐——能编’。有几个人不是编的？能编就是胜利。”首先是要编一个当时的医疗器械查不出来的病症，比如头疼。为什么疼呢，再编，谎话也得说圆全了。朋友们集思广益，终于想到刘元曾经有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过，虽然没事，更没伤到脑袋，但是可以拿来说事儿——从马车上摔下来，摔成脑震荡了。

病名和病状好编，“办”则不那么容易。办“病退”的手续繁复，要生产队领导、当地医院和接收地医院证明确实有病才行。就是说得有层层机构跟你一块儿编瞎话才行。还是好心人多，生产队长痛快地证明这丫头确实是从马车上扔下来过。走一个人多一份地，好事呀；当地医院的知青医生心有灵犀地编写了诊断结果——脑震荡后遗症。能帮一个人脱离苦海就是积一份医德；关键是北京方面医院的证明，骗过堂堂北京正规医院的正规大夫不容易。为了老闺女的前途，本分了一辈子的老爹被逼得一起“吃柳条”。他托人拐了八道弯，远亲的朋友的朋友，打通了一个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大夫的后门。“看病”前，大家给刘元出主意，见医生前晚睡早起，不要梳头洗脸，别吃早饭。蓬头垢面有气无力才显出病痛的折磨。

大夫煞有介事地问了一通病症，在结论书上写下几个字：“植物神经紊乱，不宜劳动”。再给负责盖章的有关方面送送礼，当时的礼也简单，一个“炸药包”（点心匣子）、两支“手榴弹”（酒）。

之后，一路绿灯，在农村呆了八年的刘元回到了北京。

办事时大家紧张得捏把汗，几十年后说起这一段，笑倒一大片。

爸爸去世后，在他的信件草稿里发现了一九七五年写给内蒙莫旗党委的一封信，那是在刘元被推荐考水利学校，又因为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后写的。

爸爸认真地向莫旗领导汇报了爷爷的历史情况，申明自己大学毕业后就与家庭断绝来往，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又强调四妹是在解放后出生，红旗下长大，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下培养成人的，她的“爷爷”对她没有丝毫影响。信的最后爸爸几乎是在恳求：“她十七岁到莫旗插队转眼七年多了，和她一起去插队的只剩下她一个女生了。女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为她操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老伴都已年逾六十，体力日衰，但愿能够早日看见这个最小的女儿得以妥善安排，我们也就安心了。”

刘元看见这封信流泪了，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全然不记得爸爸写过这封信，几十年后，当年石头心，现在为人母的我捧着这封充满父亲拳拳爱心的信眼泪扑簌直流。爸爸内敛木讷，对女儿的爱在心里装得满满的却很少表露在外。女儿们遭遇不管哪个领域中的磕绊，他都会马上用写信的方式循导开解抚慰。

这封信现在想起来，爸爸似乎是在替他的父亲为女儿赎罪，尽自己的微弱能力挽回因为阶级路线带给女儿的不公正待遇。我善良敦厚的爸爸他会这样做的，尽管他的羽翼已经被风雨摧残过度，他也一定要奋力张开它保护羽毛未丰的孩子们。”

一九七六年的某一天，刘元拖着插队时带走的破箱子，里面只有一套千疮百孔的棉袄棉裤（马上就被妈妈扔掉了），出现在家门口，昭示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刘家从此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