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力量 (母亲节献给自己）刘海鸥

“抢生二胎”（该“抢”字是政府对生第二胎行为的描述词）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离经叛道行为达到的顶端。早在“婴儿潮”的时代，毛泽东一再宣传“人多热气高好办事”，将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打为“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生四个孩子并不算多，连我都曾经认为将来自己也要有四个孩子。无节制的生育使中国人口暴涨，1949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翻了一番，照这个速度生下去，中国不久就会出现人口过剩的危机。七十年代末政府终于算过账来了，开始提倡生“两个不少，三个多了”，仍然遏制不了人口的迅速膨胀，八十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十亿。于是1980年中共中央以公开信的形式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生一个好”。

本来我打算儿子大田四岁时生第二个孩子，读研究生的时候大田才两岁，第二个孩子的计划推迟到研究生毕业。一看这形势，我决定赶紧要一个孩子。政策阴晴不定，一日三变，对策只有一条——“抓早”，把握了这一条可以不变应万变。并非我特别喜欢孩子，更没有前瞻到四五十年后国家会出现人口危机，而仅仅是为我的儿子着想。我知道独生子的成长中会有很多心理的和精神的问题（后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就是如此），我希望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下成长。更主要的是将来我们都老去，在这个充满功利，人情冷漠的世界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手足亲人相伴，难以想象一个人无亲无故孤独地活在世界上将是多么悲惨。我坚决不能让孩子成为独生子。

老宋的体院是计划生育先进单位，雷厉风行地响应号召。女人们已经没有了隐私，每月都要填写表格——月经什么时候来的，采取了什么避孕方法。对于已经生了孩子的家庭，更是迫使每个家庭必须领取“独生子女证”，需要在证上誓言只生一个并签字。想到这个巴掌大的一张纸将决定我儿子的一生，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以及一个独生子会遇到的全部问题，我的心里堵着一个大疙瘩。这个证压在我手里，没有上交，并且我拒绝领取5元钱的“独生子女费”。

不久我得知，我们系研究生的党支部书记的太太在中央“只生一个好”的号召信发表后“抢生”了（该“抢”字是政府对生第二胎者的描述词）第二胎。系里也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是批评了一下，照样读研究生（毕业后正常分配也没受影响）。受到鼓舞，我当下决定无论如何我也要“抢”第二个孩子。

读研究生的第三年，我悄悄怀上了第二胎。怀孕的前七八个月很顺利，没有人发现，正是最后一年做论文，在家写就可以。再加上我本来就胖，肚子大点理所当然，怀孕的后期正赶上冬天，大衣一裹基本看不出破绽。那时风气不错，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会自觉给孕妇让座，但是我怀孕时没人让过坐，不就是个胖子嘛。

可怜的二孩在娘肚子里受到的“胎教”实在是残酷——因为心怀二胎，捕捉的负面信息特别多，全国各地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土政策让人胆战心惊。中央一声咳嗽，下面全都发高烧，土政策比中央还要厉害得多，这是他们邀功的资本。

在台湾的云子姑夫妇1980年底来中国探亲，次年去了姑父湖南益阳老家祭祖，回京时云子姑和我们说起乡间的计划生育，痛哭流涕——她亲眼看见一堆堆的妇女被塞到车上，拉到医院做人工流产和输卵管结扎，哪怕是已经怀孕八九个月的。车上妇女哭声震天，车下丈夫公婆撕心裂肺。对于怀孕七八九个月二胎的妇女被强迫引产，见到胎儿露头，不由分说，在胎儿的头上隙门处注射毒针，生下来就是死的。云子姑哭道，没想到某党还是这么残忍。

对于反抗计划生育者各地有各种严厉的惩罚手段，而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民众的极端的反弹，那一阵“某家全家绝望自杀”“村长或计划生育干部全家被杀”这一类负面消息在我怀孕期间不时传进耳朵，威胁着我的神经，但是一旦一个小生命孕育在身，母亲身体里迸发的能量无可匹敌，未来面临什么我都不怕，只有一个信念——绝对要保住这个生命。

惊恐和忧心，反抗和抵制，是我对腹中胎儿的“胎教”，真的对她后来的性格影响很大。

1981年十二月，我毕业，被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当人家问起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根本说不出口，只因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切企图都由《红旗》为其代言，它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起称为“两报一刊”，以“铿锵”的语言犀利的罡骂左右着文革的舆论趋向，堪称戈培尔式的宣传喉舌。文革结束后《红旗》已经名声狼狈，我非常不愿意到这样一个大染缸把自己弄一身黑，但是我已经怀胎九月，只能先夹着尾巴做人，没有任何选择。

我被分到科教部。一个五十多岁的先生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姓什么忘记了。我事先被告知这位先生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四人帮”的笔杆子，要注意和他的关系。我心里好笑，整个杂志社就是一个“四人帮”的宣传大将，执笔人不过是将意图落在文字上而已，大家都是乌鸦落在老猪身上，不要说谁比谁更黑。坏事是总要有几个人拉出来垫背，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不就是个垫背的？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和笔杆子点点头，他非常谨慎地不说一句话。部里没有给我分配什么工作，我每天阅读科学哲学的文章，做笔记。

九个月的身孕已经无法遮掩，1月17日孩子即将出生，我知道再难隐瞒，就向我部曾副主任坦白怀孕的事情。曾是一位老先生，只知道中央有一胎“号召”，不知地方上早已如临大敌。他波澜不惊地说：“到时候该生你就请产假走吧，但可能上户口比较难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规定，听说国务院正在起草一个文件，此外没有见过别的文件。。”

就这简单？好歹我能安心过一个年了。

可是体院这边没有让你过一个好年的意思。

体院已经有人发现了我的“形迹可疑”，报告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所谓的“计生办”只有一个女工作人员王计生，有人竟敢在她眼皮底下大着肚子晃荡了九个月，她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铁了心绝不让胎儿落地。

1月1日，1982年新年的第一天，王计生跑到我家强迫我去引产。为了不让幼小的儿子听到那些可怕的事情，我没让她进屋，这以后又成了我的罪状之一。我跟她说：“这不可能，离预产期只有十几天了。”，她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许出生，即使明天是预产期，今天也得引产，打一针‘天花粉’，胎死腹中就可以打下来了。”（天花粉是一种中药，七十年代后用于对临产产妇的“计划生育”。它的工作原理是使胎盘滋养层的细胞坏死，死细胞碎片留在血窦中，引起凝血，造成循环障碍和进一步的大量组织坏死，从而破坏了母体与胎儿之间的内分泌关系和代谢物的交换，进而导致胎儿死亡，并引起子宫收缩而导致流产，具体说就是在产妇产道打开，已经看见婴儿的头顶时往胎儿的隙门处注射该毒针，生下来的不是死就是脑残）。我没想到一个有孩子的妇女竟能轻描淡写地说出如此残忍的话。我也斩钉截铁地告诉她：“这绝不可能！我们单位已经同意我把孩子生下来。”

听到《红旗》的态度竟是这样，王计生气得发疯，她说：“你等着，我们会通知《红旗》把你开除公职！”她的态度如此强硬，并非因为她是一个忠于党的好干部，而是体院在清河地区连续多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她每年可获200元奖金，她绝不允许砸了这块金牌。

从这天起，为保卫腹中胎儿生的权利，我拉开了进行殊死斗争的架势与各种力量迎战。

王计生果然雷厉风行地到中央直属机关办公室告了《红旗》杂志社一状。中直机关很重视，派人去调查，要求严肃处理。这里我倒有点佩服王某，敢向中央机关挑战。

紧接着她动用了体院副院长找老宋谈话，告诉他将面临的处分会是夫妻双双开除公职，没收房屋，赶出北京。还是好好掂量一下吧。尽管做了各种准备，这还是一个砸在我们头上的晴天霹雳。镇定下来再想想杀人不过头点地，一切事情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无所畏惧了。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我下了豁出去一切的决心。

离我的预产期还有13天的时候，《红旗》杂志也终于出手了，办公室主任、科教部主任，还有医务室的李大夫叫我去谈话，中心意思是，《红旗》是中央领先单位，影响至大，所以必须把这个胎儿打掉。我早已抱定死战到底的决心，我说：“这绝无可能，孩子在腹中已经成熟，是一条生命了，现在堕胎就是扼杀生命！”边说边大哭。见惯了下属唯唯诺诺的几个头头十分恼怒，又拿我没办法，只好结束了谈话。

事情当然没完，下午李大夫来找我，说带我去合同医院做个检查。我很疑惑，我的产前检查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李大夫说，就是检查一下，没有别的。看她态度很和蔼，去就去吧，怀孕以后我从来没有做过检查。当然我要非常警觉，不让医生在我身上做任何动作。

合同医院是公安医院，妇产科的医生问了我几句关于月份，预产期的话。还没容我回答，李大夫抢上去说：“我们领导要求给她做引产。”原来看上去和善的她怀着这个鬼胎！我立即跟上：“我坚决不同意。”妇科医生看看我，态度十分严厉地回答李大夫：“我们不能做这个引产，孕妇不配合会出人命的。再说，打下来的胎儿也是活的。”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几十年来我一直感激这位妇科医生。

李大夫因为没有“完成任务”面孔黑黑拉得老长。在医院下楼时，我脚一滑屁股狠狠摔在台阶上，往下滑了好几阶，半天站不起来。她面无表情站在旁边看着，根本不伸手拉一把。估计她心里在想，摔流产了才好呢。

回到家后我感觉原来在肚子里欢蹦乱跳的的胎儿纹丝不动。人家说孕妇怕摔跤，摔了后胎儿会在里面翻转导致脐带缠绕脖子窒息而死。我恐惧极了，立刻和妈妈到隆福医院检查。医生听了胎心说：“没问题，跳得很好”又对妈妈说：“恭喜你，得个大孙女。”哈，要的就是一个女儿！

就在这同一天，体院那边的王计生又出新招，她叫来清河地区派出所的警察，逼迫老宋交出我的户口，让警察把户口迁出体院，这样二胎就和体院无关了。老宋坚决拒绝，户籍警察也知道无端撤销一个人的户口是不合法的，草草说了几句：“迁不迁自愿，你们要不愿意就算了……”就走了。又一场闹剧不了了之。

第二天《红旗》办公室主任又找我谈话，讲党性，讲纪律，讲下级服从上级。他说一句我顶一句，这几天的打压已经让我豁出去了，我强调中央只是“号召”“提倡”只生一个，后面还要加一个“好”字，明明是一种建议的口吻。而没说“绝对不能”，也没有形成中央文件，我充其量是没响应号召，并没有违反党的政策，更没犯法。办公室主任十分生气地结束了谈话。

当天晚上科教部的苗党支书记跑到我妈妈家找我父母告状，说我无视党的政策，顶撞领导，诬蔑共产党扼杀生命。他毫不客气地质问爸爸妈妈“你们是怎么样教育子女的“，斥责和教训了一通就走了，爸爸妈妈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他走后爸爸气愤地说：“党棍！地道的党棍！”我奇怪难道这就是一个党杂志的水平——员工有“错”还要殃及父母？我很抱歉我的事连累爸妈受辱，事实上我是怀胎好几个月后才告诉他们的，他们并不赞成我要第二个孩子，仅仅是出于父母对女儿的心疼，不愿我的生活受孩子太多拖累。但是一旦知道我怀了孩子，他们就完全地支持我，不管是道义上还是物质上。

王计生不达目的誓不休，又跑到北大闹事。一天晚上我的导师黄楠森先生突然到我妈妈家造访。他在1980年被任命为系主任，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老好人，书生气十足，是专门做学问的人。自从当了主任，整天皱着眉头一脸苦涩地处理员工吃喝拉撒的杂事。这不，已经毕业分配出去的学生怀孕的事也让他一个高级学者来过问。那天下着雪，地滑，黄先生挤公共汽车从北大摸到我家，真是不易。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他是我的恩师，对我曾经是很欣赏的。黄先生很无奈地说：“他们让我来和你谈谈。”我说：“黄先生，您也别劝我了，都到了这个时候，小孩是一定要生下来的。要说内疚只有一条——对不起您的培养。”我们一家和黄先生一起吃了晚饭，聊些文人们该谈的事，然后我把他送到车站。看着他远去的影子，心里真的十分十分地抱歉。

王计生逼迫北大出面带我去打胎。北大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两个妇女找我上医院“检查”。我说：“我还有六天就要生了，不需要再查。”她们说：“看你的肚子最多只有六七个月，首先要检查一下你怀孕的月份，七个月以前是可以引产的。”为了证明月份，我不得不跟着她们去了医院。妇科医生见多了这些案例，说道：“我们只给六个半月以内的孕妇引产。这个胎儿已经足月，不能再做，引出来的孩子是活的。”两个妇女跟我说：“你可想好了，（生出来）后果你负责。”当然，我早就准备好承担任何后果。

《红旗》、体院、北大三方领导已经拿我没办法了。由国务院中直机关召集开了一个三家四方会议研究对策，制定了若不引产就执行的处分。之后，体院党总支、教师支部、工会、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领导找老宋正式谈话，传达了三家四方的处分决定。

老宋降行政两级（由21级62元，降为23级47元）；取消讲师职称；取消教学资格；收回现住房等等。对我的处分是降行政两级（同样是23级47元）；记大过；开除出《红旗》，退回北大；不允许在北京工作。对于出生的小孩的惩罚是14岁前不允许报户口；不允许入托和上学……

好吧，一次一次的恫吓，不管真的假的，让我越来越无所顾忌，我已经安之若素。

但我也不会乖乖就范，我决定写一封信进行申辩，交给国务院、《红旗》、体院。信一挥而就，三千余字。第一、我强调自己的理解是党“提倡，号召”生一个“好”（否则要个好字做什么），从未说“禁止，杜绝”。二、不能引产的理由——两个单位的计生办带我上医院，均遭到医生拒绝，这说明即使我愿意也没有可能引产。三、三个单位制定的惩罚条例，过于严厉。我在字里行间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你们的做法已经把我们逼上绝路，如果发生极端事件，就是你们造成的。

这是一封让我感到无比耻辱的申述信，为了保住胎儿及减轻“罪责”，我不得不详述自己私生活的细节——月经规律、停经日期、怀孕日期……像脱衣服一样，一件一件剥去，直至赤身裸体站在一群恶棍面前。为了不过分惹怒他们，我还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他们的宽恕。至今阅读这封信仍觉得恶心，不想多看一眼。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人口是应该控制，但是人口爆棚的责任不应该让普通老百姓承担。以我的个性本应该直接顶回去骂回去，在这一点上我和老宋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即使言不由衷也必须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才会减轻责罚，赢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他在我的信上做了多处修改，使语气软化。

信件交上去后，很快有了反响，1月16日，预产期的前一天。老宋的单位领导终于说了一句人话：“既然医生说了不能引产了，那你们也想开点，准备接受处分。”我单位领导也告诉我，同意我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听候处理。

从我报告怀孕到终于获得许可的二十天里，我经过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神经的紧绷和松弛，经历了我人生中最残酷无人性的遭遇。最大的触动莫过于文革之后在我心中已经摇摇晃晃的“伟光正”的光环完全黯然失色。

在为我腹中胎儿生的权利作斗争的同时，我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哪儿生。很多大医院已经不接收没有“准生证”（夫妻在怀孕之前必须获得准生证）的产妇。关于医生在接生时弄死第二胎的传言越传越盛，仿佛已经成为不争的而且也被广为接受的事实，我面临着孩子投生无门的困境。费劲了脑汁，想起了永丰公社卫生院，要不然我就在农村的卫生院生，多少农村妇女不就是在那儿生的孩子嘛。我的一个学生小高毕业后就在卫生院工作。我给小高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问能不能在永丰卫生院生小孩。小高回信说公社卫生院条件不好，最好不要在那生，但是她又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杨大夫的联系方式。杨大夫是卫生院资格最老的妇科医生，五十年代初就在永丰乡做接生工作。她已经调到天桥医院工作。

我拿着杨大夫的地址抱着一线希望，去了城南她家，路上买了两三斤卖相十分糟糕的小梨当手信。杨大夫十分同情我的状况，毫不迟疑地说：“没问题，你就在天桥医院生，我们医院没有杀死婴儿的事。妇产科的主任和我关系很好，我会让她关照你的。”

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天桥医院是个区级医院，在一条小街里，一个小门脸，十分陈旧，和大田出生的北京妇产医院天壤之别。妇产科住院部好像只有一个病房，里面病床横七竖八，挤挤挨挨，住了大概八九个产妇，都是天桥一带的居民。虽然不太习惯，可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已经是天堂般的运气了。杨大夫也来病房看望过我一两次，让我心里很踏实。

应该1月17号出生的女儿迟迟没有动静，和大田出生的情况一样，怪我，身体里一定缺少什么因素。十几天过去了，医生说不能再等了，胎儿会老化，死在腹中，必须引产。催产素连续打了三天，这倔强的婴儿就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我疼得不能吃东西，呕吐绿水，半死不活。第四天，妇科主任来查房，认为是胞衣不破的原因，拿了一根大针准备把胞衣扎开，看见那长长的钢针，我想起了消灭二胎手段之一就是等胎儿在产道刚刚露出头顶，就用大钢针扎入胎儿隙门害死胎儿于腹中，不顾一切坐起身大声喊道：“医生，别扎死胎儿！”医生说：“放心，不会的，我们不做那样的事。”

针刚刚扎下去，一股羊水汹涌而出，紧接着胎儿的头已经露出来，大家措手不及地把我搬到产床上，一个女婴已经叽里咕噜地冲出来了， 8斤2两。哭声震天。我看了一眼，就和一切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眉眼难分，只要是健康的孩子就好。此时是中午一点一刻，立春到来的时刻。

妈妈爸爸非常高兴，写了一封大红纸表扬信《一针救命》贴在了妇产科。护士们轮流给我通报：“你的大闺女是我们妇产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婴儿。”我去婴儿室看，女儿的眉心上点了一个大红点，只有她一个女婴获得如此殊荣。后来女儿跟我说，她还记得我和三姨去婴儿室看她，灯光很暗，她看见三姨俯身看着她，一张大脸在她上方。说的就是事实，真把我吓了一跳。

病房里还有两个生二胎的，一个是因为第一胎有问题，据政策规定如果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或残疾而影响生活者可生第二胎。还有一个是因为第一个是女孩，夫家强迫她生第二个，谁知道历尽磨难还是生个女孩，婆婆拉个脸子再也不来，丈夫唉声叹气，女的整天哭哭啼啼。

坐月子是在爸爸家。台湾的云子姑来大陆探亲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周扬，借第四次文代会上“知识分子的春天”的主旋律和台湾亲人来访之机痛陈知识分子无房之苦。由周扬批准，临急临忙分了一套单元房接待“台胞”，新的，半毛坯房，在大北窑光华路和建国门两条大街的把角，汽车噪音震天。但是到底解决了一点住房拥挤的问题。我之所以在爸爸家坐月子，是因为三个单位已经多次光顾体院和妈妈的家，爸妈怕在月子期间那些人再去捣乱干扰我休息，更怕若回体院，那个恼羞成怒的王计生会下毒手迫害新生婴儿。这个担心不是没来由，女儿出生后，王计生还是不依不饶，写了一封告状信寄到全国妇联，责令妇联对妈妈进行教育。

在爸爸家坐月子也没能躲过这帮家伙的追击，《红旗》写了一封信寄到妈妈处追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以便当面宣布对我的处理。

我刚出院几天，《红旗》姓苗的书记和一个北大分配办公室的人就找到爸爸家，苗书记站在我床前宣布：“开除出《红旗》杂志，退回北大，记大过处分，工资降级……”我非常平静，面不改色地看他们离开。心中却是加倍地厌恶这个毫无人性的苗姓党书记，在《红旗》时听到他骄傲地跟别人谈论他的孩子柔柔，我心里想这么一个铁血党棍还给孩子取名“柔柔”，看出多爱他的孩子，而对一个产妇和婴儿怎么就那么狠？

出了月子我回《红旗》的办公室取我的东西，临走时第一次和同屋的“四人帮笔杆子”说话，我说：“你要小心这个苗某某，他不是什么好东西。”“笔杆子”没敢接下茬，只是唯唯地点点头。我想，他们在《红旗》宫斗了这么多年，谁什么样心里门清，不必我说什么，我这么说就是为了解气。

月子期间，一天妈妈的朋友连贯访问她。连贯是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搞统战、外事、侨务等工作。他的太太林琅和妈妈在十二集团军共同工作过，妈妈和他们来往走动很密切。为我的二胎事，妈妈曾去连贯家了解中央政策。连贯这次带来了一个消息：有一对在中国教书的美国夫妇即将回国，他们已经有三个男孩，又向中国外事处提出想领养一个中国女孩的愿望。他们保证要教会女孩学中文，等女孩该上学时带她回中国接受教育，并可以和亲生父母保持联系。连贯说他们考虑我的女儿最为合适，一方面女儿可以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果我同意送出女儿，一切处罚全免，医药费及工资全部按照正常产妇待遇发放，还可以回《红旗》继续工作。妈妈问我的意见，我说：“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把女儿送出去。”妈妈道：“说得好！”

也是差不多的时候，老宋收到一封信，是他原来的同事几年前移居香港的吴老师写来的，二胎的消息竟然传到了香港。信中说：“听说你生产的孩子遭遇困境，我可代为分担，只要将小孩送我，我可飞北京带返。”我们感谢他们的同情和爱心，但是已经带着孩子过了七七四十九道鬼门关，我们绝不放弃。

大家开始绞尽脑汁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字。我说叫“铮”，她是我们拼命争夺来的生命，也希望她将来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大家说“太俗！”刘元写信来说叫“又佳”，两个字合起来是难，她是全家人经历了千难万险才保全了的一条生命。她出生之际，中国的世道也面临重重灾难。而“难”字拆开则是“又添一佳人”的意思。全家人立即通过了这个名字。

又佳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她七岁到澳洲至今从未取过英文名，恰好在英国意大利日本印度韩国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类似“又佳”发音的名字，根本不需再取其它洋名。

又佳满月后我们回到了体院自己的家。刚一进家属院就被人们围上来，要看看“二胎犯”（这是他们对又佳的戏称）什么样，看到又结实又漂亮的又佳，都说：“值了！值了！罚多少都值。”又佳很快就成了大院里的宠儿，人们说她是体院最漂亮的小女孩，称她“体院一枝花”。走到任何地方“美眉” 的喊声此起彼伏（我们称又佳“妹妹”，我家的贵州小保姆发音“美眉”，院子里的人都以为这是她的名字）。连从来不对孙儿们说一句好话的妈妈都禁不住夸又佳是“却嫌粉脂污颜色”的天生丽质。

3月4日，正是女儿满月之时，老宋单位对他宣布了体院党委计划生育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处分意见（大概是特选的日子作为满月礼），并通报全院。在处分条例之前的引言充斥着文化革命式的语言：“充耳不闻”“置之不理”“长期隐瞒不报”“拒不执行”“说了许多不得体的话”“态度相当恶劣”“抢生第二胎”“在院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处罚的内容基本就是我生产前四方三家开会所决定的那些，加了一条“停发奖金五年”，减了一条“不让上学”。

这个处罚我们不接受，老宋开始写冗长的申诉，反复修改若干次，口气很强硬，令我对老宋刮目相看。

处分的通报在群众中传达讨论后，大家议论处罚太重，院里只好修改了决定，把停发五年奖金改为停发一年。把行政降级改为扣罚10%的工资三年（相当于降一级三年）。

我被退回了北大等待重新分配，北大也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分配办公室的那个人带着讽刺的微笑告诉我，需要人的单位多得是，但是像你这样中央通报处分的人，没有人敢要。

没有工作最大的威胁是没有钱。全家靠老宋的五十几元生活，家里还有一个从贵州请来了小保姆，只给人家十元钱的月工资。剩下的四十几元要维持五口人的生活。妈妈每月接济我十元，仍是不够，我必须想办法挣钱。

刘元说她的同学以前家里生活很困难，她给灯笼厂画灯笼挣点钱贴补家用。她拿了个样子给我，就是春节孩子们玩的折叠式灯笼，上面随意画几笔像个花就行，二分钱画一个。

刚刚接下这个活儿，偶然碰见了初中好友小溪，她已经是个画家了。听说了我的困难她立即到中国画院帮我找了一个画画的活儿，比画灯笼“高级”些——在绢纸上画出口的贺年片儿，画的是工笔花鸟山水国画，两毛钱画一张。

老宋帮我做了一个灯箱拓样本，我练了几天，正式动笔。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不算喂孩子做饭）画出了第一张。拿到中国画院交货，收货人看了看不太满意，说画得有些楞（意思是生硬，颜色的衔接过渡不流畅），她拿画笔做了些润色，算是勉强通过。就是说我可以一天挣两毛钱了。

刚刚画了第一张贺年片，三妹克阳又帮我找了一个工作——代课教师。她工作的分司厅中学需要一个英语代课老师，教两个班，每天四节课。按临时工算，每月工资31元，去掉了公交车月票5元，也就到手26元。我又放弃了贺年片，每天一大早六点钟出发，换三趟车，来回路上四小时去挣这几毛钱。现在想想其实不如专心画贺年片，画熟练了按流水作业的方式一天怎么样也可以画十张，得两元，一个月可拿六十元。可是按照那时的观点，人必须在一个“单位”工作，才算是工作，才有保障。我早起晚睡地挣这三十一元，结果本来就不富足的奶水“回去”了，那时又佳才四个月。

那个年代没有地方可以买牛奶，只有订奶一说，而成为订户，又有诸多条件限制，要凭婴儿出生证，老弱病残证明等等，像又佳这样的“二胎犯”更是难订到牛奶。月子里又佳靠的是克阳帮我搞来几张奶票再加上我的一点母乳，好在不久听到消息的大舅从香港源源不断寄来了配方奶粉。

几个月后终于等到了一个订牛奶的名额（得有人退订才行）。牛奶不是送到家里，而是每天下午牛奶整批运到家属院，订户排着大队自己取。每月奶费是在取奶时同时交付，有一次交完费，晚上管发牛奶的夫妻俩来敲门，那老女的拉长着脸（她对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笑脸）说算账时少了一份牛奶钱，想来想去就是你们家没有交钱。我告诉她我交了钱，但是她一口咬定没交。什么叫黄鼠狼单咬病鸭子，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墙倒众人推，就是这个意思。你犯了错误，人人可以随时踩上一脚。文化革命中人们不都是这样对待人们的吗？我越想越气，第二天取奶时当着排队的人对发奶的女人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被罚款，就会讹你这点牛奶钱！你不要以为我们生了个二胎，就可以任意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我们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然后在大家的惊诧之中扬长而去。

以前除了和海燕吵架，我没和任何人吵过嘴，现在为了捍卫我和又佳的尊严，我像炸了毛的母狮子，谁惹我我就咬回去咬谁，我第一次发现吵架是多么痛快和舒心的事。

生活再困难，我的“二胎犯”女儿在亲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快活健康地成长起来了。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女儿的生命必是上天的奖励，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我本是个敬神不信神者，到了这把岁数回想生平事，我不得不认为救人一命和一命被救皆是因果相报。

在怀孕期间，我曾做了两件救命的善举

第一件。1981年夏天，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已经交上去，就等着答辩了。因为腹部渐凸，我基本上在家呆着，能不见人就不见人，偶尔到学校去探听一下消息。那天我去北大打听论文答辩的消息。

我骑车在未名湖边走着。忽见前面几个小男孩对着水中呼喊“快上来呀！快上来呀！ ”扭头一看离岸边四五米远的水里，一个小脑袋一上一下地挣扎。我赶紧跳下车，问那些孩子：“他会游泳吗？”“不会！”

二话不说，我立刻甩掉鞋子，趟入水中，我判断从湖岸延伸到水中应是有一个坡度的，不能跳。水下确实有坡度，但没想到是由石块堆积而成，一下水脚就被利石扎个钻心疼，跌倒在水里，我干脆顺势游过去。两三下就划拉到了孩子身边，一把抱起他。站在水里，水淹到我胸部，对小孩子就是灭顶之灾。孩子小小的，在水中没有什么份量，惊恐地坐在我的臂弯上，双手搂紧我的脖子，像搂着亲娘老子。我小心翼翼地趟着水，踩稳乱石间的淤泥把他抱上岸。

我问他：“小朋友，几岁了？”他还在惊慌之中，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孩子代答：“他四岁。”“他怎么掉水里的？”“他自己下去的，说他敢下水。”“家在哪儿？”孩子们指着远处一栋楼：“在那边。”我说：“你们把他送回去，要保证送到家里。记住不要再到湖边玩了。”几个孩子拥着他走了。

我没有亲自送他回家，潜意识里我怕救孩子的事情张扬起来，会让我肚子里的五个月的小生命曝光，我尽量避免出头露面的场合。

我一身透湿地骑车回家。跟谁都没提这事。

第二件。也是这个夏天。一天夜里我突然被窗外闪闪的亮光惊醒了，往下一看，路边一间小棚子着火了。这间棚子是一户外地人弹棉花用的。满屋都是棉花和棉胎，夫妻两人也住在里面。棚子离我们居住的楼房很近，周围都是大树，如果大树烧起来会威胁本楼居民。

我立即喊醒老宋，两个人拿了桶和盆奔下楼，同时也喊醒楼里的居民。一部分人在第一线扑火，一部分人在一楼的水房接水传出来。我完全忘了怀孕的事，一趟趟接过水桶泼向火场。救火车来时火已经基本扑灭，消防员反复喷水以防火势重来。棚子里没有人，只有烧焦的棉胎。大家分析，弹棉花的夫妇一定是看到起火，迅速溜之大吉。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救过一个陌生的小男孩一命，我勇赴火场，保护了大家的安全。这算是积德行善的事了吧，所以有几个医院的陌生医生救了我女儿一命。不需造什么七级浮屠，善举有福报。

最后上一张兄妹俩阳光四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