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妹刘元（身份证名刘源）插队八年。几年前写了插队回忆，故事曲折，文笔精彩，可惜在国内没有门路发表，经过她的同意，我将分若干期发表她的文章以飨网友。今天是一月一日，刘元的生日，特选今天开始上传。

老妹刘元

先看刘元的一小段花絮“热身”——

儿时花絮

我是元旦生人，所以叫刘元，这是暂时起的名，说上小学再重新起，但不知为何“重新起名”被搁置。大姐海燕不满，说爸妈那么有学问把刘元的名字起得那么俗气！上中学后二姐海鸥做主把“元”改成“源”。海燕知道了，继续牢骚不满，说好不容易改名了，改个好听的有学问的名字多好，换汤不换药，还是没离开那个俗！我倒无所谓，大人怎么起怎么是。只是到现在我为着我的名字“刘源”跟刘少奇的儿子同名同姓感到厌烦！

小时候听匣子整天“共产党、毛主席；毛主席、共产党”的，就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身边的那个人。

翠花胡同里有个疯人院，大红漆门，还有一个护着红漆门的铁栅栏门。都这么森严壁垒了，小时候每次路过那里我还是要紧贴着它对面的墙根走，两眼紧盯大红门，生怕门开了，窜出一个大疯子。几年后整个国家都成了疯人院反倒不害怕了。

二年级教自然课的老师说“人的食管跟头发一样细……”。我就纳闷了很久——这么细怎么吞咽大块大块的食物，还不把食管撑破了，所以我从小吃饭就细嚼慢咽。长大后同事在旁边偷偷地数我咀嚼次数说我嚼了七十下。

1963年肯尼迪遇刺。放学回家妈妈问我，大意好像是肯尼迪死了有什么好处？好家伙，这么大的话题，吓得我不知如何回答。肯尼迪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都闹不清，怎么下结论。想啊想，最后憋出一句比较中庸的回答——“死一个少一个”。妈妈笑说“就是啊”。我万没想到这个让我思维混乱的问题的回答居然得到妈妈的认可，我长舒一口气——议论大人物竟然可以如此小轻松。

内蒙莫旗插队的回忆      作者刘元

热血沸腾激情万丈

1968年8月天底下又发生大事了，有如1966年夏天那场革命的开始那么疯狂。

几千万知识青年将进行精神与肉体 ，血与火的洗礼——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苦难的祖国啊，您就像家里有个疯癫人，整完一个闹心事儿又一个闹心事儿。而那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闹心，激动得不行，觉得老同志金口玉言的，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能有错？知识青年到工厂农村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个革命行为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就被广播报纸宣传得尽人皆知了。邢燕子、董家耕、侯隽……这些被媒体狂轰滥炸过的优秀知识青年激励了一大批中学毕业生以他们为榜样响应党的号召去了新疆、山西、宁夏、内蒙……那时候许多高级干部的儿女都下乡了，现在老百姓家的孩子哪有不去的理由。

打小就被共产党教育了十几年，可能“党他老”觉得信心不足，还得让中坚力量把我们再教育一遍。在城里没学上，没工作，老同志告诉说农村大有作为，学生们激动坏了，人人血管里的热血都在沸腾，都想去“作为”一下（实际上文革搞得国家经济瘫痪，无工可做，无学可上。学生下乡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举措）。

我也热血拱血管非要上广阔天地去。爸爸一直笔耕不辍，知道不学习就不会造就人才，惨凄凄地对我说：“最好不要去，多读一点书再说吧。”可怜的老爹啊，你咋不识现在是啥社会背景，你咋不知老同志每发出一个“最高指示”都有他的意图呢？这年头哪儿有学可上，别看口号漫天价喊“复课闹革命”，可是正规意义的学文化复课却一点迹象也没有，学校里已经闹了两年多的“文化革命”还在继续闹。当时的“革命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谁学谁是反革命，这不是找死吗。上面明明白白告诉你，必须得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那才是正事儿，才是革命，才有作为。把个书读得太多了，篡了皇位还了得。爸爸一看这是大势所趋，鼻子长疮——犟不得，只好由我去了。一年以后，爸爸以大出我三轮的岁数遭遇到了和我们插队同样的厄运——下干校。

当时我是报名去内蒙牧区，我正在为能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而自豪高兴呢，有人把我从马上拽下来——政审不合格，去牧区没获批准。原来是因为我那从未谋面的已变白骨的国民党爷爷碍事了。我伤心得不行，哭了一场——为什么这么照顾死人的面子，不让我去艰苦的地方锻炼？难道当局怕我骑着马儿叛逃外蒙？哎哟哟，我亲爱的“党他老”啊，您怕啥呢，我手无情报，身无本领，一个傻学生，跑到国外干啥去呀，真让您老费心遐想了。

后来小学的好朋友告诉我内蒙招插队知青，有个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简称莫旗），是个山美水美土肥粮丰的好地方。莫旗在嫩江地区，离国境线还有老远一疙瘩距离呢，而且我是心甘情愿自找苦吃，地富反坏右不是都在农村改造吗？估计这回我这个“国党后裔”让“共党”您没啥想象空间了。

于是我找到莫旗设在北京的“招青办”。好家伙，热血沸腾的学生把个屋子挤得水泄不通，把在当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摇身变成“招青办”主任的花明春快捧上天花板了。一大堆想去莫旗但学校又没有去莫旗计划的孩子们吵吵嚷嚷围着花明春抢表格。

花明春——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它被学生们牢牢记住，一时间在学生心目中他就是“领袖”，觉得他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只要找到他要到表格就有革命生路，前程就光辉灿烂。许多六九、七〇届甚至年龄更小的根本轮不着他们下乡，他们就写血书，在学校发表幼稚的演讲，不听高年级同学的劝说并和他们辩论，跑到天安门举拳头宣誓，在地上打滚跟父母闹，偷户口本上派出所销户口……后来落户博荣公社大莫丁大队的天真活泼可爱才十三岁的鲍薇薇和与她同龄的好几个小女孩就是这么奋力抗争哭天抢地的来到莫旗。

那时学生下农村就像撮大粪往田地里扔一样——简单又痛快。果不其然，我没有一点障碍被批准了。

1968年8月21日，我到了内蒙莫旗。那年我十七岁。  

1968年刘元（中）插队前照相留念（姐姐海燕已在新疆）

狼狈生活

插队时，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城里，肚里存的那点老汤脂肪啥的到农村没几天就耗光了。来到这儿“干捞碗”的苞米碴子贴饼子小米饭，菜是土豆。今天土豆块，明天土豆片，后天土豆丝，然后再折回来，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光在土豆上改刀。冬天偶尔分点萝卜白菜，经常保管不善，冻成一个个大冰疙瘩 ，煮也煮不烂还有一股子烂菜味儿，那也得捏着鼻子吞。

东北老乡祖祖辈辈吃着单调食物，没见过天外的美味佳肴。他们从来不炒菜，都是熬，把菜熬成烂泥，所有的维生素全部扼杀。老乡不会炒菜还纠正我们，你们别说炒菜说熬菜。他们把熬字念成“孬”（平音）。他们做菜从不放酱油，更没听说过猪肉能红烧，他们都是白熬，熬的土豆豆角茄子白菜酸菜粉条……全部是白生生的。过年时煮大块白猪肉，不放花椒大料葱段姜块，只放盐，除了猪肉的原始味道，什么附带香味都没有。我们买来酱油膏把猪肉红烧的油黑油亮的让他们尝，他们吃得嗞儿咂的，惊叹人世间居然还有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东西，而他们最先进的不过是白肉沾酱吃，酱是那种自己发酵的黄酱。一打开酱缸盖，黄酱上面蠕动着白色的蛆，一股刺鼻的臭味冲进鼻腔。讲究点的人家还知道用油、葱花、辣椒炒炒，不讲究的?出来直接吃。他们还把萝卜切成块扔进酱缸，酱发酵出臭味的时候，萝卜也腌咸了，能当饭桌上的一道菜了。

我们就不行，连吃臭酱烂咸菜的福气都没有。好歹学会渍酸菜了，又因为技术不过关，酸菜长白毛腐烂了。酸菜咸菜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长期食用最容易得胃癌和食道癌。那时一点健康常识都没有，不知吃进去多少“杀人凶手”。老乡更悲惨，祖祖辈辈与致癌物共舞，很多人身上不得劲儿，又没钱看病，到死也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屯子西头范木匠他媳妇肚子疼，坐在炕上嚎哭了好几天，后来死了，谁也说不上她得的是什么病。

我们这里有两大营养作物——黄豆和土豆。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土豆含的营养甚至比黄豆还优秀。土豆含有丰富的淀粉，碳水化合物，八种人体必备的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动物植物蛋白。专家说土豆既能当粮食又能当蔬菜还能当肉食类，每天吃土豆就等于吃进粮肉菜。它还是美容延缓衰老能减肥的上等食品。

东北的土豆别提多好吃了。在家时我最不爱吃土豆，加之北京也没有那么好吃的土豆。到这儿后，土豆成了“上好佳”食品。东北的土豆首先大（我见过有三四斤重的），其次沙和面。煮熟了的土豆，皮绽裂开来，露出雪白的沙瓤又香又面，口感极好。在那个清肠寡肚的年月里吃上一个烀土豆比现在吃任何零食都来的痛快。

可惜，因为我们刚到农村没有挖菜窖，队里分给我们的土豆萝卜白菜放在外屋地上全冻成一个个铁疙瘩。冻土豆化了肉质劲道，煮起来比老母猪肉还难烂，而且难吃，必须在它还没化透就剁成块扔进锅里煮才能煮熟。

老乡家猪的食谱之一就是烀土豆。烀土豆就是把一大锅囫囵个的土豆煮熟，然后捣碎放进泔水里喂猪。老乡家家都有菜窖，土豆保管得好，不冻，所以我们经常跑到老乡家，掀开猪食锅，吃给猪烀的土豆，因为猪吃的都是不冻的好土豆，我们没有吃好土豆的福份，只好跟猪弟妹们共享美食，既填了肚子又解了馋。老乡觉得我们不易，看我们吃猪食也心酸。

第二年的春天，新的灾难来了。

我们的菜经过一冻再一化，全部烂掉，变成一大堆烂菜泥摊在外屋地上。东北是高寒地区，庄稼一年一收，蔬菜也一样，春天种的菜七、八月才能吃上。老乡春天吃的是菜窖里保存完好的菜，能应付青黄不接的尴尬；而我们，菜一烂等于什么也没有了。

开始，把盐拌进苞米碴子小米饭里凑合吃，但是要干重活，身体又不是“维持会”，年纪轻轻怎么扛，只好想了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大家轮流到老乡家要咸菜或黄酱。于是，每人一天，硬着头皮端着碗从屯东头要到屯西头，然后用油炒炒发臭的黄酱，死咸的咸菜下饭。

轮了一遍后，再也不好意思要就又断顿了。知青头领找到队长让他解决我们没菜吃的问题。队长明知我们的困境却从来不过问，这回问到脸上了，只好给我们送来了一堆土豆算是续上菜顿了。

社员给知青盖房子时偷工减料，克扣材料钱，所以我们的房子墙壁薄，炕坯薄，烟筒低于房子的高度，烧炕的热量被凛冽的北风一吹全抽走了，任你玩命烧，炕也不热。炕不热房子就冷，加上因为是新房没干透我们就住进来了。一般新房第一年都冷。“一年冷，二年温，三年才能暖和身”。所以每天早上醒来四周墙壁挂满了白霜，大家开玩笑：福气好大，住进了水晶宫。我们睡觉都得带着狗皮帽子，害怕把脑袋冻成大冰块，还有人带着口罩睡，第二天醒来哈气把口罩冻成薄铁皮，把被子头冻成厚铁皮，所有人都变成白眉毛的“圣诞女”。脸盆里的水成了冰坨子；那时没有圆珠笔，墨水瓶冻了；钢笔囊里的墨水冻了；吃着半截的苞米碴子也冻成冰碴子；外屋水缸居然冻炸了。

我们宿舍门前有个小冰坡，冰坡的四周已经形成小冰场，那是我们犯懒就近泼脏水建筑起来的。外人一看这标志就知道是知青住的地方，路过时都格外小心，一寸一寸地挪步生怕玩儿个钻冰窝。

还有打水的井台一到冬天也冻成一个又高又陡的冰坡，冬天打水就成了最头疼最吓人的活计了。我们每次打水都得有两三个人保驾护航，一人遇险众人相救。终于有一天，我打水时滑倒在井台上，从水筲里洒出来的水马上冻成冰把我结结实实粘在冰坡上起不来了。我份量大，好几个人费了老大劲儿连拽带推的才把我拉起来。

这就是插队的第一年冬天。我们就像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极其困苦狼狈。我们经常唱的歌是《在贝加尔湖的草原》，“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在群山里埋藏着黄金，流浪汉背着粮袋慢慢走，他诅咒那命运不幸……”

冬天打水是个危险的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