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清水里泡，血水里浴，碱水里煮

1965年9月，我被分配当了教师。这年的年底文革的序幕拉开，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大幕后面的一切肮脏目的，只以为这是争夺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一场革命。因此我给自己提出的使命就是在思想中兴无灭资，在革命中把自己锤炼成为合格的接班人。

1965年7月高考完试回到家里，姐姐海燕已经走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哪天走的。她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满怀革命的浪漫主义，带着我的吉他走了。她计划在新疆体验生活，写一部长篇小说，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大团结。但是她万没想到的是残酷的现实让她受尽苦难，身心俱残。她的故事以后再讲。这幅画是多年前为纪念她去世十周年时所画，虽然十分幼稚和浅白，但直接表达了她的离去让我心疼的一切——白衣是她的纯洁，吉他是她的浪漫，悬崖是她面临的险境，沟壑是她艰辛的历程，夕阳是她面对的未来，罂粟是美丽外衣下的邪恶（兵团种植罂粟）……这幅画叫“夕出阳关”。

她的遭遇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而那时我们都向往新疆兵团。

没考上大学的同学陆续收到分配通知，有去内蒙插队的，有去东北兵团的，有在北京街道工厂工作的，还有自己跑去新疆的。九月中旬我收到了教育局的分配通知——当老师。

老师，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生命中第一个遇到的社会权力的代表，他按照社会的意志来规范塑造打磨孩子，挫掉他们的棱角，压制他们的个性，把他们变成同一型号的社会产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想挣脱这种力量，所以没有一两个老师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当老师！我跑到海淀区教育局把通知书撕成碎片，和那个管分配的女人吵翻了。

我心里唯一的选择是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海燕在一起。我逼迫妈妈帮我走了某大领导的后门（当初海燕就是通过这个后门去的）。去农垦部领安家费的那天，妈妈向单位请假，被她的领导严厉批评，说她支持女儿不服从党的分配，还走后门。必须立即停止。妈妈告我去不成了，我听了大怒，和妈妈闹翻了。

我自己到海淀区人民委员会登记了名字，等待新疆的名额。9月23日被分配当教师的毕业生在海淀区报到和开会，参加还是不参加呢？我在教育局和区人委之间走了好几个来回，最后决定去会场看看，如果我的名字没有因为我大闹教育局而被取消，就……。

在会场外教师分配名单上寻找我的名字，我的心咚咚地跳。终于找到了“刘海鸥”几个字，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才明确，我内心里并不想去新疆。

正要进入会场，工作人员把我拦住了，必须先签到。刚刚签上名，手里就收到一个信封，半个月的薪水，十五块五毛钱。钱都拿了人家的，当老师是铁板钉钉了。

有二百多个毕业生参加开会，多数分到小学。只有五十个人分配到中学，而我也在其中，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最好结果。教育局的领导说，我们这些当中学老师的都是由学校推荐的学习优秀的学生，高考成绩都超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但是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上大学，所以被教育局收编。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操行不好吗，那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我想不出来。

我们参加了五天的学习。小组讨论时几乎每个人发言都说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合格老师。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家庭原因被甩出来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爸妈都在三十年代入共产党，是抗日的先锋分子，爸爸领导了大学的“一二九”运动，妈妈作为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以教官身份宣传抗日。如今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好吧，退一万步说，这么重视家庭出身的年代怎么就放心让一帮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混入教育战线，去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妈妈对我分配的工作非常满意，为此带我们去了一趟开放不久的十三陵，而且是非常奢侈地坐出租车去的。那时候街上找不到招手停车的出租车，要到王府大街出租车公司去预订。从家到十三陵花了38元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我们的野餐也十分先进，是刚刚上市尚未推广开来的方便面，我觉得天下的美味也就如此了。

我和其他几个毕业生分到北京师院附中作为代培生。

我虽然不喜欢当老师，但是既然入了这一行，我就要当一个好老师。我非常努力地备课，第一堂课讲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仅仅一课的教案我就写了整整一个练习本，够讲十节课，这就是老教师告诫我们的“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的知识，自己要具备相应的一桶水的知识）。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对待任何事。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WG的序幕。此后《解放军报》连续登载了六篇社论，“论突出政治”，《人民日报》转载。钻研业务已经不被看好。我认真地学习报纸，并认为对于我来说，突出政治就是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断绝联系，首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然后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从此我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思想闪念要问一下是否突出了政治。如果没有，就在头脑中展开猛烈的批判。

一天下午，老师们正在开会，突然间从琴房传来小步舞曲的钢琴声，埋在我心底的旋律，又被激活起来，我的都心都醉了。随后心里又深深地自责，我什么时候才能爬出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只要外界稍稍有一点诱发力，比如今天的小步舞曲，它就跳出来。我必须毫不留情地快枪击毙它。

一个学生生病了，很消沉，我去看他，告诉他：“出去走走，春天来了，桃花开了，你的心情也会变好。” 第二天我再去看他，只见他手捧一瓶桃花，走进病室，他说：“我要把春天带进病房。”我立即自责我说错话了，我给他灌输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我决定今后宁可跟学生们谈严肃的思想，谈教条的理论，让他们感到生硬，感到暂时的失望，也要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给他们。

我也要不断给自己灌输新思想，解放军是我的楷模。学校旁边解放军正在挖掘京密引水渠，我利用周末时间自愿参加他们的劳动，努力学习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沿着铁道线走一段路。一天在在铁道边行走，一辆火车过来了，我想体会一下英雄战士欧阳海抢救列车时的心理活动，就站在离铁轨一米远的地方等着。当火车呼啸着以雷霆万里之势扑过来，离我只差一两米远的时侯，我吓得夺命而逃，之后我责怪自己和英雄相比差得太远。 

我们代培老师小组在全校大会上表演了一个自编舞蹈《女民兵》，用的是为毛主席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谱的曲子。我是生平第一次跳舞，虽然又胖又笨，观众中传来笑声，但是我怀着虔诚的心理，跳得特别认真。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加入共青团。一次我作为副班主任参加学生的发展团员会，会场上就是我一个“白丁”，我觉得脸上很挂不住，心中暗想我必须入团，这样才有资格教育学生。虽然说我的入团愿望有点实用主义，但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是我实实在在的愿望和修为，这和争取入团目标是一致的。

团组织终于决定发展我入团，在入团申请书上出身一栏中我填写的是“革命干部”，团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你不能算革命干部出身，因为你爷爷在台湾，此事你不应该向组织隐瞒。”我这才知道我有一个在台湾的爷爷，我明白了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有了他，爸爸妈妈的革命历史都不算数。我也将一辈子背负他的“恶名”。

我明白了我是有“原罪”的人，而“隐瞒出身”的指责更像一个阴魂附体，它们日后给我带来无尽的苦难。

据说知识分子改造的历程要经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痛苦，才能变得纯净起来。这让我联想到洗猪大肠，知道怎么洗么？就是在盐水里搓，碱水里煮，清水里泡，最终得到无臭无味白白净净的肥肠。如今我的脑子必须要经过洗猪大肠一样的泡、浴、煮。不要再说我被谁谁洗了脑，我开始了自觉地彻底地自己给自己洗脑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