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再见了，自由不羁的元素（1959-1962）

有一天我读到了普希金的《致大海》，立刻把它抄在我心爱的小本上，那时已经是初三了。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思想，我不关心，就是喜欢第一句“再见了，自由不羁的元素”。为什么喜欢，我说不出来，就是喜欢。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我的感觉没有错，初中是我最后放飞个性的时期了，之后，我性格中的自由元素与我渐行渐远。我将像一块橡皮泥，被放进模子，渐渐塞满模子的角角落落。

1959年我考上了北京女子十二中（原贝满中学），初中部的校门外是一个教堂。（照片来自网络）

一个星期天我到学校玩，见教徒们在教堂里做礼拜，我很好奇，想进去看一看，在门口被一个穿白色长袍的男孩子拦住，他说：“你不能进去，这里是圣地。”我很惊奇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们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少年儿童受的都是党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思想或力量能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并存呢？

平日教堂的门总是敞开的，我喜欢溜进去感受一下其中肃穆静谧的气氛，尤其喜欢爬上教堂的尖顶。窄窄的木阶梯，一圈圈螺旋向上攀去。安静极了，只听见脚步声“噔、噔、噔”。脑子里充满了中国反特电影和外国十八九世纪的影片镜头，心中忐忑着，不知在头顶上会突然出现什么。在顶层，透过小窗户向外看，天高地小，我的思绪飘得很远。

我对中学是有些恐惧的，因为爬绳。中学那时的体育课照搬苏联的“劳卫制”，其中有一项是爬绳。姐姐海燕也在这个学校，比我高一级，爬不上去，晚上吃了饭就让我陪着到学校练习，我确信我更没有能力爬上去。一天晚上一个练爬绳的同学从绳子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此后学校取消了这项考核。这才打消了我对中学的忧虑。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节我们的任务是白天参加游行，夜晚“狂欢”。整个九月份我们的体育课和放学后都是练习游行队伍，学跳集体舞。国庆节天安门的“狂欢跳舞”连续三个夜晚。我们和男校二十五中的学生一个圈，男孩和女孩勉强拉着手，别别扭扭送走一个迎来一个（集体舞中男女生不断换舞伴），直到深夜。狂欢之后，有很多女生收到了男生的信。连我们初一的小女孩都有男生追求。

我们的班主任是刚刚复员的军人，共产党员，让我肃然起敬，但不久我就对这个班主任失望了，她是教政治课的，讲社会发展简史，说不清道不白（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事）。上政治课简直是一种惩罚。同学们各行其事。有人上课看《简·爱》，这本书在学校非常抢手，每人只有一两的阅读时间。一天校长在晨检时间做广播报告：“现在现在流行看《简·爱》，《简·爱》是什么，不就是简简单单的爱吗？中学生现在谈什么简单的爱？……”学生们笑不可遏。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英语老师和语文老师。

英语老师烫发，大眼睛，圆脸，高个，长腿，她常穿素色丝绸衬衫，下摆塞在西裤里，衬出挺拔的胸部和丰满的臀部曲线。非常洋气，但是她平易可亲，对每个学生，不论学习高低，“品行”好坏皆一视同仁。有一个星期日一个同学在中山公园碰到她，穿一件白底大红花连衣长裙与丈夫逛公园。第二天消息传遍全班。原来老师也是爱美的普通人！

语文老师个矮精瘦，但是她讲课中气十足，板书大而方正，是外方内圆的赵孟頫体，和她本人形象截然不同。第一堂课讲的是农民诗，周老师满怀激情高声朗诵：“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同学们下面偷偷地捂嘴笑，但不久就被她讲课的生动所吸引。她说大跃进中她参加了十三陵的建设，她中暑了，坐在唯一的荫凉地电线杆的阴影下休息。她非常喜欢我的作文，第一节作文讲评课上来二话不说，就念我的作文。她永远给我作文5分甚至5分加。

数学老师是个身体宽大的高个。他很“勒特”，宽大的蓝制服上总是有油迹。裤腰上总是掉下一节白绳子，女生们不好意思地笑，私下议论：“他媳妇怎么也不给他拾掇拾掇。”可是他讲课逻辑清晰，让我对解数学题兴趣十足。

我在学习上还是吊儿郎当。北京三天两头就停电，我每天放学总是要玩个痛快，晚上才做作业。碰上停电，索性不做作业了，反正有理由——停电了。

我马虎得连考试都错过了。初一期末考试上午考两门课，我不知道，考完一门就颠颠儿地回家了。中午放学一大群同学来家问我为什么没参加考试。我吓坏了，妈妈肯定饶不了我。更让我沮丧的是，我得和那些考试不及格的笨学生一起参加补考，真丢人!

1960年的春天。三八节前工青妇委托学校选一批女孩子到人大会堂给三八红旗手献花，我们班长得匀溜个儿的女孩子都选上了。我们去人大会堂排练过一次，午休时一人发一个大面包、一段肉肠。大饥饿时期已经开始，这份吃的相当奢华。同学们欢天喜地，有的同学舍不得吃，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这顿面包香肠让我交了一位好朋友小溪，就是因为看到平时孤傲的她喜滋滋地吃面包，那么接地气儿，我就喜欢上她了。

课间十分钟我们最爱玩“拉大炮” 的游戏——一个人当大马背人，被背的是大炮，把对方的大炮拉下来。我长得粗壮，背着小溪楼上楼下地跑。我怀疑我的个子不高就是那时压的，姐姐妹妹个子都比我高。

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报告打死苍蝇的数量。我和小溪一人拿着三个苍蝇拍，走路到农展馆马房打苍蝇，哪里苍蝇成千上万，一会儿每人就打了一千多。其实打多少苍蝇并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郊游。

午休时如果不回家吃饭，我和小溪到教堂后面的小花园里。我坐在石凳上，她躺在我的腿上听我念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或听她轻声地唱歌。她最爱唱印度电影《两亩地》里的摇篮曲：“睡吧睡吧，睡神来临吧，甜蜜的美梦，它从那亮晶晶的小星星那里，轻轻跳进你的眼睛……”

那阵妈妈下放农村，没人管我，我几乎天天都去小溪家。她家虽小，但是好客，总是吸引了一堆青少年。和他们在一起真实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自由状态。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惜旷课（因为大饥荒，学校考勤很松）一起到颐和园，从南边的豁口钻进园里，在湖边捡一条小船，一玩就是一天。我们都喜爱李清照的《清平乐》，“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和他们在一起就像生活在这首词的画面里。

小溪的爸爸是画家，他早就辞职在家做自由职业者，在当时属于异类。他要小溪练习画画，我也得到机会陪练。有一次他搞来一把黄花插在花瓶里，让我们画油画。我不知道怎么画，他说不要拘束，就把油色“拽”到画板上，想怎么拽就怎么拽，于是我拽成了我的第一幅油画。

美院附中三四月份招生，小溪毫无疑问是要考美院附中的。她爸爸鼓励我也去投考，我并没有下过决心一辈子搞美术，但是在他们的撺掇下我也报了名。那年全国共有六百多名学生报考。共有三百多人取得了参加初试的资格，我和小溪都在内。初试是画一个石膏像素描，一幅创作画“夏天”。大多数人都画的是游泳。

初试放榜的那天，美院附中门口人头济济密不透风。我挤进人群，扫了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挤出欣喜的失望的焦急的人墙。而我的心高兴得要跳出来了：六十个录取者中，我榜上有名！我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了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实力，这和亲人朋友的夸赞不同，它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认可。

我接着又参加了美院附中的文化课复试和口试。当妈妈知道我有希望考上美院附中时，与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坚决不同意我学美术，因为画家是自由职业，不能算作正当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人往往自由散漫，脱离集体，脱离党的领导，很容易犯政治错误。她列举了许多成为右派的画家，说我生性就自由散漫，若当了画家更是如鱼得水，前途是很危险的。又说她下放这几年我的思想倾向变得不健康了。正在这个时候附中放榜，六十人中取三十人，我落榜了（小溪考上了）。我倒也没有太大的遗憾，本来就是考着玩的，但我不知道，如果我考取了，会和妈妈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我的功课已经荒废了许多，我必须把所有的功课捡回来。初三的学生已经放假在家复习，数学几何我几乎一题也不会做，我跑到好学生汪同学家请她给我从头讲起，才讲了一两次就悟出了门路，甚至做出了兴趣。到考试前，我的数学几何已经游刃有余。

1959 年中国遭遇了三年大饥荒，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裹腹，更不要说喂鸡了，爸爸带着我们到郊外去采集草籽当鸡粮。一块去的还有冯雪峰一家人，孩子们捋草籽，爸爸和冯雪峰坐着聊天。

可怜的鸡好像知道末日已尽，突然爆发了鸡瘟。我家的鸡一只接一只地死去，每死一只，海燕就抱着大哭。阿巧趁着一些鸡还没死，赶紧杀了做了风鸡。在食物极其乏愦的日子，这几只风鸡多少给我们补充了些营养和安慰了一下馋虫。

1959年我开始了青春发育期，身材开始丰满起来。二堂哥从老家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来北京，见到我说：“像你这么又白又胖的，要在咱们老家人们一见到就会把你杀死吃掉。”我说：“胡说八道，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还有人吃人？”他说：“骗你是王八。”

多少年后才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老家是饥荒重灾区，爸爸的堂哥堂妹表哥表妹几十个亲戚和儿时伙伴都饿死了。饿疯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只要是一个活物，他们就会杀来吃。

幸好我们是在北京，“困难”还没有大幅度影响日常生活。主食可以保持一天九两的定量，副食供应全靠配给。商店几乎空空如也。最初只有“伊拉克蜜枣”是唯一不要票本的零食。中国支持伊拉克和美国打仗，卖给他们武器，人家没钱还，只能拿一些枣子顶债。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卖一种（唯一的一种）叫做伊拉克枣的冰棍，尽管是严冬，人们马上就争相购买，一人买十几、几十根，甚至整盒整盒地抢，聊以解饿。不久又传说伊拉克枣带有肝炎病毒，很多人吃了得了肝炎，于是伊拉克枣也突然不见了。

一次在王府井，见一个食品门市部窗口挤满了人，每人手里攥一把钱疯狂地抢购汽水。售货员站得高高的，开瓶盖时有意地倾斜和晃动着汽水，泡沫冲出瓶子，汽水交到买者手里时，只剩下半瓶了，如果有人抱怨，售货员就说，：“你要不要，你不要有人要。”马上就有无数手伸过去，抢那小半瓶汽水。喝到汽水的人们脸皱成一团，什么东西呀，跟药水似的。那汽水叫“沙士”汽水，过去国人喝不惯，压了库房，现在谁还顾好喝不好喝。能进口的就抢。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大家抢汽水时的疯狂，而是售货员的作为，他们像耍猴一样，玩弄着人们饥饿的欲望，得意地笑着。我觉得人心真是很险恶，连这样一点点权利都要充分地利用来压人一头，如此人们之间生长的只有恨。

大跃进之后，妈妈因为雇佣保姆受到了剥削工人的批判，阿巧只好离开我们家另找工作，但是她还住在我们家，每到休息日一定帮我们买菜做饭。平时我们就在妈妈的机关食堂吃饭。

我正在长身体，肚子里没油没盐，整天想的就是吃。上课无心听讲，熬到中午第四节下课铃响，立即冲出学校到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做得不够分量，大师傅们却一个个肥得挪不动窝。我经常买白菜烫饭，一两一碗，用大白菜帮子和剩饭煮成。一顿饭要吃四碗，肚子撑得鼓鼓的，可盯不住时候，一会儿就饿了。

在食堂经常吃超当天的定量，到了下半月眼看粮食吃不到月底，只好回家自己做饭。我发明了一种吃法，叫“煮渔网”，烧上一大锅水，把茄子黄瓜西红柿（幸亏还有些蔬菜）等切块儿放进锅里煮开。合上一小团面，也就二两，擀成薄薄一大片，下锅时又拉又扯，扯出一个个窟窿象个破渔网。这样煮出来的面显得挺多，再放些酱油和辣椒面，吃得满头大汗，撑得饱饱的。因为辣和撑，克阳就是那时候落下了胃病，后来发展成胃溃疡。而我因为胡吃海塞，竟长成了一个胖子。

大饥荒时期，妈妈下放劳动。下放者都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人。妈妈因为如实汇报出差见闻，弄了个“右倾”标签。一天妈妈突然从农村回来，因为营养不良“浮肿”已经很严重了。腿上脸上一按一个大坑。那阵浮肿病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病症。妈妈休息了几天，浮肿未消又回到农村。右上角的黑白画是1961年我画的妈妈和老乡。

其实北京人得天独厚，有钱还可以买高价点心高价糖。妈妈属于那种居安思危，居危思更危的人，买了一斤高级糖不让我们吃，锁在保险箱里，等更坏的年景再吃。一搁就是一年半载。到“大饥荒”情况稍有好转，妈妈打开保险箱把糖分给我们.剥开糖纸，里面一条条白色的肉虫子把糖都快蛀空了。我们还是把虫子及虫屎捡干净吃掉了。

再没得吃，也不能没有精神食粮。看书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国和苏联的长篇小说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渴求，我开始阅读并深深地爱上了西方古典文学。初中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小说。

1962年文化界开始复苏，被毛主席后来批判为 “封资修大洋古”的文学艺术音乐纷纷回来。我迷上了西方音乐和歌曲，它们和我当时所看的书，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我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吉他，妈妈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但她还是花了69元给我买了一个吉他做生日礼物。

当思绪不再被吃饭占领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了。我上学的路上经常碰到一个男孩子，一见到就心跳不止。我很想把我的感觉写在日记本上，又怕别人看见。于是我想出了用密电码写的办法。我自己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密码，变成电报符号，把青春的萌动写在纸上，再把纸封存起来。

我看了一本《希腊神话故事》，里面《丽达和天鹅》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冲击，它以优美的语言描述的爱情故事让我对性爱产生了朦胧的意识。

经历了青春期的发育，十五岁时我的体重超过了一般女孩子（一百二十多斤，那时十几岁的女孩体重一般八十多斤最多九十斤）。“胖子”在当时的中国是最不被人们认可的一类人，人们认为只有地主资本家才是胖子。从小到大我受到了无数的鄙视唾骂和嘲笑，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以至性格也发生改变。一次在商场看到一面哈哈镜，镜子里的影像把人变瘦，而我的身影在镜子里和正常女孩一般，我站在镜子前久久不愿离去，心想我若是镜子里的样子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