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女阿巧

刘海鸥



阿巧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照片。

六十多年前她来到我家，曾有二十多年，她出出进进于我们的家庭，另外的四十多年她穿梭往返于我们家人的记忆和梦境中。她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她的影子总是伴随着一家人对往昔的回忆。

她叫何宝珠，我们家的保姆，大家叫她阿巧。

她是南方人，不同于胡同里多见的脸宽眼细头发披散体态肥硕的北方妇人，她的头发油黑发亮，在脑后挽起一个发髻。眼睛不小，只是缺少灵气。人中挺长，包着微微突出的上牙，总像在抿着嘴笑。她身材瘦小，上穿一件月白色大襟褂，平平板板贴着身子，从腰际开始下摆逐渐增大，长过臀部。下穿一条黑色绸裤，裤腿肥大，在脚踝以上。脚登一双踩歪了鞋跟的五眼黑皮鞋。

这是见第一面阿巧给我留下的印象，那是1955年，我放学回家，她正在拖地。妈妈说：“这是新来的保姆阿巧，你们叫她阿姨。”我招呼了一声，想起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老妈子，也是这身打扮，也叫阿巧。

　　“古猫灵，打铃，读须冇（读书了没有)？”她对我露出讨好的笑容，甜甜地冒出一串怪里怪气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很长时间，除了和她来自一个省份的妈妈能和她交流，没人知道她在讲些什么，后来习惯了，知道她讲的是以广东顺德话为本体，混杂着福建、上海、天津、北京话，还加上时不时蹦出来的洋泾浜英语，不过那英语在我们家很快就被禁止使用了，妈妈认为从阿巧嘴里讲出来的“古猫灵”之类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

阿巧一来我家先发声明：“我喺‘梳起’，十二岁就梳起咗。”

“梳起”似乎和梳头有关，阿巧的头发永远是一丝不苟，一天要梳几次。先用油和水轻轻地拍过，再用篦子细细地拢几趟，双手背过去绕几绕挽上一个发髻，再从嘴里扯出发卡小心地一根一根别上。每次梳头都像在进行什么庄严的仪式，伏贴的头发像缎子一样闪闪发光。

妈妈说在广东有一群女人叫“自梳女”。她们称自己为“梳起”，别人叫她们“妈姐”。自梳女的历史有百年多了，一些村姑决意终身不嫁，年纪轻轻的就举行了梳头仪式，自行将长辫梳成发髻。女子自梳后不能再住娘家，于是她们就三五一伙，结拜金兰，离开家乡找活路，上到广州，下到香港，或者更远更远。

自梳女们生活的全部希望和目的就是赚足够的钱，几个姐妹共同买一座房子租出去，等到年老体弱干不动时，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靠以前收来的租金互相扶持，养老待终。

她们是最早的中国农村妇女独立自主的楷模。

和现在的北京保姆有安徽帮、江苏帮一样，那时占据北京的保姆团体是广东帮，其中绝大多数是从顺德出来的。这批顺德女均为自梳女，阿巧就是她们中的一员。保姆们假期常常在八姑家聚会。八姑是北京顺德自梳女的“大姐大”，保姆们的头目。她给她们介绍东家，替她们排解纠纷，并及时为她们指明前进方向。

八姑过五十大寿，阿巧给我梳洗打扮一番，她自己也抹得油头粉面，带上我去给八姑祝寿。

八姑已经购置了自己的房地，一座大宅院旁边的一个独立小院。通往大院的月亮门已经用砖堵死，另外朝街开了一个小门。两间灰砖瓦房坐北朝南，一明一暗，原先是那个大宅院正北房东边的耳房，虽然没有正房那么高大，但小巧玲珑。正是晚春，院墙一角一棵大槐树的树荫撒满了小院，墙根一溜茉莉、绣球、指甲草、美人蕉把院子点缀得热热闹闹。

　　保姆们手提点心盒子，怀揣红包，从四面八方赶来，个个打扮得平头正脸，油光水滑。月白的竹青的丝绸大襟褂、宝蓝的藏青的缎面宽腿裤熨得平平整整，穿得贴贴实实。

　　正厅里靠北墙的红条长几上摆满了各色糕点，两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上已经摆满了十几样菜，几个保姆还在里里外外地忙着上菜。

八姑坐在正席上，穿着雪白的丝绸褂，高高的额头闪着光亮，梳着发髻的头上没有一丝头发游离在外。她是一个中央部长级干部家里的保姆，也染上了一种高贵威严的气质：神情沉着、举止稳重，似乎她自己就是东家，令人敬畏。

八姑是保姆的楷模，八姑的道路是每个保姆的必由之路。

阿巧把我带到八姑跟前介绍道：“这是我们事头（东家）的千金。”她推推我让我说她预先教好的话“祝八姑长命百岁”。我扭捏起来，无论如何都不开口，阿巧又尴尬又着急。

八姑自己下台阶，把我拉过去，端详道：“哏靓个女！”  阿巧高兴起来，赶紧接道：“是呀，我最中意她了，蛾眉凤眼，鸭蛋脸，将来哽喺（一定）嫁个有钱女婿，一辈子荣华富贵。”我知道阿巧最喜欢我。

八姑道：“她将来出嫁，你跟着过去，也享享清福。”

    八姑的话是金玉良言，阿巧看到了未来，笑得合不拢嘴，顺势亲了我一口，吐沫沾在脸上，我用手背擦了擦脸。

阿巧自有她高兴的理由，她不用再愁那间养老的房子。阿巧走了一个捷径，到我们家干活的首要条件，就是包管她的“生老病葬”。

我家有自己的房子，爸爸用辛劳几年的稿费刚刚置办了一个漂亮的四合院。四面房屋一水青砖大瓦，鸟兽飞檐。高台阶抬起一溜北房，为客厅、饭厅和孩子们的卧室；月亮门通往西跨院的耳房，为妈妈的起居室；西厢房三间，是爸爸的书房和卧室；东厢房便给了阿巧。

东房挨着大门，门洞占去了一间屋的面积，只有两间屋，给阿巧住。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阿巧没有钱，一个人住东房两间已经很不错了，简直比八姑还要幸运。阿巧非常满意。屋子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构成了阿巧的天地。她不必忧虑她的后半生，她的后半生与刘家休戚相联。

阿巧确实是没有钱的，小时候父母早逝，跟哥嫂住，家里穷，七岁就被送到作坊里缫丝。十二岁上，在香港当佣人的乡里回家探亲，把她带进了观音庙。阿巧在菩萨面前拆开长辫，盘起发髻，穿上白衣黑裤——自梳女的装束，向菩萨叩拜起誓，完成了自梳的庄严仪式。然后自梳姐妹把她带进了城市，给大户人家当“住年妹”（十二岁以下只吃东家的饭，不拿钱，一年期满，再做良图），从此开始了佣人的生涯。

至于后来漫长的时日，阿巧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是怎麽样从香港到福建，又上海、天津，最后来到北京的。她只知道，曾经攒下过几个钱，放在银行里，在几百圆一粒大米的通货膨胀时期，她所有的血汗钱变成了大便纸。

来我家之前，阿巧在一个黄姓大官员家当老妈子，和这家人一起经历了他们的荣辱兴衰。后来这个大家子“主事的”有的去台湾了，有的被镇压了，只留下几个孤儿寡母。被没收后剩下的一点点财产很快坐吃山空。没有收入，女主人还摆着大奶奶的款，起居饮食还要老妈子伺候着。

从家道败落起，黄家再也没付过阿巧一分钱。阿巧是天生造就的仆人，具有中国传统故事中那些老家仆的最本质特征，在她脑子里只有一个牢固意识——忠于主人。不论哪一任主人，不论他是飞黄腾达还是穷愁潦倒，只要是主人，她必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有难同当。主人有难，阿巧倒贴，她心甘情愿地拿出了历届东家赏赐的金银首饰。黄家女人只说先欠着，将来一定给补上，也许她们坚信总有一天还会翻身做主人的。

在黄家干了十几年，直到大家用尽了最后一分钱，再也没能力多摆一副碗筷时，阿巧才被打发走。临走时黄家女人给她写了一张债契，说欠何宝珠饷金两千万元（旧人民币，合现人民币两千元），却没说什么时候还。来我家时，阿巧的全部财产便是那一纸空文和几件随身的衣服。

　　“竹篮打水一场空。”阿巧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奋斗史，这是阿巧的口头禅，阿巧说不出太完整的句子，只有这句话说得比较完整，使用得比较正确，发音比较接近普通话。

在我家干了几年，她还是没有攒下钱，钱都寄回家了。老家有一个侄子，是她唯一的亲人。那家伙不来信则已，一来信准是要钱。

阿巧不识字，来信是我代读，回信是我代写。那侄子在由乡下代写书信的老先生半文不白的信中，从打架坐班房、出狱盖房子、娶老婆生小孩，再到孩子上学、娶儿媳妇……诉苦诉了二十多年，要钱要了二十多年，于是阿巧寄钱寄了二十多年。

妈妈试图劝阻她，说你的侄子不劳而获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阿巧只是嘿嘿笑着，并不争辩，最多说一句“老家苦哇”。依旧是有信必回，每次回信只有那几句话：“添衣加饭，出门戴帽。”同时寄出了她所有的血汗钱。阿巧心里很踏实，她有房子住，还有两千万元的债款做后盾。　　

妈妈替阿巧打抱不平，她拿着黄家那张债契翻来复去地看，似乎要从字里行间找出那笔钱：“阿巧哇，你多年的劳动就赚来这一张纸？”

阿巧还替人家说话：“他们现在没钱哪，冤公啊（可怜啊）。”

妈妈说：“常去催催，不催钱是回不来的。”

向主人逼债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又放不下那两千万元的心思，到底她还是犹犹豫豫去了一趟旧主人家。

那天成了阿巧值得骄傲的日子，从黄家回来，老远就听见胡同里阿巧指挥千军般地吆喝：“呢嘟（这里），呢嘟！慢哋（慢点），慢哋！”

旋即，阿巧开道，几个人尾随，吭哧吭哧抬着一口大缸挤进大门。不由分说，大缸便稳稳当当座落在四合院中央的葡萄架下。大缸茶叶沫釉，暗草绿色，四尺见方，还配有三块大基石，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宫廷珍宝。看那气势，就知道其主人家当年钟鸣鼎食之排场。黄家说就算是抵偿这些年的工钱。

爸爸赞叹：“好东西呀，好东西！”阿巧神采飞扬，笑容满面。她几十年的劳动结晶排排场场，显显赫赫地加入了主人的物业，为主人的四合院增光添色。

大缸里放进十几尾金鱼，几丛郊外小河里捞的新鲜水草。于是登把椅子，趴在缸沿看鱼儿在水草中嘻戏，成了我们儿时的一大乐趣。

　　

一辈子当保姆的阿巧，也许命运本来不该如此。人生多变，不知在哪个坎节上就会出现转机，关键是有否眼光，能否抓住，一个失误，便是终生遗憾。阿巧心中确实有某些遗憾，在她的模糊记忆中，似乎放过了那么一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突然想起来时，总是有一点不甘心。

　　“呷邦啦（吃饭啦）！”阿巧嘴里总是蹦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非广东话喊大家开饭，她把菜从与饭厅和厨房相通的小窗口传进来，望着满桌亲手所做，又非自己享用的煎鱼烧肉（必须声明，父母给了她充分的权利和我们同桌吃饭，但是她绝不肯打破几十年保姆的规矩，不仅不和我们一起吃饭，而且把夹给她的菜留给我们，自己只吃剩菜，或把做菜时切下来的鸡头鱼尾菜帮子煮煮来吃，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下人的位置），不知道脑子里哪一根弦又搭上了：“佬上、汪上啊（刘先生，汪先生，阿巧对父母的称呼），那时我要是革了命，现在也像你一样是大嘎母了。”阿巧总是喜欢在吃饭的这个当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和父母聊一些国家或人生的大事。她说的“嘎母”是“干部”的滑稽发音。

　　严格地说，父母不算“干部”。“干部”是一顶桂冠，只有那些流血流汗革了命，然后又排上一定级别的人才有资格佩戴。父母不过是“吃官饷”（阿巧语）的国家干部而已。妈妈望着她，想听听这个永远闹不清今昔是何年的阿巧怎么在想像中与主人在身分上平起平坐。

“我细路仔时，当兵的到我们村来，让革命，谁要革，给两块大洋。”

给钱！电影上讲的都是穷苦人杀了地主老财，千辛万苦主动投奔革命队伍。我感兴趣了：“那你为什么不参加革命？”

“佢哋（他们）杀人放火，吓得我蹦蹦跳，嚸（怎么）敢！”她说心跳时总是省略掉“心”字。

妈妈脸上现出谈虎色变的紧张神态，冲着小窗口压低嗓门：“胡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革命？鬼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军队。”

我算了算，那时广东的军队不是国民革命军就是陈炯明的粤军。

阿巧满脸认真：“我冇广大话（没有说谎），我们村的阿火革了命，依嘎喺大嘎母（现在是大干部）。”

　　妈妈大怒：“按你这么说革命干部都是杀人放火起家的了！？”

阿巧忙陪笑：“不喺哽广（不是这么说），你们都是好人哪。”

阿巧不能谈政治，她一脑袋糊涂浆子，一谈政治就走板。妈妈干脆不费这些唇舌了，只是低声警告：“你这些鬼话千万不能在外面说，说出去死有余辜。”

带着没有参加革命的遗憾，阿巧嘿嘿笑着，关上窗户。对于任何呵斥和责备，阿巧永远是嘿嘿笑着，从不委屈，从不生气，从不分辨。有压迫就有反抗，就有革命，就有了革命干部。阿巧从不反抗，所以她与“大嘎母”根本无缘。

也许阿巧还有过其它的一些机会，她有一个珍藏的小包，打开包袱皮，里面有一本五十年代初期印刷的工农识字课本、几张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一个小铅笔头、还有一本佛经。阿巧只会念识字课本的头两页“人手足，尺刀口”。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何宝珠”，三个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方方正正，很稚拙的样子。解放初期她上了几天识字班，后来文化水平就没有再从“人手足”往前发展了。

晚上一切收拾停当，闲坐无事，那遗憾时不时冒上心头，她就叫我过去教她认字。她总是感叹：“我那时要是认完了字，现在就是大嘎母了。”我想想有可能，阿巧出身赤贫，本身又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那时城市里很需要这样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怪阿巧自己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守着破落的黄家，再一次失掉攀上另一个阶层的机会。我教她认的字，第二天就忘了。每天包袱皮打开又包上，刚刚认识的那几个字又放回了小包，当干部的机会就永远地留在那珍藏的包袱里了。

唯一能填补遗憾的就是那本图文并茂的佛经。那本已经被摩挲过成千上万次，毛了边卷了角的书，不识字的阿巧可以从头背到尾，可以从任何一页的任何地方往下背去。晚上阿巧的屋子里传出一阵阵诵经声，那调子没有起伏，间隔均匀，苍凉孤独。阿巧不拜佛，不吃素，杀生，但会通篇背诵佛经。

　　其实阿巧是见过大世面的，她这一辈子伺候的人多了，某香港大亨、某上海金融家、某天津大买办、某前清格格、某前国民党将领、某共产党部长、还有某大导演。按说整日受官场的、商界的、文化的、艺术的熏染，至少应该有一些大户人家女仆人的沉稳、精明、懂道理、识大体的风度，可是她丝毫没有，她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世道越是多变，她的脑子越是混乱，所以只能当保姆。

　　作为保姆，阿巧的日子倒是过得挺充实。每天早上五点，阿巧行走如风，准时奔赴东单朝阳那几个大菜市场，和一群乡党挤在门口。那时便有指挥若定的保姆头分派了任务，你买鸡，你买鸭，你买鱼，你买肉，……，回头门口见！门一开保姆们蜂拥而入，像冲锋陷阵的勇士，急步奔向目的地，各自加入一个长长的队伍。然后拎着鸡鸭提着鱼肉又聚在门口，分钱分物，大声用家乡话聒噪一阵，便筐满篮满地各自回朝。

做饭烧菜，阿巧是一绝，十二岁出来时，她给人家当厨房的粗使丫头，慢慢学会了灶头的十八般武艺，烧得一手美味佳肴。民以食为天，为此阿巧敢于开口要当时保姆中最高一级的工资－－月薪四十元人民币。阿巧给大户人家干惯了，买菜大手大脚，自作主张。父母一再强调我们是小康人家，工资要养活四个孩子，不可食必鸡鸭鱼肉。阿巧诺诺应承，但只要见菜市上有罕见的山珍海味，便又熬不住心急手痒，于是清蒸鲥鱼八宝鸭红焖对虾蒸螃蟹照样顿顿出现在餐桌上。

父母也爱吃，既然多说无用，也就尽管享受了。因为有了阿巧，父母喜欢在周末请一帮同事朋友来吃饭，阿巧一个人有条不紊地对付十几个人，炸面包虾仁、煎蝴蝶鱼、海鲜冬瓜盅、八宝鸭、螃蟹羹、八宝饭。中西菜式变戏法般一碟碟端上来，客人们啧口称赞，阿巧乐得合不上嘴。

　　闲来无事，还是捣鼓吃。阿巧不知从哪背回一扇小石磨，吃的更是花样翻新。把核桃仁泡水，用针剥去外皮（这是我的活儿），和糯米一起细细地磨几过，煮红枣去皮剔核碾碎，熬一锅浓稠溢香的红枣核桃酪。用精粉大油和面，一遍一遍擀匀，把咖哩粉洋葱丁将牛肉末细细炒过做馅，烤一炉千层酥皮的咖哩饺。更不要说年节的花生芝麻白糖做的油饺、五仁煎堆、细沙汤圆、五角肉粽了。

家里的钱多用来吃，我们四个孩子穿得很旧，衣服层层补丁。但是我们吃得白白胖胖，体格健壮，对于父母来说，这就足够了。阿巧用吃征服了“大嘎母”，对于她来说，这也足够了。

如果岁月就这样平缓地流淌，阿巧或许会在她的东厢房养老终生。然而世事变化莫测，难以预料。

“佬上，汪上，外面发‘大热症’了。”阿巧慌慌张张地闯进门，头上冒着热气，衣裳的前襟后背湿透了汗水。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全国闹起了大跃进。阿巧刚刚从一同买菜的保姆那里捕捉到这个新名词，带着惶惑和恐惧赶回来向主人报信。这种奇异病症也许和那年炎热的天气有某种联系？也许和菜市场骤减的食品有关？也许又要闹什么天灾人祸了？

“大热症”和“大跃进”的粤语发音相似，阿巧是当真无知还是有意歪曲，没法判断。尽管父母心中认为，而且以后的几十年一直认为阿巧无意中对这一运动做了极其天才的概括，当时还是立刻压低声音，认真严肃，吐字清晰地纠正了她的发音——“大、跃、进”。

　　大跃进的“春风”刮进了我们的院子。街道主任来访，阿巧一脸狐疑把主任引到客厅，立刻转回厨房，耳朵贴在通往客厅的小窗口上。

　　街道主任说：“整条胡同，就你们一家六口人独门独院住十几间房子。现在全国搞大跃进，我们街道也成立了人民公社。你们是国家干部，更应该拥护三面红旗，响应党的号召，腾出多余的房子为大跃进作贡献，可以开公共食堂，或者北房办托儿所。你们要从大局考虑一下。”

　　爸爸点头：“是呀，是呀，党的号召一定响应。”

　　想到这幽静的四合院不久将院门洞开，端着锅碗瓢盆的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或者一大群孩子满院子哭闹追打，妈妈的觉悟打了一点折扣，向街道提出权宜之计：“我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不能睡觉，只图白天享个清净，房子一定会腾出来，能不能让人口较少的家庭搬进来？”

　　街道主任很通融：“我们会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对国家作贡献，国家也会照顾你们的利益。”

　　几天后果真分配来一家人，住进了阿巧的东厢房。阿巧搬到了厨房，反正大家都吃食堂，厨房用不着了。厨房在北屋的东边，是一个独立的小耳房，八平米左右，砖砌的大灶、烧暖气的大锅炉和洗菜的水池占了房子的一半面积。另一半放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露着木茬的包装箱，已经转不过身来。

小屋里长年烟熏火燎，墙壁已成棕黑色，墙角上挂着蜘蛛网。油腻腻的窗棱和玻璃上粘着一层灰尘、油烟、布料纤维的混合物。阿巧拉着脸，自言自语着搬进去，没人知道她在念叨什么。

妈妈在单位受到批评：共产党员雇佣保姆，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行为。妈妈只好辞退了阿巧。

阿巧被分配到街道托儿所。没生没养过的她在托儿所呆了一天就不干了——整天抓屎抓尿，污浊邋蹋；小孩吵吵闹闹，脑袋都大了。

街道又分配她去食堂做饭，天天蒸大屉馒头，熬大锅白菜，一天到晚人流不断，吃了还吃，占便宜没够，累得她腰都直不起来，她又不干了。阿巧的等级观念很强，七十二行中老妈子的职业绝对高于厨子之类的下九流。

　　阿巧弄不明白，是谁把她的房子，她的工作，她的平静生活，她的已经安排好的未来一夜之间统统打成碎片。阿巧愤怒了，她把怒气直指东屋的新房客。那家女人曾经做过妓女，“解放后”经过改造，在一个小工厂干活。这点不光彩的历史永远像影子一样追着她，可怜这改造好的女人东躲西躲，好不容易躲到我们这个无是无非的小院，却不见容于阿巧。其实阿巧向来是宽于待人的，但老姑娘唯独不容男女之事，正常的夫妻关系尚且遭到她的抵制，更何况色相肉体的营生。最关键的是这种下贱女人竟鸠占鹊巢，断送了她的前程。从大门到厨房要经过东屋，阿巧总是高高扬着头走过去，不屑与东屋女人打招呼说话，进她的小厨房前“呸、呸”往地上吐两口吐沫，表现着她高贵的鄙视。无奈那女人谨言慎行，低眉顺眼，只当什么也看不见，阿巧这口恶气始终吐不出去。

坐在潮闷的小厨房，阿巧追本溯源，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发现让她搬出东厢房，辞退她工作的是刘家，是她忠心耿耿地伺候，却在危难时刻把她抛弃的主人。

一向逆来顺受的阿巧冲进北屋，指着妈妈的鼻子爆发了：“汪上，你好没良心啊，我对你家哏么好，你倒把我撵出来，让一个车货（妓女的鄙称）住我房，说不要我就把我一脚踢开啦！”

妈妈气恼不得，哭笑不得。阿巧是个好保姆，不是不想要，雇佣保姆和剥削阶级挂了钩，道理跟阿巧是说不清的。妈妈摆摆手：“去罢，去罢。找八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家吧，总是有人要用保姆的。”

妈妈说的没错，总有那么一些阶层不怕也不会背负什么“剥削”之名，照常使用保姆。

经八姑们的介绍，阿巧去了一个什么部长家，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四世同堂，无尽无休地做饭洗衣裳，晚上和几个小孩挤在一起睡。阿巧不能忍受，辞了工。

又去伺候一个什么大导演。导演彻夜工作，阿巧要在旁边端茶倒水，服侍宵夜直至凌晨。天不亮又要到菜市场排队买鸡，导演每天要吃炖母鸡。阿巧也不能忍受，又辞了工。

又去了一家特赦国民党战犯家，大冬天的只能用凉水洗衣服，手上皴裂了一道道口子。

阿巧不断地更换主人，不是嫌人家的活路太重，就是嫌人家的房舍狭小，再不就嫌人家脾气古怪，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栖息之地。

　　经过苦苦思考，阿巧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她不能再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刘家或某家的手上，她必须重新回到自梳女的传统道路上去——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给自己养老送终。要达此境界，关键是“房子”。

八姑告诉阿巧，买房的事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她说，你已经是五十几岁了，现在买一间房，收十年租，晚年生活才能有保障。经过和八姑一阵紧锣密鼓的接触，阿巧敲响了爸爸的房门：“佬上，你好唔好借点钱俾给我（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

“你要借多少钱？”

“三千得唔得？”

一开口就是三千，那时的三千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是我们全家存款的一半。阿巧口头允诺了一个卖身契约，一、回到我家无偿工作直到还清债务。二、那口大缸用来做抵押。爸爸是个好好先生，答应了。

阿巧无论如何也料不到，那时的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何止阿巧，连爸爸也没有这份警觉，否则他是不会把钱借给阿巧的。那些早已嗅到了气味的房产主们正急于把房子出手，正好碰上急于买房的阿巧，双方一拍即合，阿巧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还不仅是一所，是三所房屋！

房子先租出去，等老了干不动了，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给自己办理了养老保险，阿巧走路都脚下生风。

是收房租的日子。“走，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子。”阿巧欢天喜地地拉着我，钻进一个叫做“贵人关”的窄小的胡同里，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大杂院。

院子的大门已经没有，只剩下简陋的门框。里面的房子灰土土的，一间接一间挤挤挨挨。旧社会最下层的人，拉排子车的、蹬三轮的、卖艺的、缝穷的，就居住在这些小胡同的破房子里。新社会了多少年，房子也许几易其主，却依然面貌如故。

阿巧指着一间坐南朝北的房子，很自豪地：“就是这间。”这是什么样的房子！灰土墁的房顶拱出一蓬蓬蒿草；碎砖和泥土砌的墙连墙皮也没有，泥土剥落，砖缝又宽又深；门框和窗框早已看不出颜色，经年风吹雨淋，木框裂开一条条口子；房子终年背着阳光，水印子爬上半个墙。

房客是摇煤球的，屋子里很穷很脏。

“这么破呀！”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

“便宜呀！将来修修就好了。”她仍然喜气洋洋。收下钱，房租不高，才一块钱。阿巧千恩万谢，仿佛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人家还倒贴她房钱。

这是阿巧第一次收租，大概也就这麽一次。

文化大革命来了，破四旧了。雄踞四合院中心的大缸成为家里最醒目的“四旧”。担心红卫兵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爸爸对阿巧晓以大义：“大缸留在家里是四旧，大家都要倒霉，献给国家是宝贝，大家都会光荣。”阿巧闹不清四旧和国宝之间的转换机制，只是鸡啄米般点头：“好哇好哇，我唔要，俾政府啦。”

几天后，故宫派来几个精壮汉子五花大绑抬走了大缸。又过了几天，收到故宫捐字第194号凭证一帧，还附有几张参观券。阿巧多年的劳动又从大缸转化为一张油印的捐赠文物凭证和十张免费参观券。那时候故宫门票一毛一张，十张参观券价值共合一块钱。

我们和阿巧一起去参观故宫。阿巧终于有一天以劳动人民的姿态，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走在封建帝王的深宫禁地上了。

    太和大殿，多少年来帝王坐在里面挥写历史，如今只有金粉漆柱和雕龙宝座向人们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兴衰。突然阿巧双膝跪下，匍伏在地连磕几头，又向前爬了一步接着再磕。妈妈的第一个反应是迅速躲入人群，不到两秒钟又有了第二个反应：冲过去把阿巧一把拽起。全家人急急如惊弓之鸟，迅速撤离故宫。

　　回到家，门关死，窗关严，妈妈压低嗓音：“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皇帝早被打倒，还敢给他磕头，你找死呀！”

阿巧瞪大双眼，一脸无辜：“咦，毛主席不就是皇帝嘛！”

妈妈急得咬牙切齿，伸长脖子对正阿巧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你这话要是敢在外面乱说，我们全家统统死定。”

　　“我不说，我不说。”阿巧捂着嘴笑，走出门去，不知人们紧张什么。

　　阿巧还是忍不住要说，她在厨房嘿嘿笑了一阵，自言自语几句，又打开通往客厅的小窗口发表政治见解：“毛主席好聪明啊。”她把毛主席说成“毛据己”，没有别的意思，是自然的粤语口音。

　　妈妈说：“又怎么讲？”

　　阿巧宽容地笑道：“他想要的东西不用自己拿，都叫人家自己送给他，要不然就叫红卫兵替他去拿。”见到妈妈已经怒目圆睁，发根竖起，阿巧急忙关上小窗子。

　　妈妈跺脚：“这个阿巧，迟早有一天要给我们惹来杀身之祸。”

　　爸爸摇头叹气：“唉，糊涂。”

妈妈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天后下班的放学的人回到家里，家完全变了模样。正北房外一对挂在顶梁柱上的木刻楹联被卸下劈开；堂屋墙上的四幅湘绣屏条被剪成条条缕缕；书房里于右任的真迹“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中堂被扯下。

阿巧正蹲在地上，举着一把锤子，把爸爸最心爱的河南梆子和苏联歌曲唱片一张张砸成碎片。她已经把自己的发髻剪掉，头发长长短短地披散着，还有几缕贴在汗津津的脸上。阿巧神情紧张地冲着父母：“破四旧啦！唔唵（不然）叫红卫兵看见巴达了（不得了）哇！”父母目瞪口呆，心疼不已，却未置一词。不是红卫兵造反，已属万幸，阿巧要做什么就由她去了。

见主人默许，阿巧更加忙里忙外，俨然一个护主忠臣，后来竟在院子一角盘起大灶，把父母的中外名著和我们钟爱的小人书统统付之一矩。大火烧了几天，烧得居委会上门来问：“你家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要这样天天烧？”幸而父母在胡同里人缘好，免去了更大的麻烦。

妈妈最终还是忍不住责怪阿巧：“我家的书籍都是毛主席准许购买和阅读的，你怎么能乱烧？”

　　阿巧教诲：“你唔鸡啊，只要白纸黑字，就是四旧，就是鸡产该咔！”她的“资产阶级”字正腔圆地说成“鸡产该咔”。紧接着她又补充：“就是红宝书不能烧。”

阿巧不知道书上都讲些什么东西，但她知道什么该烧，什么该留。至今大家也想不明白，对文革一团浆糊的阿巧是怎么在曹公托翁的巨著和红色小册子之间划清界限的。

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私人房屋都要交公。我家把整个四合院双手奉送给国家。房子交公后我们一家人挤到北屋西边的两间小耳房里住。院子里陆续搬进来几家人。各家住上了好房子还不算，又在院子里各占地盘搭起小棚子。整天为了你过了我家界线，我挡了你家光线动菜刀、舞铁锹，个个像乌眼鸡。后来院子全被占满，只剩下几条曲里拐弯的羊肠小道，连自行车都推不进去。妈妈觉悟再高，也难免发牢骚：“等我死了，尸体要立着抬出院子。”。

　　妈妈告诉阿巧：“你的房子也该交公了。”

　　阿巧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瞪大眼睛：“嚸嘛？房子也是四旧？”

妈妈说：“房子不是四旧，但是有房子就是资产阶级。”

阿巧争辩：“唔喺呀，我从细路仔一路就系母产该咔（不是呀，我从孩子起一直就是无产阶级）。”

妈妈叹口气，跟她解释不清无产阶级怎么变成资产阶级的。

阿巧试探道：“国家咁大，佢哋嚸鸡边个交边个唔交（国家那么大，他们怎么知道哪个交哪个不交）？”

妈妈耐不住心烦：“政府心明眼亮，当然知道。你的房子如果不交，要挨批斗。钱是我们借给你的，我们也都跟着倒霉。”因为借钱给阿巧，父母在本单位挨批判时，都各有同样的一条罪状：支持及伙同保姆走资本主义道路。

阿巧慌了，上街转了一圈，知道八姑的房子也交公了，其他保姆的房子都交了公。阿巧陷入了一生中最激烈的思想斗争，并终于以其有限的思维，作出了瞒天过海的果断决定：一条道走到黑，房子不交公。那些“鸡产该咔”不交房子该批判，我一个穷老婆子怕什么。

　　街道积极份子通知开会，指定何宝珠参加。会场在胡同中段的一块开阔地。一家派一个代表。家中挣钱的主不屑于参加这种会，来者都是些最不拿事的老娘儿们，陆陆续续地总也到不齐，到会的仨一群俩一伙，坐在小板凳上，摇着扇子，家长里短。街道主任说：“何宝珠，你站到前边来。”阿巧莫名其妙地站在台前面对众人。

　　街道主任说：“今天的批判会，是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房产主何宝珠趁文革混乱之机买卖房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阿巧捂起嘴来笑：“唔系呀（不是呀），唔系……”

　　“何宝珠，你严肃点！你态度不老实！打倒资产阶级房产主！”

响应者寥寥。阿巧的人缘很好，她从不招惹是非，从不蜚短流长，总是与人为善。平时我们穿不下的衣服，吃不完的东西，她都送给了左邻右舍。抬头不见低头见，街坊们不想和她过不去。

阿巧尴尬地笑着，用别人听不懂的话低声念叨：“骂你自己，骂你自己……”这是她惯用的化解怨仇的办法。批判会草草结束，阿巧终于得到机会说了一句完整的话，还是那句话：“唔系呀，我从细路仔起一路就系母产该咔。”

　　不管是什么阶级，阿巧还是得到派出所写交代材料，妈妈代笔，阿巧画押。又到房管局交了房契，声明：“我自愿把房屋献给国家……”

阿巧再次成为无产阶级。

阿巧不再抱什么非分之念，死心踏地住定了小厨房。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没有见她有任何怨言和悲伤，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达官显贵一日之间变成丧家之犬，穷光蛋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她一辈子见得多了，但她永远无法捕捉这世道变化的规律，常听她在厨房里懵懵然自言自语：“嚸解呀？嚸解呀（怎么回事呀）？嘿嘿，竹篮打水一场空”。

无依无靠的老姑娘阿巧招来了一些妇女的同情心。历来，女人的日子难了，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嫁人。胡同里好心的婆婆妈妈规劝阿巧找个老伴算了，俩人互相照顾，生活不至于这么苦。老伴老伴，老来相伴嘛。阿巧捂着嘴笑，坚定地重复着两个字：“唔得（不行）。唔得。”

　　阿巧长得并不难看，眼睛很大，容貌端正。年轻时一定颇有吸引力。我曾经设想，在阿巧的少女时代或漫长的女人生涯中是否曾对一个男人动过情，或者是否曾有男人爱上过她。比如她的主人，比如其他的男佣人。

　　在安静漫长的夜晚，阿巧念经，没有高低起伏，没有节奏转折。

　　我问：“阿姨，你年轻时，有没有男人喜欢过你？”

　　阿巧一脸空白：“冇哇。”她顿了一下，似乎想拾起什么记忆，然后又断然说：“冇。”

　　我问：“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她做出鄙夷的神情：“男人不干净，你一觉醒来，旁边睡着一个臭男人，几肉酸（多恶心）！”

结婚就是身旁睡一个男人，还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吗？阿巧不懂。阿巧和男人生活在两个世界，对那个男人世界的评价，只有一个字：“臭。”

有一次我们请阿巧看电影《天仙配》。阿巧的旁边坐着一个男的，不到十分钟，她匆匆站起身，我拉住她：“你去哪儿？”“太臭了，我换个位子。”阿巧坐到后面，从腋下抽出一块手绢捂着鼻子。一会儿又站起来，前排座位也有个男人。换来换去，前后左右都有男人。散场了找不到阿巧，她早已中途退场。她拒绝再看电影，她说：“都是臭烘烘的男人味。”阿巧对男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这总让我怀疑是不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有男人冒犯了她？有男人伤害过她？我又想像，比如她的主人，或男佣人抱着她强行亲嘴，满嘴大烟味、大蒜味、酒精味、坏牙的腐败味，于是臭和男人永远联系在一起。

阿巧的床是圣洁的，不让任何人走近，更不让我们孩子碰一下。越是这样，越引发我的好奇心，我总以为她的床上藏着什么宝贝的东西，妈妈的枕头底下就有一串小玉件。终于我逮着机会，趁阿巧不注意，走到她床边猛然掀开她的枕头。我看见的是什么？一把亮闪闪的菜刀！

妈妈说，那是自梳女贞节的护卫神。我更觉得阿巧是一个谜。

阿巧说不清道不白自己的过去，不是有意的，是她的表达能力有限。她的经历像一部被虫蛀得支离破碎的历史手稿，只剩下片言支语和跳跃的时空，无法追寻。没人有闲心去关心一个佣人的过去，但是却给那些闲得发慌的人们制造了想像的空间。

    街道积极分子孙大妈在门口把我叫住，神秘兮兮地凑近我：“你知道吗，”顿了一下，以加强效果，脖子一抻，嘴角一撇，眼皮一抹（读ma）擦，“何宝珠根本不是老姑娘。”

那又怎么着，关你什么事？吃饱了撑的，去算计一个老姑娘！

她还在没完没了，“你可要警惕着点儿。”警惕什么，警惕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搞流氓活动？

我差点儿骂出来，却又知道这帮人是轻易不能得罪的。“是吗？”我敷衍地哼了一声， “您怎么知道？”难道连这样一个老婆子都值得内查外调？那时，清理阶级队伍的副产品——黄色事件倒是给红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全国山河带来一抹鲜明跳跃的色彩，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就像塞满了荤腥鱼肉的肚子装进一碗冰激淋。

    没得到搬弄是非的婆娘们所期待的最佳反应，孙大妈仍然兴致勃勃：“前几天医院给街道妇女做妇科检查，”她把脸凑过来，眼睛明亮着，细说女人以什么姿势躺在手术床上，大夫拿什么器具捅进去，如何拨弄一番。啊呀，我才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我怀疑她正在从自己的诉说中体会着某种快感。“你跟男人睡过觉没有，大夫一摸就知道。”她的目光尖锐地落到我身上，我的脸红了，好像真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然后孙大妈提高了嗓音：“轮到何宝珠，死活不肯解衣服脱裤子，嘴里直嚷嚷，也听不懂她说什么，最后她逃跑了。你说还能为什么，不就是怕露馅儿吗？”

    我替阿巧感到悲哀，我知道她一辈子保持着对人世间男欢女爱的天真无知。小时候，阿巧带着我坐公共汽车，一个男乘客下车，空出了座位，我刚刚要坐下去，阿巧一把把我提起来：“千祈冇坐（千万不能坐）！男人坐过的椅子，女人坐上去要生小孩的。”

　　“我那么小也会生小孩吗？”

“都会生的！”旁边有人窃笑，我不敢坐了。

一天吃饭，阿巧打开通往客厅的小窗：“佬上，他们说朝阳门有一个女的被强奸了。你哇乜叫‘强奸’呀？（你说什么叫强奸呀？）”她似乎觉得这样的重大案件应该和男主人讨论，张着嘴等待回答。我也支起耳朵等着接收新知识。爸爸尴尬地一挥筷子：“去去，吃饭！”

后来我知道男人女人至少要结婚才会怀孕。至于结婚的实质，那就是喝喜酒吃喜糖，热热闹闹的结婚典礼。对此我最为操心的是演员，电影中常常有结婚的场面，如果演员果真怀了孕怎么办？我问父母，答曰：“那是假的。”我还是不理解：“但是在电影里他们确确实实举行了婚礼。”除了得到“傻瓜”一类答非所问的回答，我一直没找到答案，只有阿巧愤愤地肯定了我的想法：“演员没有好东西，不知要结多少次婚，生的小孩都不知谁是爸爸。”

我相信阿巧是纯洁的，自梳仪式上的庄严宣誓早已溶入她的血液，她永远穿着长衣长裤，从不露胳膊露腿，她一辈子没看过医生，她绝不能让任何人触摸她的身体，女人不行，男人更不行。她用菜刀捍卫着自梳女的贞洁，在世俗的非议和诽谤中，她将清白地走完她的一生。

阿巧讨厌男的，却为我还没有对象着急。那一年家里的人上干校的上干校，下乡的下乡，只有我在北京郊区工作，每星期日回家一天，身边最亲的人就是阿巧了。我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婚恋史和阿巧一样，一片空白。那年头，家庭清白的未婚适龄男人稀罕得像沙漠里的水，所剩尽是些不清不楚者。阿巧四处张罗给我找对象，仿佛我是她嫁不出去的闺女。我不耐烦：“你不是说男人臭吗。干嘛非要让我嫁人？”

“我哋唔同啊，我哋唔同。”

一个星期六回家，阿巧兴冲冲跟进我的房间，左掏右掏，从最贴身处找出一个手绢布包，又从里面翻出一张照片。已经不止一次了，她给我介绍对象。

“你睇睇陈太个仔，几靓。”她举着照片凑近我，急切地期待着我的反应。

我不屑地瞥了一眼，一个中年人，五观清秀，端端正正地望着镜头。

“读过大学，四十岁。”都快成老头了，这年头男人金贵，如同沙漠里的水，还没有结婚的大龄男子必不简单，果然阿巧接着道，“他家以前是大官，他爸爸是陈ＸＸ。”还是炫耀的口气。

我像听到炸弹爆炸，跳起来：“陈ＸＸ？你发疯了，他是有名的大汉奸！连国民党都要枪毙他。”

阿巧有些尴尬地笑道：“我知道（她竟然也知道陈ＸＸ是汉奸），可是他早死了，有乜关系？再说，那个孩子极老实。”

“再老实也不行，我不缺胳膊短腿，又不是地富反坏，凭什么找这么一个人。”我斩钉截铁，“绝对不行！”

“我都同陈太讲好了，先见见再说啦。”阿巧急得转圈。

“你告诉他，甭做这个美梦！”我知道照片上那个人是无辜的，但我家父母已经有变节份子、反动学术权威一大堆帽子。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也不能再为父母为自己雪上加霜。

男婚女嫁哪有那么复杂，不就是搬到一起，生儿育女吗？阿巧永远弄不懂这个世道。

我被心高气傲的爱情追求和世俗择偶标准弄得烦恼不堪，突然想到阿巧，觉得她确是不同凡俗，早早营造了一个感情真空的生活天地，无爱无欲，无忧无愁。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一辈子是幸福的。

那年寒秋，北京人被“一号文件”打发到全国各地，京城一下子萧条起来。我们一家人也呼隆一下子都离开了北京，自顾不暇更顾不上阿巧。阿巧的保姆帮会也指望不上了，八姑们都离开了主人家，不知道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再雇佣阿巧，她只能靠拾破烂，卖废品度日。她还住在那个小厨房，从门外到屋里堆满了废纸、瓶子、铁丝、煤核儿，简直没法下脚。秋雨绵绵，屋里屋外充斥着被雨水浸泡过的纸张散发出来的霉味儿。

    阿巧头发变得干枯花白，参差不齐。面皮腊黄，目光呆滞，上牙更突出，人中更长，像个猩猩。她一早出门，推着一个捡来的小竹车去捡破烂，步履蹒跚，蓬头垢面，衣衫褴缕，五冬六夏总是用一块褪了色的，罩满灰尘的头巾包着头，用头巾的一角掩着鼻子。晚上，她坐在门口，把破烂分门别类，估算价值，废纸一斤两分钱，瓶子一个三分钱，冰棍棒二十个一分钱。一天好赖能挣上两三毛钱。

最大的生意来自大字报，两分钱一斤，贱是贱，却有无尽的来源。阿巧很讲职业道德，大字报一定要让大家看完。哪天什么地方贴出了新的大字报，阿巧心里有一本明细帐，一到第七天头上一早便匆匆奔赴现场。那些被太阳晒褪了色被风扯破了边角的大字报是阿巧的衣食父母。小车满载红红绿绿的纸张吱吱扭扭穿过大街小巷，阿巧的眼睛放着光芒。她会突如其来地向陌生人大声赞扬：“文化大革命，嘿嘿，好！好！”人们以为她是疯子，不同她搭话。

阿巧成为远近驰名的“癫巧”，其实她并不疯，我知道，只是脑子里没有一条线索把光怪陆离的世道和纷繁多变的人生串联起来。当她满足时，她很想向人们表达她零乱的思维中努力跟随时代潮流的那部分。

周末回家，见阿巧瘦得皮包骨，我说：“阿姨，我们一起吃饭吧，包饺子。” 阿巧是南方人，可包饺子是一绝。虾肉和猪肉混合剁成碎丁，决不能用绞肉馅，用水打好，再加上冬菇碎末，味道鲜美极了。噢，我说的是五十年代。好多年没吃她的饺子了，在农村做梦都想吃一顿。

阿巧兴冲冲买回两毛钱肉末，一大捆小白菜，正是小白菜臭街的时候，一分钱一捆。边走边对人说：“我最爱吃大虾饺子。”并不注意别人对她讪笑和侧目。其实阿巧说的不是水里游的虾，是“大馅”饺子。这么多小白菜，不“大虾”行么。我们两人切了所有的菜，皮擀得有碗口那么大，饺子包得象个大老鼠，一咬全是白菜，咯吱咯吱，像是在吃草。我满嘴白菜叶子，劝她道：“阿姨，平时多吃点好的，补补身体。”她满嘴白菜叶子，含糊道：“冇钱那。”我问：“卖废品的钱都干嘛啦？你还在给侄子寄钱？”阿巧顾左右而言他。“大虾”饺子营养不够，我去买了鱼肉让阿巧做，她做菜没有了灵性，烧鱼炒肉随随便便扒拉几下就完事，缺油少盐，没有香味没有色彩。

我结婚了，搬出去住，不常见到阿巧。偶尔见时她已是脸色灰黄，头脚浮肿，心跳气短，看样子是心脏有病。不管别人怎么劝，她就是不去看医生。

    终于有一天阿巧倒下了，躺在那肮脏的小屋里，再也起不来了。那时我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挺着个大肚子，上下跑腿，为她搞到一个“五保户”的名额，每月国家提供十一元五角的生活费。

我生孩子了，一个儿子。出了月子我抱着孩子去厨房让阿巧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进不去。趴窗户往里面看，床上一堆破布棉絮，缓慢地、微微起伏，阿巧的身体埋在下边，苟延残喘。听邻居说，阿巧的身体越来越坏，什么也吃不下了，一天只喝一瓶牛奶。街道分配一些家庭妇女轮流照料她，她们每天只来一次，烧开水，热牛奶，倒尿盆，然后把门一锁，完事大吉。

我找到拿钥匙的人开锁进去，屋子里臭气烘烘。阿巧睁开惺忪的眼，含含混混地说：“你话佢哋总俾唔俾返我个屋（你说他们还还不还我的屋子了）？”我安慰：“大概政策快下来了。”她的眼睛闪过一线亮光，枯瘦的指头碰碰儿子的小脸：“等我起床了，给你带孩子。”

1976年12月11日，那天只有妹妹在家，她去看阿巧，只能隔着窗户往里看，门上永远挂着大锁，钥匙总不知道在谁手里。从窗户望进去，床上只有一堆零乱的铺衬，不见了阿巧。再往下看，阿巧脸朝下倒在门口的水池子旁，尿盆踢翻，屎尿一地，浸湿了她的裤腿。妹妹飞跑去找街道上那些管钥匙的老娘们儿，个个推说不知道谁拿着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人打开门，才发现她已经死了很久了，一天？两天？不知道，反正屋里的火炉已灭，暖瓶的水已凉，小锅里的牛奶没动。看样子阿巧死前大概渴极了，挣扎起来想到水池子接水喝，结果倒地不起。

是妹妹给阿巧穿的老衣。阿巧消瘦的裸体第一次呈现在众人眼前。没有被男人触摸过的乳房干瘪地贴在肋条上，乳头小小的，粉红色，像少女的。曾经细心梳理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团烂草窝。阿巧的眼睛睁着，茫然空洞，她死也不明白，自梳女的道路怎么就走不通。阿巧的人中长长地包着上牙，相书上说：“人中长而深者，子孙满堂，年寿至高。”阿巧死于六十三岁，无子无孙，无福无寿。妹妹给阿巧穿上了一件白色大襟褂，一条黑裤子，那是自梳女与男性世界隔离，终生守身如玉的庄严标志。妹妹说，她偷偷抹了一把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她的死流泪的人。

阿巧去世时，我正带着儿子在贵阳躲地震，竟没有见她最后一面。

阿巧的侄子闻讯赶来，一生一世第一次坐火车出乡下，把阿巧的房子折腾得天翻地覆。出乎意料的是，当侄子剥开阿巧的枕头套，一堆毛票散落下来，皱巴巴，脏兮兮，一毛两毛加起来竟有百十来块。捡垃圾的钱都藏在这里，想必是阿巧每晚枕着那堆钞票睡觉时，还在不屈不挠地作着拥有自己房子的梦。侄子欢天喜地地装起了钱，带走了阿巧所有的破衣烂衫和能拿在手上的东西。那些东西的价值，大概还不到火车票钱的十分之一。

阿巧火化后，骨灰没人认领。

居民委员会占据了阿巧的那间属于我家的小屋，卖掉了阿巧还来不及卖的废品，搬走了阿巧所有的劈柴、煤核。阿巧的家具也都充了公。那屋子那家具本来都是我家的，街道说何宝珠是五保户，吃了公家的，她家的一切都要归公。妈妈并不惋惜，说，都不要了，看着心酸。

一两年后，“落实”房屋的政策终于出台了。政府对当初我们的私房的“交公”做了补偿，给了两千元买走了四合院。像贡献清代大缸一样，我们的房子名正言顺地属于国家了。没有人去操心阿巧的私房，没人知道贵人关房子的门牌号码，更不知道另外两所房子在哪儿。活人的事都说不清，死了的就更搞不明白了。家里也没人再提起过阿巧借走的那三千元。

夜深人静，阿巧经常入梦，入全家人的梦，在那个曾经属于我们和她的四合院里，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语无伦次地大声嘈吵。四十多年了，顺德自梳女的骨灰早已不知飘散何方，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仍在北京上空游荡。四合院早已支离破碎，贵人关已经面目全非，十几层高的塔楼压在那长满蒿草的房子上。世道又变了，更让阿巧心乱神迷。只有那口明末茶叶沫釉大缸——阿巧一生辛劳留下来的唯一见证——依然稳坐皇宫内苑。或许阿巧会偶然兴发，漂游到那194号大缸边，坐在地上，一五一十数数今天又拣了多少冰棍小棒。但愿那时阿巧的灵魂暂得栖息。

后记：今年妹妹专程去了一趟广东顺德，通过公安局找到了阿巧侄子的后人，他们现在的生活都很富裕。他们非常热情地招待了妹妹。妹妹告诉他们，阿巧当年不仅以一生之力供养了他们的父母，还给他们留下了三所房屋的遗产。至于房子在哪，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

阿巧菜谱

阿巧离开我们多少年后，她做的菜一直是我们家人的精神食粮。甚至姐姐在病危时，什么东西也不能吃，还在一一回想阿巧的菜。

冬瓜盅——把一个一公斤左右的冬瓜从蒂以下一寸横切一道，将籽瓤掏尽，里面装上冬菇虾米火腿蟹肉干贝，大火上屉蒸。

炭火铜火锅——冬天用木炭点起红铜火锅。不似北方火锅把生肉带血端上桌，都是熟食，烫热来吃，便宜坊或浦五房买来的卤猪肘肉、酱牛肉、卤肝、鸡蛋皮包裹的肉糜卷等各种食物，切成薄片，还有自己做的肉丸鱼丸，加上笋片蘑菇白菜心冻豆腐。

蝴蝶鱼——鳗鱼腹部横切，半寸厚段，酱油糖酒和花椒腌几小时，油煎，鱼段受热肉张开呈蝴蝶状。

面包虾——面包片切成一寸见方，虾肉剁泥，加味料拌好，抹在面包上，蘸鸡蛋清，放在油里炸成金黄色。

蟹卤面——螃蟹下来的季节，一买就是二三十只，吃剩一大堆螃蟹腿爪，把蟹肉剔出来，和鸡蛋木耳冬菇做成卤汁，拌面。

清蒸鲥鱼——四寸长鲥鱼段，洗净，不去鳞片，稍加盐抹在表面撒上姜丝，大火蒸。蒸好后，撒葱丝，浇热油。

烧鸭——半只鸭子，油煎后加酱油、酒、糖、五香粉烧，熟后切块。我去山西看插队的克阳时带了一只生鸭子，如法炮制，做得很好吃。

罗汉斋——栗子、白菜、发菜、海米和豆干做的，鲜甜美味。

八宝鸭——鸭子整只，内脏掏空，里面填上冬菇、海米、腊肉、香肠、莲子、糯米放在大碗里蒸若干小时。

蒸冬菜肉——冬菜和肉末拌匀，大火蒸熟。

咸蛋蒸肉——生鲜鸭蛋两个或三个，和肉末姜丝拌匀，大火蒸。

白切鸡——嫩鸡大火煮开，换小火焖大约十几分钟。火候和时间非常重要，要刚刚断生，骨头里面还带血。切成块，就蘸水吃。蘸水是葱花、姜末、沙姜粉、盐和香油。

茄盒——茄子去皮，切成斜边为一寸的正三角形，半寸厚。平切小口，塞入拌好的肉馅，蘸水淀粉油煎。

炒茄皮——无论茄子怎样做都要去皮，但是茄子皮从来不丢弃，切细丝，与尖椒细丝一起炒。这种佐饭小菜比正菜更受欢迎，一上桌就被大家抢光。

炸饹馇——饹馇是绿豆粉制作的大张饼，菜市场有卖的。切成条，大小和现在的薯条一样，煎炸，外脆里嫩。勾酸甜酱汁浇其上。最受孩子们欢迎。

咖喱酥角——用大油和面一团，水和面一团，油面团放在水面团上，擀成片，卷起来再擀，如此三四遍，擀薄，切成两寸见方皮子，把咖哩粉洋葱丁将牛肉末细细炒过做馅，放在皮上对角捏合，捏成纽丝边，平锅放少许油，小火烤。

腌曹白鱼——曹白鱼洗净，里外铺上大盐，用石头压上，几天后晾干，切块用油浸泡。吃的时候加姜丝蒸熟。妈妈最喜欢吃。

肉粽——糯米、绿豆、海米分别泡半天以上，以肥肉为主的肉条子用五香粉和酱油腌半天到一天。三到五张粽叶并排铺在盘子上，铺一层糯米，一层绿豆，一层海米，放一条肉，一个生咸鸭蛋黄，再顺序盖以海米、绿豆、糯米，把粽叶包成五角状，小火煮一夜。

猪肉包——不知道猪肉包是怎么做的，我从来和以后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包，一口咬下去，饱和的油和汤汁顺嘴留下来，流了一手，一桌子。我琢磨了一辈子也没学会。

腊肉饭——腊肉、香肠切丁，海米、冬菇切碎，和米一起焖饭。出锅拌半香葱酱油。

燕皮馄饨——妈妈每早吃一碗，我眼巴巴地望着，妈妈就给我留一两个。不知道肉馅是怎么拌的，鲜香，有弹性。后来我也做过，做不出那个味道。

萝卜糕——萝卜擦丝，虾干泡发，腊肉香肠切丁，和粳米粉加少许水拌在一起，蒸熟放凉，吃时切片油煎。

年糕——红豆煮熟。江米用小磨加水磨碎，加红枣红豆蒸熟放凉，吃时煎或蒸。

八宝饭——红豆煮烂加糖，做成豆沙。糯米蒸熟，铺一层糯米铺一层豆沙，两层豆沙三层糯米饭，上面加核桃、枣、山楂糕条、红丝绿丝等，再蒸。这后来成了我的拿手活儿，每有聚会，必有此物，大伙儿一抢而空。

芋头糕——芋头切成细丁，与香菇丁、腊肠丁、海米丁、五香粉、胡椒粉略炒，加米粉浆中拌匀，蒸一小时，放凉，吃时切片煎炸。

煎堆——芝麻、核桃、花生仁、瓜子仁、杏仁等干果切碎，拌糖或蜜做馅，粘米粉做皮，包成圆球状，外面沾上芝麻，油煎。

油角——大油鸡蛋和面，擀成薄皮。花生芝麻碾碎加糖做馅，包成饺子，边上捻成麻花状，油煎。用来招待客人和拜年时送朋友。

蛋散——鸡蛋糖和面，擀片，切成两寸长、一寸寛条子，中间划一刀，一头从中间翻转。油炸。又酥又香。

红果酪——冬天最喜爱的零食，红果从中间切开，挖核，煮烂加糖，放在外面冻冰凉。

核桃酪——核桃仁泡水，用针挑去仁衣，和糯米加水细细地磨成浆水，红枣煮熟去皮剔核碾碎，熬至浓稠加少量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