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越战老兵朋友（二） 刘海鸥

先说明两点，一，戴维的叙述仅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二，在他叙述中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版本我都同事列出。

尸袋是绿色的

60年代末，一个七月的寒冷的早上，我和300多个穿着绿色军装，神情紧张的年轻士兵登上了“诓他死”（Qantas）的飞机，目标西贡。

年轻的士兵们带着吉他、录音机。他们也就十七八岁，有的人也就和来福枪一样高。他们在飞机上满不在乎地说笑，唱歌，喝酒，似乎是在掩饰紧张心情，但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恐惧却是掩饰不住的。有的人开始拿出自己亲人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些年轻士兵还不知道他们将卷入什么，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游戏，他们不想杀人更不想被杀。

我问身旁一个年轻人，你为什么要参加这场战争？他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总理说：“我们永远和约翰逊总统站在一起（All the way with LBJ。此为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一句口号) 。”

是的，我也别无选择。

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天知道。

飞机到达了西贡军用机场上空。往下看，是一片葱葱茏茏的绿色。机场上也是一片绿色，定睛再看，那是绿色的塑料口袋，两米长一个，鼓鼓囊囊的，一排一排。“那是什么？”有人问。没人回答。我们的心开始下沉。飞机着陆了，看清楚了，那是尸袋，绿色的尸袋。对了，海鸥，你的书就这样开头：“大地是绿色的，尸袋也是绿色的。”

几个黑色的美国大兵正连拉带扯地往飞机上搬运，动作粗鲁，神情麻木。

年轻的士兵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的蓝眼睛流露出恐惧。有人低声地哭泣起来。一个人在骂，“哭他妈什么哭。”是的，我也感到恐怖，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是钢铁味的。

我们踏上了越南的土地，刚刚经历了悉尼的寒冷，越南的热浪像拳头一样击在我们脸上，尽管已是晚上七点半钟。

下了飞机，一个澳洲军官过来让我们排队点名。不，是点号，作为军人我们已经没了名字，只有号码。10014742，这是我的号码。

少了一个人，那个最年轻的哭鼻子的孩子，他大概只有17岁。军官去找他，他藏在飞机的厕所里不肯下机。军官走过去。一股异味扑鼻。他拉裤子了。

一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又上了回澳洲的飞机，不过是装在尸袋里。

机场上到处是美国人，却很少见亚洲人。一个坐在吉普车里的美国军官冲我们吼叫，并且大声地侮辱我们的长官，而我们的长官在他们面前是一幅谄媚讨好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喊什么，显然他们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他们没法安排我们。最终我们不得不在机场大厅里睡觉。

第二天我们与刚抵达的美军汇合，一个美国军官给我们训话。

“伙计们，”他威严地停了几秒，

“你们到这儿来踢谷壳的屁眼。

“约翰逊总统欢迎你们，我代表基督欢迎你们。

“你们之中的一些人会死掉。

“你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会死掉。

“上帝喜欢看见白色的脸孔。

“这场战争，是为了冰激凌和皮萨饼而打的，是为了黄色的出租车而不是黄种人而打。

“你们澳大利亚伙计是我们最好的伙伴，也是我们最坚强的盟友。让我们一起来整治这帮制造麻烦的他妈的谷壳。”

他接着说：“在这个国家到处隐藏杀机，你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所有的越南面孔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小孩子都会杀人。如果你怀疑他是越共或者你觉得他对你有威胁，你就立刻杀了他，决不手软。否则就是你躺在他面前。”

海格利斯运输机送来了我们的弹药武器和一切物资装备。美国士兵在我们中间穿来穿去，向我们兜售毒品。我发现大多数美国士兵是黑人。

不久我们上了卡车，被载送到Nui Dat的澳洲军营。那天晚上，我们又接受训话，长官告诉我们在越南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争取当地人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每个人分到了许多巧克力、糖果，是发给越南孩子的。不过后来我们自己都把糖果吃光了。

他警告我们，越南的吧女和妓女都有性病，一定要用避孕套，现在每个人可以先得到两个。一个长官给我们分发避孕套，你两个，你两个，你两个……，他非常尴尬，脸通红。

接着一个南越共和军的军官给我们讲话，他的英语相当好。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和越共打仗，那么明天我们将要在昆斯兰或悉尼和他们打仗了。下面有人小声说，胡说八道。我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睡觉之前，我给妻子和女儿写了一封信。我觉得非常孤独，但是我知道我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冒险，我并不后悔。

无聊和恐惧

因为我是一个情报人员，也就是说，间谍，我不用参战。我被安排在办公室工作。我的军职是少尉，我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化学武器的情报。美国在越南从上空倾泻了成千上万吨化学药品。我要从树叶、昆虫上收集残留药品，经过检测化验，分析它们对我们澳洲士兵有多大的危害，然后报告澳州政府。我也还有别的工作，搜索尸体并照相。

我每天早上到机关，读读文件，看看美国杂志，然后写个短报告，就回基地了。

作为参战者，所有的人都知道战争有两件不可避免的事：无聊和恐惧。许多时间我们坐在那里等候任务，头顶是直升机轰轰而过的响声。我们没事可干，有些人读书、写信、弹吉他、打牌，或者打篮球。有些人喝酒、找女人。

美国士兵也一样，不过他们过得比我们舒服得多。美国给他们送来了最好的食物、香烟，甚至直升机还给他们运来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美国人有如此之多的武器装备，我简直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曾经见过了。

美国人还有PX商店，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购物。PX就像一个巨大的减价商场，在那里你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美国有名的影星和娱乐人不断地飞到这里为他们表演，当然我们也有份观看。

美国士兵私下里还在做毒品买卖。我们澳洲士兵没有什么人吸毒，我们一来长官就警告我们不允许买毒品。长官鼓励我们喝啤酒，VB（澳洲有名啤酒）敞开供应，非常便宜，甚至免费。我们天天喝个足实，整夜撒尿。撒尿时大家一起去，这是表示关系亲密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大家需要某种方式团结起来。

我年纪比那些士兵大，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球撒尿。我通常是叫辆出租车和几个美军一起到西贡，找个酒吧喝够了再去找女人，第二天早上才回基地。

最坏的是夜间的噩梦。每天夜里，耳边都是吵闹声。人们在梦中尖叫：“飞机！直升机！”一些人哭喊：“妈妈爸爸，我不想在这儿，帮帮我，我想回家！”每夜如此，从来不变。

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看见一个年轻士兵正在哆哆嗦嗦地用刮胡刀割自己的脖颈（我们澳洲士兵必须每天刮胡洗脸，保持外表的整洁，美国士兵就不是，有些人很脏）。我抢过刮胡刀，说：“你不能这样！”但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安慰他。

还有一个小青年坐在床上哭得跟孩子一样，不断地叨念：“别让我上point！别让我上point！”我们出去执行任务都是六人一组，排成三角形状行进。第一排一个人，第二排两个人，第三排三个人。第一排即三角形的尖端叫做point，在point上的人总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美国士兵在point上的永远是黑人。

人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就是呆在营地也不安全。一天我们很多人坐在一起，多数是澳洲士兵，也有一些美国兵。我们在一起说笑唱歌。有一个年轻人吉米弹吉他。他岁数很小，性格活泼，爱说爱笑，每个人都喜欢他。在飞机上我就注意到他，别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他却带着吉他来打仗。突然一个“摩台”（Mortar，迫击炮弹）落在我们营地，就在他的身边爆炸。他的两臂和一条腿都被炸掉了。血流了一地。我跑过去，搂着他的脖子，叫他的名字。

“戴维，我要死了。”他说。

“你不会死的，你只是受了伤。你会好的，受了伤，你可以回家了。”

“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在哪里。”

“别担心，会好的。”

他在我的怀里闭上了眼睛。军医也在场，说：“他死了，没救了。”

我们把他的胳臂和腿捡起来放回他的身体。他的一支胳臂的手里还拿着吉他拨子。

我们开始射击，往树林里射。我疯狂地扫射，打掉了25圈子弹。我的耳朵震得半聋。我们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我们都疯了。

还有更恐怖的事——一天早上，一个越南年轻人来营地贩卖虾和蟹。他的虾和蟹都特别大，味道也鲜美。我们买了很多煮来吃。第二天那年轻人又来卖虾蟹。我问他在哪里搞到的，他说是钓的。为什么那么大？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在澳洲我就喜欢钓鱼。我跟着他去看他怎么钓上来的。他把我带到一条河边，有一个河桩上拴着一根大绳子。绳子另一头在水里。他拉着绳子往河岸上拽。我看到了什么！绳子上拴着一个美国兵的尸体，上面趴满了虾蟹，赶都赶不走。尸体几乎只剩下了骨架子。我当场呕吐。从那以后我不再吃虾和螃蟹

（在另一次叙述中，戴维只说绳子上拴着一个尸体， 没有讲是美国兵。我觉得这是靠谱的，一个只剩骨架的尸体怎么能断定是美国兵呢？）。

橙色雨

一天长官交待任务让我到某地去查看树叶。长官派了四个人跟着我，他说那里没有越共，但是我们的士兵还都带着步枪，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必须携带枪支。直升飞机把我们载到一个地方，这一带是美军活动的地方。美军在这一带喷洒了大量的化学药品。我们飞过一个村子的上方，下面是稻田、牛，人们在地里插秧。我们在村里着陆。

到了村里，我开始收集树叶，一个老年女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他们全家都病了，小孙女病得最厉害，请我们过去看看。我说，我们不是医生。她求我们，帮帮忙吧。我们只好去了她家。她的孙女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呻吟。她的症状是全身疼痛。老妇人说，她在外面玩耍，美国飞机来了撒下橙色的雨水，她觉得很好看，还在下面接“水”玩。药水撒了她一身。

我知道这种药水是落叶剂，也叫橙色剂，内含的二恶英是普通农药的一倍，剧毒，撒过后地上一片橘黄，树木枯死。目的是让美军在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让越共没有藏身之地。它对人畜同样有极大的杀伤力。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唯一的办法是把她带到我们的军营去看医生。女人说：“不，你们不能把她带走。她太小了。”我告诉她：“如果不去医院，她会很快死去。”女人哭起来。一个士兵说：“不要跟她多说了。”就把女孩抱起来背在背上。女人扯住我们，哭喊道：“你们不能带走她，你们会杀死她的。”我告诉她：“相信我们，我们是真的想帮助这个孩子。”

我们叫了澳洲的直升飞机。飞机来了，机上有一个医生，还有一个越南士兵。医生检查了一下女孩，说她病得很厉害。身上撒了太多的药水。我让那个越南士兵问老女人，她的父母呢，他们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女人说他们是越共。越南士兵和老女人谈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同意让女孩跟我们走了。

我们把女孩带到军营打了针，作了消毒处理。护士细心看护着她。一个礼拜后，她不再喊疼了。她有了笑脸，能下地玩耍了，到处奔跑，快乐得象个小鸟。她说叫艿。问她多大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看样子有五六岁。

我们不能老把她留在军营，又不能带回村子。就把她带到西贡天主教堂。修女看着她说，她真漂亮。我们把她留在那里，走的时候，她跑过来，胳臂环绕着我的脖子说，叔叔，你还来吗？我告诉她，我们会来看你的。

美军问我她的村子在那里，我告诉了他们，他们随即带了两个直升飞机，上有机关枪，可以在一秒钟发一万颗子弹（我不懂武器，仍是怀疑一秒发一万颗子弹的真实性，不知道这是否丹顿在醉酒后的夸大其词或是我听错了），去了那个村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人听说她的父母是越共，去剿共了。我非常后悔，但是一切已经不能挽回了。美机在村庄上空俯冲扫射，带去的是炸弹、燃烧、死亡和哭喊。艿的祖母和村民们一定都被杀死了。

我们所有的澳洲士兵每人捐献出五元给艿。三周以后我们去修道院看她，我们给她买了巧克力、糖果和玩具。到了修道院，嬷嬷说，她已经死了，药物进入了她的身体，没有救了。我问她的尸体在那里。嬷嬷说，埋在后面的玫瑰园里。我哭了，我非常悲伤。我恨我自己，我杀害了她的一家。我恨美国对这个小小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我恨战争，恨杀戮，恨死亡。

说是调查美国倾撒的化学药品，实际上我的工作毫无意义。

我检查了叶子上的毒药含量，给我的直接上级——上尉写报告说，上面的化学药品含有超量毒素，对人体有害；报告到了少校，被改成美国的化学药品可能有毒，但不一定对人体有害；到了少将，报告再被改为，内含少量二恶英，但没有毒害；到了上将，报告称，美国的化学药品绝无毒害，对人体没有害处。我们的政府不愿意得罪美国，不愿意有任何不利于美国的报告。就像现在的小庄泥（little Johnny，澳洲人对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的蔑称）舔美国的脚后跟一样，澳州政府对美国的卑躬屈节是由来已久的。

这样无意义的事却不断地威胁着我的生命。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恶梦，我在一个直升飞机上，飞机正在燃烧，我的皮肉正在熔化，我被完全烧化了。我在梦中大叫，然后我被一个同事叫醒了。已经是早上，他告诉我有任务，立即启程乘直升飞机去到北方一个地区去取化学毒药的样品。当我到达机场，飞行员向我道歉说，有一批南越军官要去我所要去的地区执行紧急任务，所以让他们优先乘这班直升飞机。好吧，我无所谓。一个小时以后，这架直升机被击落在森林中，机上的全部人员都被烧死了。愿他们安息。感谢上帝！

上帝最终还是没放过我，三十年后我得了癌症。

你知道吗，这种化学药品，可以使人生癌，包括与之接触过的美军。战后，大约有3千多个因此罹患癌症的美国退伍军人，他们联合起来投诉政府，要求得到赔偿。可是我呢？我也接触了这种药品，我也得了癌症，我到哪里去寻求公理？

对了，那个发明落叶剂的公司曾经因此股市大涨，发明者得到了五十万美元的奖金，同时被告知绝不能泄漏有关使用落叶剂的机密。那家伙后来良心受到谴责，到芝加哥一个贫民区当牧师，过着清贫的生活来赎罪。

（我看到一则消息，来自美国《侨报》，美国、韩国、澳洲和越南的越战老兵向制造活性橙的美国化学公司索取赔偿。转载如下：

越战老兵呼吁助落叶剂受害者 06年3月29日

【本报河内29日讯】来自美国、韩国、澳洲和越南的越战老兵28日在河内举行的会议上，呼吁给予化学物质落叶剂“活性橙”（Agent Orange）的受害者更多帮助。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被指于越战期间，在越南使用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除莠剂，其中包括活性橙，导致当地人生下畸形的孩子。

美军使用除莠剂是要摧毁植物，不让越共军队有掩护。活性橙会溶解在水中和留在泥土里，它含有二恶英，而二恶英会致癌、导致畸形和器官机能失调。

越战期间在美军医院服务、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达菲说，美军所使用的活性橙的毒性比一般的还要强，因为化学公司当时为了增加产量而没有控制品质，因此，送到越南的活性橙含有更高浓度的二恶英。

美国联邦法院去年3月驳回了一项指美国在越战期间使用活性橙，犯下战争罪行的案件。代表数百万个越南人提出诉讼的“越南活性橙—二恶英受害者协会（VAVA）”向制造活性橙的美国化学公司，包括DowChemical和MonsantoCo索取赔偿。协会已经提出上诉，预料美国上诉庭将在4月间做出判决。

今年一月，韩国上诉庭下令DowChemical和MonsantoCo支付6500万美元的赔偿金给2万个曾接触过落叶剂的韩国籍越战老兵。不过，由于司法权限和距离越战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法律专家认为，韩国老兵将很难获得他们应得的赔偿。）

我不知道这种呼吁会有什么结果，即使可以得到赔偿，戴维还有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