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混混沌沌、纸醉金迷的沦陷气氛，20岁出头的张爱玲，却在这样的时代中寻找着“优美”。

其时日军已经侵入上海，在租界之外烧杀抢掠；租界内也不太平，间谍、难民、毒贩沆瀣一气。

身处这样的时代，救亡图存自然是一等大事，后世艺术家所浓墨重彩的，也是这样的上海精神。

然而张爱玲却并无儒家的救世情怀，与道家所钟情的自然山水也相距甚远，她始终属于市民的情趣，喜欢闻汽油味，习惯于在电车的叮当声中安睡。

尽管她对那个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时代有着比常人更加敏锐的把握，她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但她并不因此想为时代承担什么。而是去发掘人生中“安稳”的、“优美”的一面，在乱世中充分享受人生。 

她的人生哲学是：“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张爱玲是深刻的，她悟透了人性中的荒谬和虚矫，但偏偏不像鲁迅那样以激烈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

议：在谈及鲁迅和张爱玲的文章前，总会觉得，不是什么人都可能评价的。看不清看不准他们时，止于看，别开口，不行吗？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这段话，三十以前，略过。五十之前，稍顿。之后，读了又读。

《野草》，当散文散文诗，直读到讨厌自己太文艺了时。原来它是一个孤独极了的人的自言自语，读出这个意思，《野草》如敬亭山，对着它，呆呆的。

自己是网上偶然遇见张爱玲的。郑振铎刘大杰的文学史里，没这个人。自己小圈子里的，近年来，才听到提及她的，而且总是围着她和胡兰成的种种。

打开《倾城之恋》，延及《金锁记》《小团圆》，她的随笔，《赤地之恋》《秧歌》 。

文学史用一整章说鲁迅，不过。也应当同样地说张爱玲。以为。就像也当匀出一节给木心，也当予胡兰成的文章同样的待遇。

救亡图存，是集体意识，或曰意识形态，是中国百十年来的朝野大外宣。

鲁迅被它从尾巴胡同里拉出，去写“遵命文学”。写完之后，在《野草》里自言自语，孑孓相吊，许广平也沒能打岔多久。在这里，看得到的不是鲁迅，而是周树人，对周围的所有一点兴趣也没有，都是别人玩剩下的。在日本所经历的，是眼下的中国再来个一百年也不见影的人物和精神。于是，上班混日子，下班抄没意义可言的古碑。老去，死掉。

张爱玲，天生于“变局”之外，从头到尾活自己，自己活。读张爱玲，会“哦，原来是这样”于心深深处。

历史潮流，是最漠视个人的。茫茫九派，十四亿落汤鸡。卷到海外论坛，不也成了离岸沙滩，谈书法，也被当作“正能量”来量。

中国那里最怕的就是记不得它了。下班后鲁迅走进尾巴胡同，舔笔抄古碑时，中国被扔到九霄云外。干我啥事？张爱玲笔下的里弄，张妈李嫂，有中国藉？

胡兰成，做不到。《今生今世》已然捎上中国地扯，《山河岁月》，的哥般地使足劲掰。但却是生花妙笔，知是扯，就是爱看。

木心，也做不到。置身纽约，如在上海。想把种种说出共和国时代，可说说说说，又回到其中。他的看点不是他写画说的，而是他穿的，他的身姿，虽是有意摆拍，但确是能

从中见到他自己有自己的庭院。不大，自己捣斥的。

做个对中国的事情压根就没兴趣的中国人，难得只见过鲁迅和张爱玲。从康梁变法到共同富裕，这般比无聊还要加上望呆不怕久才能看上几眼的“炒冷饭”，TMD，居然就只有这两个人不当回事！

中国从来不待你玩，从来。理应如此。是你扯上中国玩的。理所应当吗？退几步回头看看这几百万平方公里，要不是鲁迅张爱玲在，就是个芸芸吧？韭菜吧？打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