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国营厂环境里。国营厂的生活中心，是厂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和我人生的两次迷路有关。

第一次迷路，发生在两、三岁的样子，冬天。我奶奶和一帮老太太打牌的时候，我穿着开裆裤和拖鞋，自己偷偷溜出门去，想去看电影。我一直走到了俱乐部的对面，过街就是了。这段路，大人快走也得五分钟，天知道我的小短腿是怎么走到的。这时候，正是午饭时间。回家吃饭的职工们看到冻得一脸通红的小孩子，觉得不对劲，就一层一层用身体和自行车把我给围了起来，不让我走。我则一个劲地推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大腿，拼命想突围。人们问我“小孩儿你姓什么？要找谁？“。我回答：”姓老猫，找老耗（老鼠）“。老太太们打牌到晌午，才发现我没有了，急忙分头去找。最后，是隔壁的胡大娘在这里看到我，把我捡了回去。这次迷路，不过是几小时的事。

另一次迷路，则是半生之久。

俱乐部一进门，不消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和画。右手边，则是鲁迅的像：短头发，小胡子，拿着笔，端坐着，目视右前方。自打第一次进俱乐部，我就知道了，这是个大人物。

从初中以后，鲁迅更是语文课本的主角，他的思想也影响了我半生，包括他对中医的蔑视，和弥散在文章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刻薄。

于是，这些认识和思想伴随了我半生。

不过人终究是要长大的，抑或是变老，我们不再是我们。

而鲁迅，也不再是鲁迅。

先说轻松一点的。鲁迅迟到被老师给批评，自己在课桌上刻下了一个“早“字以明志。念书时，我觉得鲁迅上学不迟到这事，一定很难。到了我长出了鲁迅式的小胡子的时候，有了GPS。有好事者用GPS算了一下，原来鲁迅家距离三味书屋的距离仅是190米-300米之间（链接）。这让鲁迅在我眼里不是那么高大了，至少我当年迟到的理由比他充分：我要走20分钟，再坐20分钟汽车，有时还挤不上去。

当然，这个是个轻松的发现。发现鲁迅对中医认识的偏颇，其实是略带沉重的。

假如鲁迅的父亲确实遇到了一位庸医乃至骗子，只能说他遇人不淑，和中医无关。这个道理不难懂，正像“莆田系”黑遍了中国，而没有人说西医如何如何。

而这个转变的实现，是以阅历为基础的，就是，你通过某种方式，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本坛的杜编，是西医专业人士，可是他见多识广：自己的外公当年因为肝胆病，已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由孔伯华一剂治愈。这样的阅历，让他在即使并不理解中医的时候，对中医也会持开放的态度。

某些喜欢天天大喊“眼力、智商、知识面”的人，恰恰是缺少这种阅历的井底之蛙。

我同情少年鲁迅所经历的的人生变故。“幼年丧父“也确是人生不可承受之重，这也许是他一生为愤怒所支配的原因。不过，童年的不幸，不应当成为成年后继续愤怒的借口，尽管弗洛依德老爷子觉得这个很自然。愤怒的人，不会成为人生的赢家，因为你的理性不再。兵家云：”怒不可以兴兵“，人生亦如此。

人生需要升华，我们都有自我救赎的义务，为我们，也为这世界。经历过的不幸，应当让你更加有爱；经历过的恶毒，应当使你更加善良。正如泰戈尔诗中所言：“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我们不再是我们，鲁迅也不再是鲁迅。可怜之人未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却必定可怜。

米兰之夜，于己亥年五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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