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天降

在成都，逛荷花池地摊市场时，我买了三本公开出售的“禁书”：一本是有关军事知识的杂志；另两本是有关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书籍（我知道顶头上司是个大色鬼，专门为他孝敬的）。却被成都市的联防队抓住，把我关在成都的一个派出所的，臭气熏天的禁闭室里一天一夜，并且受到非人的辱骂和虐待，期间没有吃一口食物和饮一口水……最后由我单位驻成都办事处的治安人员，把浑身伤痕、衣衫破烂的我赎回……如果此时，手中有一颗核弹，我会毫不犹豫地引爆！（并且敲诈勒索我五百元人民币，超过现在五千员人民币）
我绝望地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对前途失去任何希望：像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没有任何背景的职员，只能小心谨慎地服侍权贵，不能有任何个人道德污点，不能被任何人抓住小辫子，权贵们才可能施舍一点权力的残羹冷炙；基层干部对选拔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干部的个人历史的道德要求，到了近乎病态的苛刻要求。
而有关系背景的权贵者们的后代，即使他们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照样享受权力的美味佳肴！

                            最后的中国留恋

在卢森堡工作期间，我发现这座报废的高炉，的确比攀钢的高炉要先进许多，尤其是在厂房建筑设计安装方面的合理化，攀钢是远远不及的。例如：还在生产的卢森堡一号高炉（是三座高炉中，技术最落后的高炉），总共只有七个工人（包括运输炉渣的工人）；而代表攀钢最新技术的四号高炉，却有三百多工人（不包括运输炉渣的工人）……然而，单位为了赶进度、赶时间，进行非保护性地拆毁……
一天工作后，我与几个老工人出外散步，看着整洁的街道两边，整齐地排着各种各样的私家车（其中奔驰、宝马、奥迪等名车至少占其中的五分之一；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其它车也都是名车：雪铁龙、标致、雷诺、丰田、福特、大众等）。一个老工人感慨地叹息：“他妈的，这就是我们这些穷鬼，要来解放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富翁们……”另一个老工人接口叹息：“要是让我生活在这里，他妈的，就是扫大街，我都愿意……”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曾经对“四人帮”虚假的洗脑教育，深信不疑。

                                                      逃亡

我看着身上的伤痕，决定逃亡：一年多的毫无自我人格尊严的溜须拍马的生活，我获得什么？成都的几个掌握着些微公权力的联防队员，就让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一年多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拍马屁的努力，白白地打了水漂……中国的社会里充满着各种各样未知的陷阱，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确不易！而且，我暗自决定：从今以后，不再拍任何人的马屁……
1996年十一月底，我逃亡到布鲁塞尔，对人宣称我是中国留学生。在真正的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我很快地找到工作：在中国外卖店地做厨房工，每月薪金是我在中国工资的十多倍（是我许多大学同学的二、三十倍）。
外卖店的老板娘是原籍绍兴的上海人，留学生出身。她的父母都是商人的后代，其父是英国留学生，二战期间为英国海军工作，并且获得英国女王勋章……因为在她祖父母的强烈要求和欺骗下，其父亲才被迫返回中国……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当中国改革开放后，她父母把自己的儿女都尽可能地送到国外。
最初，我没有在意老板娘，只觉得她长得不错，举止文雅。因为我处于逃亡的精神状态，每天生活于惊弓之鸟的现实里，时时害怕警察，对比利时警察是敬而远之，再加上在成都的悲惨记忆，对穿着警察皮子的人物，都含有先天的恐怖和害怕，在工作时，都时时刻刻地担心几个警察突然冲进来……所以对近在眼前的老板娘也没有仔细观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