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明朝的对外政策

南宋末的程朱理学，把儒家“尊王卑臣”思想发展到极致，使得整个儒家封建神权体系产生妄自尊大、天朝帝国、举寰宇惟我独尊的狂妄无知、夜郎自大的保守封闭的思想体系。从明朝开始，中国实施“闭关锁国”的保守封闭的国家政策，几乎完全断绝与外部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文化、艺术、思想、科学技术等的交流。即使明朝的郑和七下大西洋，根本不是为了平等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而是为了炫耀国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举世无匹的中央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神权！

一、军事防守的国家对外政策。
（一）、重新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事实上，当中华帝国强盛时，由于本身的军事力量强大，自己还可以长驱直入游牧民族的领土，以至于游牧民族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当帝国衰弱时，长城并不能阻挡外族的入侵，也就是说劳民伤财的长城的防卫功能并不显著，几乎无用。事实已经得到历代统治者们的证明。而为何明代帝王还会大规模地重修长城呢？此为程朱理学思想，制造产生的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明代帝王思想头颅中的决策反映，他们要把天朝帝国完全封闭于世界之外。此已经与秦始皇修建长城时，纯粹的军事防御功能并不一致，而是一种精神思想上的夜郎自大的自我封闭。此与明代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游历中国后所写的相当一致：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仅仅是用来防御。与长城一样，防守的不仅仅是外来军事入侵，还包括外来的思想文化意识入侵。
（二）、在北部边境地区实行军屯制度和“民屯”制度。

二、“闭关锁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一）、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几乎杜绝海上商业往来。中国与外国商人的交往，被限制在澳门，和广州河边小岛“珠海石”的小范围内（当倭寇入侵时，关闭）。而且，这种交往完全被皇家控制：在皇帝直接委派的太监的监督下进行，中方商人接受太监的直接管辖和控制，并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外国商人不能在中国的陆地上过夜。
（二）、在北部边境地区实行有限度的“边民互市”的商业交流政策，而且完全由国家主导，在由皇帝直接委派的太监的监督下进行，中方商人接受太监的直接管辖和控制。

三、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郑和下西洋，具体怎样？在明朝帝王明成祖的亲自控制下，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但是郑和七下大西洋，根本不是为了平等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而是为了炫耀国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举世无匹的中央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神权！与汉朝的张骞、苏武等出使西域，和唐朝的玄奘西取佛经及鉴真东渡日本迥异。这是一种无限度地浪费、消耗中华民族物力财力的行为，中华民族的底层“刍狗”没有在郑和下西洋中，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所以，七次下西洋后，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只能终止。

四、对外政治政策。继续延续中国历代帝王的做法：派遣的使节，主要是向西域各国或东南亚各国赏赐财物；对来访的西域各国或东南亚各国的使节，也是赏赐巨额财物，造成“四夷宾服、万国朝贡”的假象。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有来有往”的交往，是一种纯“输出式”的交往，一种“征服式”的交往，是一种靠“金钱买外交”式的交往。对中国底层“刍狗”而言，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反而无限度地增加了“刍狗”们的“税赋”负担。这种对外交往的官方政策，仅仅为了满足儒家封建帝王的炫耀国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举世无匹的中央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神权！
因为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东南亚的商人，便以“曲径通幽”之法，以外国部落使节进贡的名义，把中国的稀缺商品带进入中国境内，而获得大量的皇家赏赐，从而获取丰厚的利益。而给明朝皇帝造成“四夷宾服、万国朝贡”的假象。
准许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如宫廷天文学家、海关官员、甚至传教士等，中国政府都给予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地位，与随此地位而来的特权和豁免权。

五、天主教进入中国。在明朝末期，天主教进入中国。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龙华民等天主教传道士进入中国。他们带入中国的不仅仅是天主教，而且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天文学、地理学、几何数学、物理学……但是，天主教是以嫁接的方式传入中国，并且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相结合。例如：不反对中国天主徒的祖先崇拜，不直接反对中国人的帝王神权崇拜……中国的天主教徒一开始就是一个怪胎。

第九节   清朝的对外政策

清朝的对外政策分为清朝前期的“闭关锁国 ”的对外政策，和“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对外经济、文化、科技开放的政策。

一、清朝前期的对外政策。清朝前期继续延续明朝的“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即使大胆接纳西方传教士，中国历史上四大明君之一的康熙皇帝，号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贯中西的帝王，都自以为是地宣称：“西学源出于中国，传及于极西。”
（一）、对外扩张的军事政策。清朝的中前期采取的是军事扩张的对外政策，中国国土的疆域面积，达到中国历史上的仅次于元朝和唐朝时的疆域面积。继续采用军屯制度和“民屯”制度。
（二）、延续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在鸦片战争前，外国商人的活动，被限制在广州河边的小范围内，他们必须经过中国官方委托的中介人——也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买办”，才能进行商品交易，不能与帝国官员直接来往。
（三）、在北部边境地区实行有限度的“边民互市”的商业交流政策，而且完全由国家主导，一切商业行为，接受政府官员的控制。
（四）、对外政治政策。继续延续中国历代帝王的做法：派遣的使节，主要是向西方各国或东南亚各国赏赐财物；对来访的西方各国或东南亚各国的使节，也是赏赐巨额财物，造成“四夷宾服、万国朝贡”的假象。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有来有往”的交往，是一种纯“输出式”的交往，一种“征服式”的交往，是一种靠“金钱买外交”式的交往。对中国底层“刍狗”而言，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反而无限度地增加了“刍狗”们的“税赋”负担。这种对外交往的官方政策，仅仅为了满足儒家封建帝王的炫耀国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举世无匹的中央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神权！
准许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如宫廷天文学家、海关官员、甚至传教士等，中国政府都给予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地位，与随此地位而来的特权和豁免权。
（五）、基督教。康熙皇帝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有限度地容忍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传教。但自雍正皇帝起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清朝政府暴力取缔基督教。

二、“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一系列所谓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整个中国在清朝政府末期，共失去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一）、对外采取军事防守的政策。继续采用军屯制度。
（二）、被迫打破“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开放通商口岸，成立外国租界。外国的商品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欧美的近代“民权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识大规模地涌入中国，与儒家的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发生猛烈地碰撞，中国开始发生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欧美的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大规模地进入中国。
（三）、被迫割地赔款。
（四）、基督教。基督教的传教士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自由传教，并且享有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的特权。基督教完全以基督教的教义精神要求中国教众。基督教强行撞入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里。

三、“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反应，和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清朝政府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一系列条约。对于中国儒家封建神权统治者而言，是极其不平等的条约；但是，对中国底层“刍狗”而言，却是真正的“福音”。
（一）、中国所谓的“有识”之士，如严复等提出“师夷长、以治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完全保留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基础之上，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就是以这种思潮而实践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
然而，这些思想开明人士的意识底蕴，仍然是封闭保守、狂妄自傲、夜郎自大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他们仅仅是学习欧美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而非欧美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识体系，还极其可笑地沿用和宣扬康熙皇帝的“西学东源论”，即：“西学源出于中国，传及于极西”。例如，“洋务运动”的著名人物，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时，居然拒绝欧洲的技术人员要求检验铁矿石的科学要求，宣称中国地大物博，各种各样的铁矿石都有，根本不需要检验……结果多花无数金钱。
而且，“洋务运动”完全由国家控制和主导，也就是由清朝政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完全主宰；并且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国家认定的重要经济领域。
（二）、中国所谓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改革中国的政治体系，实行“君主立宪”制。“百日维新”，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但是，这些政治革新派人士是在尊重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当被软禁的光绪皇帝犯急躁无聊时，随便拿忠心耿耿侍候他的、根本无任何过错的太监出气。被作为“出气筒”的太监跪在地上，低头，光绪帝用左脚缠绕着太监的辫子，以右脚片儿抽打太监的嘴巴，声音清脆响亮，打完后哈哈大笑……《天津文史资料选集·一个太监的经历》像这种视人为“刍狗”的失败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争夺者，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民权至上”为主导的思想意识。维新变法的主角康有为，流亡日本后，惩罚他的已经是成年人的弟子梁启超，居然用竹板打手心，这种以维护儒家礼教尊严而表现出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能够真正拥有资本主义“民权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识吗？
（三）、洪秀全利用基督教发动农民暴动。仅仅进了几次教堂，参加了几次基督教弥撒仪式，就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的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到广西传教，愚弄无知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受到儒家封建神权残酷无情地剥削、压榨和欺辱的“刍狗”，发动所谓的“金田起义”，势力席卷中国十八个省，建立“太平天国”，坐了十四年“天王”。
洪秀全是真正的中国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思想文化意识的执行者，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只不过是他利用来争夺中国儒家最高封建帝王神权的工具。
（四）、清朝统治者的“灭顶之灾”的恐怖心态。
当欧洲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强行嫁接到夜郎自大、封闭保守的、以儒家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封建农业经济体系中，那种本能的排斥性和免疫力是何等的强烈：满清王朝从上到下都充满灭顶之灾的、恐惧的、垂死挣扎般的本能反应，以中华民族狂热的民粹主义思想为武装的“义和团”运动便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爆发了。他们妄想以中华民族的儒家封建迷信的民粹巫术，参杂原始冷兵器时代的“武功”，号称“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对抗现代热兵器。以数万视“生命为儿戏”的视死如归的“义和团”勇士，攻打仅仅四百余守军的东郊民巷，居然以惨败而告终。这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民粹愚昧和欧美现代科学技术对抗的必然结果！
隆裕太后请摄政王看戏，是马援平番的故事。番邦的戏装都是洋服装，扮演番兵一律洋鼓、洋号、洋枪。队伍出场时，鼓乐齐鸣，很热闹。摄政王看戏时，吓得不知怎么才好，嘴里念叨着，“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敢接着看戏，他以为是洋人来了！《天津文史资料选集·一个太监的经历》。
摄政王对欧美人的恐惧，并非完全来源于欧美的洋枪洋炮，而是来源于欧美的“民权至上”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冲击，而这种价值观正好是摧毁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最佳武器。然而，摄政王完全不能了解中国人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意识是多么的深厚！他只是站在没落王朝的晚期，以黯淡而短视的目光，悲哀无助地看着欧美的洋枪洋炮，携带着“民权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识，猛烈地冲击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
可见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的官场丑恶现象并非空穴来风，它是一部反映官场实际生活的纪实小说。

补记：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的命运。
铁路在中国姗姗来迟，商业铁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距离发明铁路的时间晚了整整一个世纪，其最终结局是一个悲哀的世界级的笑话。
光绪二年（即1876年），英国人修建了一条上海至吴淞之间的轻便铁路。当第一辆蒸汽机车头轰鸣的小火车试运时，争先恐后地前往围观的中国当地居民，既新鲜又极端恐怖。由儒家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中国官绅们议论纷纷：“损伤地脉，有害风俗；干天地之和，蹙生灵之命。西夷亡我华夏之举措……”
引起地方政府的恐慌而交涉。当年七月，不幸撞死了一个没有任何交通意识的中国人。上海道趁机对英国人施压，结果由中国地方当局花费二十八万两银子买断铁路，立即拆毁。英国人几乎妇孺皆知，成为茶余饭后的国际笑谈。（《曾纪泽本传》张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