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有关中国共青团中央2020年将动员千万青年下乡的消息成为媒体热炒的焦点，引发舆论反弹。甚至被戏称为“新版上山下乡运动”令舆论担忧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在重演。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一次的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通称“下放”、“插队”），是指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从1950年代便被倡导，至1960年代展开。发动知青到农村去，理论上是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年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写的按语中为此写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此后被广泛用于动员知识青年离开城市。

文革开始前，1960年代初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缺少出路，还有人也是希望通过参加上山下乡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年至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里。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这和中国1970年代达成“两弹一星”成就之后科技一落千丈的现实符合。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此之后外加文革的冲击，发觉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以及一切有关的意识形态，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真正的情况却是，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实际上，这些报道均源自共青团中央3月27日发布的一份名为《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的文件。这份文件只有一小部分提到“到2022年,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全文上下只字未提“上山下乡”这一词语。

对于这次的新上山下乡运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是不是为了缓解城镇的就业压力而新瓶装旧酒，再来一次上山下乡，我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 这次的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是，十九大上提出的“三农工作部署”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目的是让习思想在青年中入脑入心，去农村宣讲习思想和十九大精神。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子，不仅是城市青年下乡去改造农村中青年，还有城市青年自我思想改造的意图。这个和当年的“送红宝书到基层”是一个模式，当然会有一些现代元素。

第二，这次的新上山下乡的手段是，让大学生将城市的科技、文化和卫生知识这三项带到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向当地人传授知识。结合最近开放人口100万以下城市的入户问题，我想这个有它积极的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提高整体思想和文化，而带动偏远地区的经济，这个应该说有它积极的一面。当然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和观察。

第三，这次的新上山下乡的现实环境是，城市青年的确有了更多的就业压力，同时，因为经济多年高速发展后造成的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而现在的人口自由流动已经远远不是60,70年代可以比拟，所以，那种“扎根农村，奉献青春”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比较有可能的模式是，类似于援藏，援疆等，通过经济，行政等鼓励手段，让城市青年短期（比如一两年）去农村，那种“变相劳改”似的上山下乡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好了，今天是马克谈天下的第一集，这个栏目是希望通过讲解我个人对于实事热点的分析，用相对中立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热点事件，以后我会不定期的更新这个栏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